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生命的浪费——沈从文的内心独白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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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25日讯】 1949年,面对政治、社会的苍黄巨变,几乎每个知识份子都要做一种“何去何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名作家沈从文当然深知这种变化的时代意义,更明白这一巨变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于是毅然搁笔,在年近半百之际突然彻底改行,转而从事远离“意识形态”的文物研究。

沈先生对文物虽向有兴趣,但对真正的文物研究,却可说是一无所知。然而此后的几十年,他一直潜心悉心,从头学起,孜孜不倦,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甚至恶劣,都多少年如一日地埋首斑斑驳驳的文物之中,最终取得令人惊叹的累累硕果,成为文物研究的专家。从感情奔放激越的文学巨匠到冷静理智的文物研究大家,人生转折的跨度如此之大,他似乎心甘情愿,似乎几十年“心如止水”,过去的一切似乎全都淡忘,否则,何以能在冷清寂寞的文物研究中取得那样丰厚的成就?然而,他在1961年所写的一篇尚未完成、当时也未准备发表的草稿却表明,他对自己后半生的转变其实是“心有不甘”,深叹这是“把生命浪费了”。这篇尚未完稿、文字也未经雕?僋晹钓岏W的文章实际是沈从文痛苦的内心独白,使我们得以一窥沈先生那看似平淡、实却充满悲情的内心世界。

说来更令人感叹,这篇名为“抽象的抒情”(文收外文出版社《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1994版第21-27页)的文稿,是在被查抄数年后退还的材料中发现的,有些字句的下面还有专案人员用红笔划的道道,表示这些字句的问题更为严重。

面对新时代,沈从文先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新时代对艺术从内容、形式到手法都有全新的要求,结果必然是“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而且,“作品已无所谓真正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伟大意义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变。”对在旧时代已经“成熟”的艺术家来说,要他在政治行为、生活和工作中迅速转变并非难事,但这种转变“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沈先生无疑不愿“胡写”,只能选择“不写”。当然,他并不否认这种文艺观念转变的意义:“尽管还有许多人不大理解,难于适应,但是它的发展还无疑得承认是必然的,正常的。”不过他的笔锋一转,认为“问题不在这里”,在于对“如何创造作品”的简单化,“以为只是个‘思想改造’问题,也必然落空。即补充说出思想改造是个复杂长期的工作,还是简化了这个问题。不改造吧,斗争,还是会落空。因为许多有用力量反而从这个斗争中全浪费了。”在这几十年间,“改造”“斗争”一直不断,结果呢,茅盾、曹禺、老舍、巴金……这些当年的文坛巨匠,在政治、生活和行政工作中确已基本转变,在文学上也力图写出符合新时代的作品,然而虽经十分努力,他们究竟写出了几篇超过自己当年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改造”、“斗争”确实已经“落空”。人的力量,或者说生命的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发挥,反而受到重压,白白浪费。沈氏颇为痛心地写道:“正如同一个现代科学家懂得稀有元素一样,明白它蕴蓄的力量,用不同方法,解放出那个力量,力量即出来为人类社会生活服务。不懂它,只希望元素自己解放或改造,或者责备他是‘顽石不灵’,都只能形成一种结果:消耗、浪费、脱节。有些‘斗争’是由此而来的。结果只是加强消耗和浪费。”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生命、生命的意义不被理解,不被重视;强调共性,否定个性。“必须明白机器不同性能,才能发挥机器性能。必须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文学创作有“一般性”,但“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适宜用同一方法,更不是‘揠苗助长’方法所能完成。”否定个性,就是否定生命,因为人不是机器(何况机器还有“不同性能”)。他虽然“自觉”远离文坛已有多年,但对文坛发生的一切却是清楚的;或更准确些说,正是由于他在十余年就已料到这一切,所以才决心远离文坛。文学标准完全为政治标准所取代,文学已经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或简单的“传声筒”,对此,他当然不满,更加担扰。文学的困境在于受到“过度严肃的要求,有时甚至于在字里行间要求一个政治家也作不到的谨慎严肃……唯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小说作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几个字下被专案人员划了红线)。虽然“乐意”,却无法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来,最终还是“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如果“不乐意”,干脆就无法写任何东西,更是“消失了”……走笔至此,沈先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下处境,不能不更有一番感慨:“这也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种工作上,表现得还不太坏,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真可谓‘辜负明时盛世’。然而他无可奈何。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因为内外种种制约,他只有完事。他挣扎,却无济于事。他着急,除了自己无可奈何,不会影响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虽然他已“全心全意”从事文物研究,但心灵深处真正热爱的依然是文学,那才是“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对他来说,文物研究只是在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当他刚转行时,常到展厅而不是在办公室学习,结果受到“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的批评,而在取得一些成绩后,又受到“白专”的批评。在“文革”中所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文收上书第28-38页)的检查稿中,他不无辩解地说:“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他的自我辩解(“从个人兴趣出发”当时是知识份子的主要“罪状”之一),更是他的由衷之言。

在“抽象的抒情”中,他颇有些自嘲地写道:“他明白个人的渺小,还比较对头。”“如还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是“妄自尊大”,因为“时代已不同。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又恰恰生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对于这种时代的特征,他一针见血地写道:“在某一时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成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这和社会事实是不符合的。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了,必然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隔阂,猜忌,消耗。”沈先生虽不是理论家,却以文学家的敏感触及到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本质特征和症结所在。正是这种把人简单、严格地分为“敌”“我”,一切都归结为“政治”的主导思想,导致了强求一律、万马齐喑的局面。他认为,对人“只要求为国家总的方向服务,不勉强要求为形式上的或名词上的一律。让生命从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营养,也能从新的创造上丰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内容。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生命、创造、创造力,是沈先生一贯推崇、珍视的。生命一旦被压抑,创造力就被摧毁;如果没有创造,生命便如枯萎的花朵,失去了本来意义。他理想的社会是“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这句话下被专案人员划了红线)他坚信,“社会发展到到一定进步时,会有这种情形产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时候。”何时才能如此?他回答道:“大致是政权完全稳定,社会生产又发展到多数人都觉得知识重于权力,追求知识比权力更迫切专注,支配整个国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识,不再是支配人的权力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支配人的权力”。所以他希望掌权者“如把知识份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生产对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份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如为人既少权势野心,又少荣誉野心的‘书呆子’式知识份子,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这本身,其实就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书生之论。当时的掌权者认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工具,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未解决、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一定要“加强思想革命化”,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二者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当然,沈从文先生明白在时代、社会面前个人的渺小与一己的无奈,自己所写这些至多只能是私人“抽象的抒情”。然而由此我们终才明白,沈先生虽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钦佩不已的丰硕成果,但内心深处却一直隐隐作痛,因为从他对生命本质的体认来看,无论自己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

──原载《问题与主义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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