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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9日讯】全球化–作为国际间某种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扩展过程–早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了。远的不讲，上个世纪初，资本的国际化趋势已经初具规模，”资本无国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不是一个新奇的口号。与此相对抗的是以”工人阶级无祖国”为口号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蔓延。这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全球化运动都试图在国际资本，国家、个人的相互关系中建立起一个合理的、持久而令人信服的秩序。同样的，上个世纪末，特别是1989年以后兴起的全球化运动其原动力无非也是向着一个更合乎人性的、可永续发展的国际资本、国家、个人的相互关系发韧的。虽然，我们看到了西雅图、华盛顿、魁北克等地的反世界自由贸易的抗议活动，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新左派”反全球化的思潮，但是与上面所说的两个全球化运动所遇到抵抗相比，此次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所遇到的阻力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禁要问，原因是什么？我以为，这次的全球化除了资本的国际化和世界自由贸易这一重要内容外，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内容，那就是以人权的普世价值为根本的全球民主化。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各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上，而且表现在非民主的国家的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以及对民主国家给予他们支援的期待上。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民主充满信心。
然而，在实际推动全球民主化的具体行动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资本的全球化基本是拥有资本的国际资本家推动的，资本向回收最高的地方流动自然的趋势，是诸个体的自动行为促成的，但是，推动全球民主化和在一个国家内推动民主化一样，它需要集体行动。比如说，面对着象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从最自私的角度上考虑，每一个民主国家都会希望所有其他民主国家来承担人权外交的职责，而自己却与中共搞好关系，以便在争食中国的市场大饼的时候抢占有利位置。而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有理由假定其他国家和它一样想，因此大家都怕被别人甩了而不愿”冒傻气”单独做”恶人”。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更是如此。这样以来，虽然全球民主化符合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利益，但是大家却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而无所作为。就拿”世界贸易组织”(WTO)来说吧。”世界贸易组织”是以推动全球自由经济为其宗旨的。一个经济能够称得上是自由经济，它基本上要做到资本自由流通、商品自由流通、劳工自由流通和资讯自由流通以及在这四个自由流通下的公平竞争。但是，在可见的未来，劳工的自由流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如果WTO推动的自由经济要更接近真正的”自由”的话，从道理上讲，它就不能忽视人权标准的普世性，它就应该在其法规和实践中主动改善各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但是，人权并非WTO的议题。还有，资讯的流通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受到政府钳制，WTO不仅没有设法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政府的实际贸易政策以便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督，而且其本身作业就具有相当程度的黑箱化。我想这就是西雅图抗议活动的主要领袖之一罗瑞华拉士(LORI WALLACH) 所说的”全球经济的民主赤字”，换句话讲就是，全球化还欠着全球民主化一笔账呢﹗这种情景和中国现状有一个类比，我们可以用”中国经济的民主赤字” 来描述中国现代化所欠民主化的那笔账。正象我们面对着中国常常要问”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会在那里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的问题一样，面对着全球化，我们不禁要问，全球民主化的动力会在那里形成集体行动呢？
除此之外，围绕着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尚没有答案。
到底政府的哪些职能会在全球化的环境下逐渐被跨国公司所替代，哪些职能会固守下来？全球化最终是否要求一个或多个国际政府，如果是，它们将替代国家政府的哪些职能和跨国公司的哪些职能，它们应该不应该是民主的，选民为谁，非民主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参加国际政府，如果可以，该国的民意如何在国际政府里体现？国际政府是不是必要的恶？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除了少数非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外，在全球范围内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在实际中如何实施，尺度如何把握？
有些人认为，全球经济使富国更富穷国更穷，这个结论显然不是总对的。许多国家由于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而变成发达国家。要解答的问题是，一个落后国家在什么样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参与全球经济会使它拉进和先进国家的距离，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使它扩大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市场经济也并不是总是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会使贫富悬殊如此之大，而且越来越严重？
中国闭门锁国的时期是中国最糟糕的时期，而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闭门锁国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现代化或政治民主化的，坚持开放应该是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无力与国际私有企业竞争，加入全球经济会使中国的基础工业和金融业遭到全面的打击，中国是否应该等完成了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等中国发育出真正市场和一大批有竞争力的真正企业家掌控基础工业和金融业以后再加入全球经济？如果等，会不会错过了时机，使中国更落后？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和资本家的利益是趋同的，中国的市场化造成了政府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所以民众以自身的利益出发要求民主化的行动常常会以反资本主义化的面目出现，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前景意味着什么？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价值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不总是一致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国际资本和资本家不断进入中国，将在什么方面和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中国政府与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对中国的民主化意味着什么？
在全球化的环境之下，地理和文化较接近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经济上呈整合趋势，比如说，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然而没有人对同种同文的中国大陆和台湾近期内建成统一市场抱有信心，为什么？两岸加入WTO后，两岸关系的走向如何？大陆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化途经才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台湾有没有义务支援大陆的民主化？台湾的国际化是否损害大陆民众的利益？
这些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是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前途戚戚相关的，是应该认真思考的。这些问题困扰了我许多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有幸聚集了三十位优秀的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次研讨会可以一一解答上述问题，也许有些问题永远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我相信我们两天的研讨会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带到一个新的层次。我期待着各位的高见，我期待着大家自由而热烈的讨论。
谢谢各位。
(“全球化与中国及两岸关系 ”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2001年7月1日·华盛顿·美国-音整理：九辉)
──原载《中国之春》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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