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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1日讯】 前些日子﹐哈贝马斯到中国走了一趟。尽管他的名字在大陆已经不似八十年代如日中天﹐但是﹐他的这次大陆之行还是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大陆官方刻意低调处理哈贝马斯在中国的活动﹐只允许他在北大﹑清华﹑人大﹑社科院﹑中央党校和上海复旦大学作范围有限的“学术交流活动”﹐且每次参加的人员也大都由官方挑选。不过﹐从哈贝马斯在大陆的言谈来看﹐官方的这种防备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哈贝马斯的大陆之行﹐很是让新左派们兴奋了一阵。作为“西马”的标志性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不留情面的抨击﹐成了大陆新左派攻讦大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因此﹐新左派原本期望从哈贝马斯此行中会得到一些新的精神支持。但是﹐他们大失所望了。
哈贝马斯在社科院的讲演中﹐谈到了中国的新左派﹐只不过话语中充满了不屑。哈贝马斯说﹐他看到了大陆新左派的头面人物汪晖（《读书》奖风波的当事人）的一些文章﹐内容姑且不论﹐只是文章的价值取向就有问题。紧接着﹐这位被新左派寄予了极大期望的学术大师在中共为他提供的讲台上﹐提出了他对学术观点的基本价值判断﹕无论如何﹐一个学者不能去为一个专制政权辩护﹗
哈贝马斯的话讲得正是时候。
近两年﹐大陆一些学者在言论﹑学术均无自由的情况下﹐提倡起了所谓学术价值中立﹐开始建构所谓学术规范﹐似乎在中立的基础上遵守学术规范﹐就可以与官方相安无事了。试问﹐在当道的价值基础﹑学术指导思想不能偏离﹑不能动摇的情况下﹐真的会有什么不触怒官方的中立的价值和客观的学术规范这么回事﹖真的会存在那种没有自由的学术上的“帕累托”境界﹖
当然﹐像新左派那样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然为专制政权辩护的所谓学者毕竟是少数。但是﹐许多学者在价值“中立”了之后﹐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结论﹐却越来越与官方的意识形态说教相近或相似﹐这就是一个颇值得人们玩味的现象了。有的学者﹐在官方发动的各种运动中不落人后﹐向党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学问”﹐而后以一句“尽言责”来宽慰自己﹐让良心逃避价值的拷问。更有学者﹐在十几年的“反思”之后﹐竟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得出和党一致的结论﹐曰﹕不采取十几年前的“果断措施”﹐中国就不会有后来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对这样的反思﹐李慎之曾经评说﹕什么“反思”﹐无非是为自己的堕落和犬儒寻找借口罢了（大意）。借此﹐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学术规范”﹑“价值中立”﹐无非是为自己对身边的罪恶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同流合污的行为寻找借口罢了。
哈贝马斯告诉我们﹐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学问﹐也不论你的观点是什么﹐你的“学问”无论如何不能用来为专制政权辩护﹐在这一点上﹐本无什么中立的价值可言。
自然﹐哈贝马斯的这一姿态﹐使原本要借机做点文章的新左派大为恼火。他们在文章中语带讥讽地发问﹕“谁握过哈贝马斯的手﹖我们也要握一握他的手﹗”言外之意﹐谁的手都不干净。
实际上﹐谁握过哈贝马斯的手﹐抑或哈贝马斯握过谁的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有人告诉你“皇帝的新衣”是怎么回事后﹐你就不能再以“中立”的借口去抱专制者的大腿﹐甚至更加等而下之﹐去舔专制者的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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