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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判者众眼看中的首先是作品的文学语言﹐因为作品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语言﹐正如绘画的艺术要体现在画面的真实上。当然作品语言﹐离不开作者古今中外雅俗诸种语言的修养﹐生活阅历的深厚﹑广博及触类旁通于音乐﹑绘画﹑书法﹑民俗各类艺术形式的采撷﹑涉猎。为反映瑰丽多采﹑悲欢离合的人世﹐用音响﹑用色彩﹑用雕塑﹑用语言。后者最不具象﹐而内涵又最丰富﹐可以引起读者再创造。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及太虚幻境﹐在不同涵养的读者中﹐显象各有不同﹐线装本中的绣像全图反而显得死板﹑呆滞﹑毫无生气。音乐评论家说从交响乐一八一二序曲中可以听到拿破仑进军中步兵的脚步声﹐中国古典绘画评论家说上乘山水水墨﹐让人渴望进入其中﹐徜徉其内。当然达到如此化境﹐艺术大师都有超凡脱俗的性灵。
譬如一般游记总不免透过爱国的情怀﹐社会的眼镜﹐看到繁华似锦﹐游人如织。而在高行健君眼中却直透本来面目。例如首章写即将开辟的八十年代的乌伊小镇﹕
“那种地方一切都旅游化了﹐到处都停的旅游车﹑到处都有导游图可卖﹐所有的小店铺里都摆满了印有字样的旅游帽﹑旅游汗衫﹑旅游背心﹑旅游手帕﹐连接待外国人专收外汇券的旅馆和只凭介绍信接待内宾的招待所和疗养院﹐更别说那些争相拉客的私人小客店﹐都以这块宝地的名字为标榜。”
再看作者写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盛况﹕
“在人看人﹑人挨着人﹑人挤人的山阴道上﹐再抛些瓜果皮﹑汽水瓶子﹑罐头盒子﹑面包纸和香烟屁股。”
这种世俗场面﹐世俗人习以为常﹐但画家却别有情怀﹐书中的“他”接下写道﹕
“这里想必早晚也逃不脱这种盛况。你总算乘那些鲜艳夺目的亭台楼阁尚未修建﹐赶在记者的照相机和名人题字之前﹐你不免暗自庆幸。”
这种要看透事物本来面目﹐便是画家的眼睛。文学批判家总看重作家对生活的洞察力。其实这种洞察力也不免受社会思潮﹐时髦主义的浸染。人是社会的动物﹐作家每每难以脱俗。如作家姚雪垠写长篇四卷“李自成”﹐研究了明史﹐考察了地理山川﹐书中对自然景物如伏牛山﹑熊耳山的夜景都有美丽如画的描写。但写李自成指挥若定仿彿井岗山上打游击的毛泽东﹐写半边天的高夫人简直如歌颂正在文革当时﹐叱咤风云的江青一般。被打成右派的老作家﹐偏偏要戴上红色眼镜﹐以表明自己不是右派或已改过而脱胎换骨。红色眼镜为害之烈﹐在大陆是普遍现象﹐许多文人挨过整﹐下过狱﹐平反之后﹐整起人来比左派还左﹐或为表明心迹或因整得不够没有整死。青年作家珂云路以写文革中学生下乡运动的“蹉跎岁月”名世﹐写大陆现实﹐也够写真﹐及至写“大气功师”﹑涉及玄奥的“新世纪”则力不从心﹐难以胜任﹐所谓破译玄学典藉﹐则不知所云﹐把读者拖入五里雾中。
因为今日的大陆是五千年古国的破坏式继续﹐若反映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必具慧眼。
苏轼评唐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实为确评。这与摩诘居士佛学涵养有关﹐如鹿柴五绝﹕“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简直是一幅画﹕冷月透过竹林墨绿﹐歌吟交织琴韵﹐音响透过了画面。至于写终南山别业﹕“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分明是画家的眼睛﹐纸上写出了光线和色彩﹐还有动感和节奏。至于“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则声响与物动混合﹐竹声﹑水声﹑人声都摄入一群浣女喧闹竹林﹐渔舟冲开莲丛的画面之中。高行健君比之王摩诘居士﹐兼有油画之常。我看过许多古今泰山游记写落日﹐尽皆平平﹐盖因画家的眼睛﹐作家难以兼备。高行健未去名山只写荒山落日﹕
“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橙红的﹐团团如盖﹐通体光明却不刺眼。你眺望两旁山谷收拢的地方﹐层恋叠嶂之处﹐如烟如雾﹐那虚幻的景象又黑悠悠得真真切切﹐将那轮通明的象在旋转的太阳﹐从下端边缘一点一点吞食。落日就越加殷红﹐越加柔和﹐并且将金烁烁的倒影投射到一湾河水里﹐幽兰的水色同闪烁的日光便连接一起﹐一气波动跳跃。坐入山谷的那赤红的一轮越发安祥﹐端庄中又带点妩媚﹐还有声响。你就听到了一种声音﹐难以捉摸﹐却又分明从你心底响起﹐弥漫开来﹐竟跳动了一下﹐象踮起脚尖﹐颠了一下﹐便落进黝黑的山影里去了﹐将霞光洒满了天空。”
这令人想起腾王阁序中王勃对夕阳描绘的名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高行健说﹕“语言不止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
作者“确实可以多多少少做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
俄国十九世纪文学批判名家伯林斯基有句明言﹕
“第一个用鲜花形容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是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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