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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2日讯】德国电视一台驻北京摄制室记者5月30日报导：
1996年秋天，在我作为驻北京摄制室负责人出发去北京之前，一个好心的同事安慰我说：“只要与政治无关，所有在中国发生的事你都可以报道。”而这几年我在中国学到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事情都与政治有关，至少按照那些负责我们的官员们的观点是这样。他们使驻外通讯记者这个梦想中的职业越来越变成噩梦。
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报道不得有“反中国的”、不得有“反社会主义的”，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不许批评。例如1999年10月中华民族要欢庆中华人们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而我们却特别地被工作卖力的官员们阻扰。
如果事情棘手就会出现“技术故障”
我们在使馆区的摄制室没有进行卫星转播或直播的技术装备。这在中国是禁止的。我们必须经过政府控制的国家电视台CCTV发回消息。这样在一些情况下就会出现“技术故障”。有那么几个新闻报道就是这样从没能发回汉堡去。
其实这只是个别的例子而已，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不需要检查。他们信赖严密的控制网，暗中盯梢和各种牵制。
在我和摄相师科曼德和音响师马厄在中国途中进行采访前，必须首先克服种种障碍。如果我们想在北京以外的地区拍摄，必须在此之前经过一个很漫长无聊的手续。对此负责任的是外办、省政府的外国人办事处，他们要精确地知道，我们想拍什么以及何时、何地和为什么。
例如，我们拍了一个名为“亚洲面貌”的系列报道，内容是关于一个南部的少数民族。在哪个村庄允许我们拍摄以及我们的采访对象等都由外办决定。其中正好是没有那些北京的领导们不愿意看到的人，也没有那些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的人。村里的人异口同声地颂扬着共产党的英明决议。当然在我们到来时，巷子里和院落里都干净异常。孩子们在这一天也穿上了鞋子，老酒鬼们被赶走，没有人懒洋洋地在酒馆里呆着。
得到消息非常困难
我总是很勤奋的学习汉语，但是这却满足不了多于礼貌性的交谈。语言障碍对十分好奇的记者来说是个真正的不利因素。然而就是当我们的制作人多尔和翻译陈家杨（音译）进行电话调查以及直接向公司、个人或者是政府机构提问时，我们得到的回答经常只是简单的：“我们不允许提供信息。请你们和外办联系。”
想得到消息在中国是罕见的困难。国际互联网上的最有意思的网页都被封锁。对重大的政治比在任何地方都要封闭。在共产党的幕布后面到底进行着什么，我们只能进行猜测。以前在莫斯科的同事称这为“克里姆林宫占星术”，驻中国的记者们直到今天仍须掌握这一科。
“我们没有相关的图片”
在1999年10月1日军事大检阅前，我们的编辑部门追问我们有关中国国庆五十周年的事。一节目计划者希望我们能采访一个政治异议者的家庭。那时我们有很大的困难，能无危险地采访那些没被怀疑的目击者们。也许某个人是损伤毛泽东的形象的、质问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或者批评当前的时政的。我们的剪辑师经常制作不全一些大的事件报道。我们给德国电视一台的时事节目中的消息只能说：“我们没有相关的图片”。
我们怎样做到在一个把洪水和地震都当作国家机密的国家里得到消息并发布出去呢？答案是：费尽心机使用各种手段，但首先是得有很多很多的耐心。谁如果没有在这里学会采取迂回曲折的方法达到目标，他就会很快得胃溃疡。其中的一个艺术就是，你得寻找合适的时机。
如果我明天在中国申请作一个关于卖淫、艾滋病或者贫穷方面的报导肯定会遭到拒绝，但有时候共产党自己也不得不公开地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报道。当他们自己在追责卖淫或腐败现象时，德国的电视台也就允许随着这股风进行报道。……
所有摄制室的工作人员们都觉得在中国的工作很费神，但同时又很丰富。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很配合我们的陪同，他们能冒着危险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也就同时经历了中国人是怎样施计谋躲过监控系统或者干脆对此置之不理的。
我们的特殊的责任在于维护中国的信息来源。我在与此矛盾的事件中丢失的不多，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将会驱逐出去。但那些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人或者我们的采访对象却往往得冒着坐多年监狱或被劳教的危险，如果他们对我们讲了一些会被某级政府归为国家机密的事情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网就特别困难。没人愿意来我们的摄制室。我们的摄制室所在的楼房一直被监控着，在入口处中国人得出示他的证件。我们的传真机和电话机也同样不保险。没人知道，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开转着磁带。一点也不奇怪，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人一般都坚持在露天碰头。
……
我的梦想：当中国在以后的年月里经历了些什么……，我能在北京和一个理想的摄制组在一起。一场社会变更，它会很顺便地赠送给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们正常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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