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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8日讯】 文学爱好者年轻时﹐往往有作家梦﹐以为名利双收﹐无限风光。其实文学高手﹐为忠于真实﹐被砍头的不少。屈原不肯歌颂当局已经投江﹐后汉孔融﹐晋代陆机﹑郭璞都亡了头颅。俗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其实司马相如的汉赋﹐毫无美学价值﹐铺陈词藻﹐佶屈聱牙﹐言之无物﹐只因是汉武帝御用文人﹐奉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头是保护得很好﹐但文章也就成了废物﹐只能在文学史上聊备一格。
可见美学与伦理学大有关系﹐可惜二者的关系既不在伦理学也不在美学探讨之内。
(一) 高行健君破天荒地总结了美学与伦理学的内在联系﹐他在瑞典颁奖典礼中致答词中说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至高无上的伦理。”
他以真实为桥梁把美学与伦理学入木三分地联系起来──真实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多少道德文章先辈为此而砍头。
为华夏子孙留下正气歌的文天祥临刑前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恨。”
燕王造反夺权﹐恳求方孝儒写诏书﹐以文过饰非欺骗天下﹐方先生为文学之真实﹐不仅自己失头﹐也连累了九族几百人丧命。
高先生说﹕“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忠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美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
鲁迅与郭沫若﹑茅盾为同时代名家﹐就伦理学的涵义上﹐高下立判。不仅茅盾晚年屈从于周扬等党内实权派﹐对历史作有益于周扬的歪曲﹐而郭沫若一再表示景仰毛泽东﹐晚年也被四人帮压折了腰﹐文革初即一再检讨所有著作都该烧掉﹐唯有时髦无名极左作品《欧阳海之歌》才配传世。但鲁迅若活到斯时﹐头可断﹐腰未必折。
老舍被文革发狂群众痛殴后﹐不堪侮辱﹐投身北京太平湖﹐但从其自身作品评价﹐《方珍珠》等归顺作品较之《骆驼祥子》在美学判断上相差远矣﹗
现实情形比较复杂﹐美学﹑伦理学遇到中共双枪将──抢杆子﹑笔杆子加上江泽民厚脸皮﹐独家大嘴吧子﹐任你有万千真理﹐一律活埋﹐比砍头更彻底。最近连南方周末这样的小报也割头换脑﹐作家有言﹐何处发表﹖类似报刊被江泽民割头或活埋的不下数千﹐因此倒霉饿饭改行的记者更难尽数。
(二) 高先生说﹕“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语言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
实情真是这样﹕名作家张恨水及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前辈宗师﹐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蜗居北京﹐不敢发一点声音﹐还终难摆脱“历史反革命”的恶运。女作家文学语言大师谢冰心懂得写作要上边许可﹐除四九年初《小桔灯》一篇小文﹐五十年封笔无一作品。冒死搞学术研究的如今日女学者何清涟﹐被软禁蜗居﹐等于活埋﹐取消著作权﹑发表权﹑讲课权。有的命令改行﹐如剧作家曹禺文革中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守门房﹐看大门。若想发出声音﹐除非在街上大喊﹐发表简短演说﹐大喊口号﹐这样又会被送入精神病院当疯子整治﹔若冠以破坏稳定﹑破坏社会秩序﹑破坏法律实施﹑破坏…﹑破坏…﹐可名正言顺地送去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或今日江泽民改名叫关心健康中心﹐更是活地狱﹐作家健康交给江泽民去关心﹐肉体也就开花了。
有人说作家未受迫害。丁玲分配北大荒﹐王蒙充军新疆不说﹐仅胡风给党中央上万言书陈述文艺理论及主张﹐几百名作家﹑文人冠以胡风分子打入监牢﹐绿原﹑艾兴等无数作家从人间消失﹐一位小提琴家因列席“胡风分子”召开的艺术座谈﹐也被打成胡风分子﹐一生不得翻身﹐凡有运动﹐必皆陪斗﹐台上作喷气机姿式﹐让台下群众尽情批斗。名作家巴金﹐几万人批斗﹐把他放在提升机上﹐供全上海市民批斗如看耍猴一般。艺术家盖叫天游街示众﹐不甘屈辱被打折了腿﹐含冤而死。老作家廖沫沙与吴含﹑邓拓文革前在北京晚报上阔了一豆腐块小专栏﹐名为三家村﹐除邓拓自杀免受非刑﹐余二人天天批斗﹐回回挨打﹐还被骂故意喊疼。吴祖光先生有专著XX名文艺家之死﹐记录了周信芳﹑马连良﹑李少春﹑盖叫天﹑老舍﹑邓拓等几十位名人的死﹐惨苦无比。
诚如高君所说﹕“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三) 现实的美学与伦理学之关系竟如此深刻﹑残酷﹐究其原因﹐高君认为﹕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
作家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
(四) 或谓大陆作家车载斗量﹐有名的不少﹐为何诺贝尔奖评不上去﹐定是政治偏心。
高行健在《文学的理由》中给读者及批判家奉送一面镜子──“作家对人生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可看出。”
这一席话倒是直来直去﹐无论读者还是作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勿需骗人﹐也骗不了人。
已故作家刘绍棠﹐十六岁开始发表小说﹐一生笔耕不断﹐他坦言干涉不了政治﹐因此一生写故事﹐按着阶级斗争的框架﹐小心不得罪当局﹐还是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度批斗﹐一生为不招灾﹑不惹祸的文学写作到死。大陆小说﹑电影﹑电视剧大多类此﹐至多拐着弯讽刺﹑调侃一下﹐以不惹祸为限﹐如《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市民文学类电视剧。
也有不着痕迹﹐拍马歌颂改革﹑肃贪的电视剧﹐为了获得上演通行证﹐因为姜文编导的《鬼子进村了》也遭枪毙。揭露日本鬼子也不允许﹐不知触犯江统那根过敏神经。
今日大陆到乌克兰重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切‧盖瓦拉》之类则是存心愚弄民众﹐妄图作挽救江统的救命稻草。
在大陆之外﹐观察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更为复杂﹐有的申请避难﹐痛说受中共迫害之身家血泪史﹐拿到绿卡或洋籍摇身一变而为歌德派﹑但盯派﹐写篇推荐华人明星的报告﹐也被捧为作家会长﹐有的大写促统文章﹐介绍大好山河﹐私下专骗大陆冤大头﹐大捞黑心钱不一而足﹐人心不古﹐文如其人的老话已昨是而今非﹐骗子风行﹐鬼话连篇﹐口不对心﹐盖江家德性已通过使节手段﹑特工喉舌传播海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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