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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日讯】 “六四“将至，在网上看到郑义先生的《未完成的忏悔》和鲍戈写的 《”血的教训”在哪里》，心生某种同感， 也想写几句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
郑异先生的文章提及：十二年前，在那场伟大的运动中被分别判处无期、20年及16年徒刑的三位湖南浏阳人是学生纠察队亲自将他们送警察的。有报道说，三人中被判最重的喻东岳在牢狱中遭受种种非人待遇，被折磨得精神失常，骨瘦如柴。我想，当时学生此举，意在衬托那场运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别。
八九年前，北京有两个很有名气的组织化团体。一个是官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这个所玩的路径是体制内改革法，就象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围着光绪皇帝搞改革一样，所的头是现在在美国流亡的陈一咨先生。另外一个名气很大的团体是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简称社经所），他们走的是建立体制外思想库的路子，领头的是陈子明、王军涛，这两个人现今一个在国内保外就医，一个在海外流亡念书。按理说，陈一咨先生领导的体改所干的是与共产党”与虎谋皮”的生意，陈子明、王军涛牵头的社经所作的是与共产党这头狮子谋皮的买卖，他们实际上都在一条道上跑。可那时，这北京城少有的两股力几乎拧不到一股绳上去。据说，体改所有内部规定，不要跟社经所的人接触，以免坏了走体制内改革路径的大业。但后来所事情很滑稽：体制所和北京社经所都在1989年被连根拔掉，体制所和社经所的人或者失业、或者进秦城监狱或者到海外流亡。
人们每年都在反思”六四”，我觉得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几乎没有人不明白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所有反共力量联合起来，可海内外的反共力量就是团结不起来。为什么那些骨髓子里想作同一件事情的人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声称或潜意识里要与他人或者某组织保持距离？划清界限？把那有限的力量在无形中消耗殆尽？就象十二年前的”六四”学生要与”浏阳三君子划清界限、体改所要与社经所划出界限那样。鲍戈先生写的 《”血的教训”在哪里》还提到某科学家夫人教悔流亡的学生领袖不要参加民运，更不要加入民运组织之类。
（请恕我寡闻，不知道这种事是真是假。）共产党和国民党这样的对手都可以暂时抛弃歧见，联合抗日，为什么天下反共人士、组织就不能先抛弃分歧，联合起来抗共？”六四”十二周年纪念来临之际，郑义先生撰文提出为12年前学生纠察对把湖南”浏阳三君子扭送公安局一事进行忏悔，在我看来，最值得忏悔的是：应当为当今反所有力量不能团结一致、一盘散沙进行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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