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文明史上，军队一直是政治权争的最得力工具。不但战乱年代，盛行“胜者王侯败者寇” 的强盗逻辑，即在和平时期，抓军队军权也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捷径。古有手握兵权的赵匡胤和平演变建立赵家王朝，今有军头叶剑英伙同禁军统领汪东兴一举粉碎“四人帮”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简直就是光照任何时代任何政权的普遍真理。
军人长驱直上政坛的结果，一是中国的将军特别不好当，人家老要提防你功高震主，抢班夺权。像刘邦的大将韩信，战功赫赫，最后落得谋反嫌疑，杀头了人家才放心。宋太祖赵匡胤本身靠军队起家，深知军权的利害，又不忍让拥护自己上台的哥们弟兄结局同韩信一般悲惨，乃挖空心思，想出“杯酒释兵权” 的千古德政，要求老伙计们自动放弃兵权，换取在家安享荣华富贵的皇恩浩荡。这一招果然十分见效，两方面就此相安无事，宋太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几个未杀开国功臣的仁义君主之一。
但它也带来第二个结果：政治安定，军备稀松。将军手上没有兵权，将领和下属士兵平时互相隔绝，有事出战时才临时凑合在一起，这样的军队行动效率便非常之低，以至宋朝的“积贫积弱” 在中国历史上也鼎鼎有名，偌大中华大国竟老受周围番邦小国的戏弄和欺负。后来岳飞的岳家军算是在血与火的战斗需要中艰难成长起来了，却不料敌人害怕岳飞，皇帝也几乎同样胆颤心惊，怕岳飞抢他的衣食饭碗，一代名将最后又是杀头下场。
军队卷入国家内部权争的第三个结果，是把政治生活笼罩在“你死我活” 的血风腥雨之下。不但手握兵权的将军可以让士兵掉转枪口瞄准自己的君主，如唐代安禄山；掌握侍卫禁军的头领，也能把皇帝江山玩弄于股掌之上，如汉代的一些宦官。因为权争而杀头，竟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的家常便饭。像“四人帮” 那样，被人抢班夺权而没有死刑立即执行，在中国政变史上实在是仁至义尽的奇迹。华国锋丢了主席的乌纱帽，还能当中央委员，赵紫阳仅仅受到软禁的待遇，更是唐明皇李隆基对待亲生老子李旦才有的善后手段。
进入20世纪，中国据说是发生民主革命了，古代王朝政治一去不返，可是军权决定政权的旧格局基本上没改变。且不说孙中山民主衣钵传人蒋介石，多次凭依“委员长” 的军威视国民政府最高宝座如自己家里的太师椅，上上下下进退自如，就是“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后，属于该方面的新气象也几乎丁点儿没有。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准备接班，曾经显露出尝试按现代政治牌理出牌、实行权力轮替的苗头。不幸伟大领袖不久因不满刘的修正主义，而如果按新规则出牌他很可能会输，在这种情况下，竟又驾轻就熟回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捷径，上靠解放军支持，下使红卫兵火烧刘邓司令部，终于强行把刘少奇拉下马来。华国锋下台，胡耀邦由主席变为总书记，再次透出新政的光亮，不幸邓小平也不满意胡的修正主义，也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歪门捷径，挟军队以令同志，竟像摘桃子一样摘掉顶头上司胡耀邦的红纱帽。此时的军权决定政权便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巨大绊脚石。
当然，现今中国的军政大串味自有不同于前人的特色，那就是全面深入地借鉴学习了前苏联系统化制度化的“党指挥枪” 架构，对军队建立完善了一套上至中央军委，下至支部党小组的严密控制体系。在这个方面，真不是吹牛，共党共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的确表现出了中国历史上任何“监军” 措施都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政党政治本来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台柱之一。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 派，无不以政党自命。但是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比较理性和平的政治沟通方式，它的顺利展开需要和平宽松的环境配套。就是像英国美国那样民主已然长成参天大树的国家，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局势，它的民主也受到空前严峻的考验。民主政治的老一套慢三步节律，显然无法抗衡法西斯高度集中有效的战争机器。于是罗斯福丘吉尔把人们带进战时体制，从法西斯的魔爪之下挽救了民主；同时他们本人也成为英美历史上少见的权力巨大威望崇高的政治家，让民主有识之士们事后后怕不已。假如那场战争旷日持久，或者罗斯福身体更好点，美英的民主可能就会与现有的模样大大不同。
但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当初不但压根儿没有配套环境，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而且环境还特别恶劣。它首先要革满清的命，为自己的登台亮相开辟道路。其次要救国图强，报仇雪恨，出中国近代以来被动挨打的恶气。第三，完全没有英国法国进行民主革命前早已存在的议会参政议政途径，孙中山遵照传统规则上过书，要求变革，但是人家全不理睬，一切只好硬干硬来，从无到有。最后也最重要的，革命竟革出军阀混战，自己还未站住脚，又马上面临随时被“革命” 的威胁。
因此之故，中国的民主政治一开始就面临武装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巨大压力和诱惑。为了夺权，孙中山先是与中国传统的会道门称兄道弟，后来又与军阀头目们拉拉扯扯，最后开办黄浦军校，建立“党军” ，才算终于找着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正道。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北大师生们，早先书生气十足，以为凭借主义的力量，唤起工农千百万，就能埋葬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在吴佩孚、蒋介石的军刀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先前并不特别起眼的校园工友的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至于打定主意要按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凭三寸不烂之舌在议会里见高低的形形色色民主政党和老先生们，无不落得或者坐冷板凳，或者被人利用戏耍，最后一律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
秀才见大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上个世纪初，文质彬彬的中国秀才们企图把文质彬彬的现代民主政治引进中国的时候，面对的尴尬处境。孙中山、毛泽东堪称识时务的俊杰，赶紧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古老真理投降，这才得到从众书生群中脱颖而出的丰厚回报。但是如此一来，本应在民主议坛折冲尊俎的民主政党，也就摇身一变，成了战场上决胜千里之外的战斗组织。
孙中山建立“党军” ，本意也是想让军队做政党权争的奇妙工具。结果却相反，国民党倒成了军头蒋介石手上的玩物。原因之一，是孙先生死得太早，国民党无人能统一全党意志，给蒋介石留下揭竿而起收拾残局的机会。原因之二，则在于国民党组织松散，思想不统一，在与雷厉风行组织严密的“铁军” 的正面较量角力中必然要落败。大概正是吸取教训的缘故，共产党即使在艰苦卓绝的井岗山斗争时期，也没有姑息军队的离心倾向，果断决定“支部建在连上” 。于是中共几乎从刚开始拥有“党军” 的那时起，就牢不可破地给军队配备了上有中央军委，下有连队支部的“党指挥枪” 系统。事实上，无论组织之严密，还是思想之一元化统一，古今中外的任何军队也都无法与中共媲美。所谓一物降一物，中共党组织简直就是军中骄兵悍将的天敌。
而另一方面，“枪” 本来是党的工具，它反过来也改变了党。严重的如蒋介石，演出彻头彻尾“枪指挥党” 的悲剧。次焉者如毛泽东，作为“党指挥枪” 的“代表”，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图穷匕首见，其它客套一概不管用的血风腥雨时期，他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最后倚靠军事才干，凭借军队的支持，在遵义会议上导演了一场几乎可以称做“军变” 的政变。从此，军权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构成中，一直处在核心之核心的地位。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也当了一段时间的总书记，但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没有多少人买他的账了。张闻天以后，毛泽东一身二任，既是军队最高统帅，又是党的一把手，一直到他去世。
战争年代，军队是对敌斗争的最有力工具，毛泽东挟军队以自重，最终领袖全党。和平年代，毛泽东依然挟军队以自重，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如果没有林彪及解放军的虎视耽耽，相信在中共党内政府内已然羽翼丰满的刘少奇断不会懦弱如彼，乖乖束手就擒。
这种变相的“枪指挥党” ，实际上成为破坏中共内部组织原则的最大隐患。所谓“党内民主” ，临到节骨眼上，依然是“秀才见大兵，有理说不清” ，一切“原则”都得望风而逃。
由于古今中外的军队绝大多数倾向于个人独裁领导；军事行动雷厉风行的性质也决定了民主婆婆妈妈的繁琐程序在军队里边吃不开；而且军队是一件危险的物事，政出多门容易发生问题，需要对它加以特别严格集中的管理_____诸如此类罢，总之所谓“党指挥枪” 最后只能落实为党内某个具体人指挥“枪” 。即使在民主国家，军队统帅也只有一个，很难进行多元化或者集体领导。
一旦党里面的某个人在“党指挥枪” 名义之下成为军队事实上的最高统帅，而军队又能按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法则” 合法干预政治，那么这个党的组织生活显然就无法正常开展，毛泽东、邓小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最好的说明。党内权力的天平也就必然要向掌握军权的个人倾斜。在这里，“党指挥枪”就成了共产党开展党内民主的最大障碍。不管“党内民主”的历史多么悠久，愿望多么强烈，措施多么得力，不去掉这个障碍，一切其它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那么能不能保留“党指挥枪” ，而废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古老政治规则，不让军队介入党内事务呢？这有点像既要买菜刀，又不打算用它切菜，令人莫名其妙。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初煞费苦心建立“党军” ，就是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与国防建设等等倒是毫不相干的。反过来说，假如不再愿意沿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古老法则继续惨无人道的政治斗争，改行比较文明安全的现代政治游戏规则，那也就根本用不着“党指挥枪” ，干脆实行军队国家化才更为顺理成章。
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党“党指挥枪” ，其它政党没有枪杆子，结果时时受到那个手上握有枪杆子的政党的威胁，时时担心人家会改用枪杆子“说话”，这样的政治就不能说是现代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真义，应当是各个政党和平共处，公平竞争，理性对话。那么是不是各个政党都能抓枪杆子就可以了呢？那样各政党好像是公平“竞争” 了，只可惜它遵循的是军阀混战的逻辑。它的结果是国家陷入战争状态。与民主政治毫不相干。
本来，国民党共产党最初拿起枪杆子，只是出于适应中国特殊形势的不得已。后来，尝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甜头了，竟忘记了当初民主革命的初衷，再也不愿意轻易放下枪杆子，恢复政党政治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的悲剧根源所在。
从最初不得已向传统投降，到后来作为既得利益者，变为传统的继承和捍卫者，好像是一个莫大的嘲讽。
现代的军队不再是党争政争的工具，而是国家的干城；现代民主政治是文明理性的政治，不再是野蛮血腥的政治。认识不到这一点，现代中国的政治便没有革新的希望。而只要有这点认识，军队国家化，让军队不再用于内部权争，专门对外，就是自然而然的结论。
其实英国法国从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真正走上民主之路，也都经历过军事独裁政权的曲折磨难。由于英国国王不愿与国会妥协，双方兵戎相见，议员克伦威尔受命召募军队作战。结果国王军队是给打败了，可是克伦威尔本人也由议会的一员变成了凌驾于议会之上的“护国公” ，建立起了类似当年蒋委员长“枪指挥党” 式的军事独裁。幸亏克伦威尔死后，传位给儿子理查，该理查先生比刘备的太子刘阿斗估计强不到哪里去，很快便支撑不住，辞职下台了事，军事独裁结束。国会终于恢复活动，并与流亡在外的国王达成妥协，让国王复辟，国王则承认革命带来的一些既成事实。再后来国会与国王发生矛盾，国会干脆迎回国王已经外嫁荷兰的女儿及其丈夫，让他们来治理英国。这两人本是客人，虽已反客为主，也不好多做主张，国会便又趁机通过<权利法案>，规定国会权力超过国王权力。君主立宪制从此确立。英国的民主革命到这个时候，才算大功告成。
法国革命的外部环境远比英国恶劣，一开始就受到强大的外来干涉。主持革命的议会内部更是恶斗不断。在内外交困中隐约浮现出类似中国共产革命时代对“大救星” 的渴望。于是先有罗伯斯比尔的雅各宾专政，后有拿破仑军事独裁。人们太忙，革命本来的目标反而忙得无瑕顾及。接着旧王朝在外国势力的保送之下卷土重来，因为没有英国那种互相妥协的前提，便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反动统治。这时候法国人似乎又清醒过来，记起革命目标了，发现目的基本没有达到，同志仍须努力，革命还要继续。然而法国人是浪漫而健忘的人们，推翻旧王朝，建立共和国之后，又向往拿破仑皇帝时代法兰西的光荣，把拿破仑的侄子作为又一个“大救星”推上总统宝座。该侄子不愧皇家后代，两年以后便发动军事政变，结束共和国，建立帝国。最后到1870年，北方新崛起的强大邻国普鲁士在一次战争中，一举擒获拿破仑三世，共和国才又一次借助降临法兰西。
综合起来看，民主政治虽然是和平理性的，民主革命却也常常免不了要遵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古老政治法则。 但与传统政治大不相同的是，夺取政权并不能标志革命的成功。因为革命中建立的政权常常是军事独裁的，与革命本来要求南辕北辄。唯有像蝉虫蜕壳一般蜕掉军事独裁的外皮，民主革命本来的目的才会彰显出来。虽然蜕皮的具体形式有英国式的，也有法国式的，还可能有其它方式，有自己主动自己地蜕，也有别人强迫“帮助”蜕，但无论如何，总之这层皮非蜕不可。
比较英法二国的不同历史道路，英国的自己蜕皮显然比法国在别人强迫和屈辱之下蜕皮效果更好。
假如共产党的政治家们幸而有主动结束“党指挥枪” ，不再留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野蛮“真理” 的那么一天，真正像个“政党”一样遵循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那就不仅是中国老百姓之福，连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也可能因此具有类似克伦威尔的重要过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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