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清心:北大未名湖畔 曾经的一家人

玉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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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8日讯】2006年初,一则公告贴在了北京大学最后一处平房区朗润园内。这意味着位于未名湖以北的这所园子中的所有的平房都要拆迁。朗润园164号,五间一栋的北房里,曾经住过一对教授夫妇及他们的一双儿女。一家人在此生活了半个世纪,经历了连年的风雨。而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印迹,随着老屋的拆除,一起灰飞烟灭了。

这对教授夫妇,就是中国冶金专家赵锡麟先生和他的德裔妻子克娣‧林克(Kethy Link)女士。赵锡麟早年留德,与妻子相遇在柏林工业大学,并相爱成婚。学有所成的赵锡麟早在德国时就已经成为特种钢领域的权威。据说,当年纳粹德国投降,美军代表团去接收德国的科研设备资料,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位中国人:钱学森是美方成员,赵锡麟是德方成员。精通四国外语的赵鑫珊先生在北大第一次听到赵锡麟和美国人讲英语时惊叹道:“说得太正宗、太流利了!”

抗战胜利后,赵锡麟决意返回自己的祖国。1946年林克女士辞亲离乡,携着一儿一女跟随着丈夫回到了中国。赵锡麟先在天津北洋大学,后在北京钢铁学院做教授,其夫人则在清华任教几年后调入北大西语系教德语。林克女士将丈夫的姓放在自己的姓氏前面,称为“赵林克娣”。夫唱妇随的赵太太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按中德两国的传统观念论,都是贤妻良母。

1957年,一家人从清华园搬到了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居住。荷花池塘边“那一弯湖水、一片浮萍、一座石桥、一顶凉亭”的诗情画意没过上几天,赵锡麟在钢院就被划为“大右派”。他只是私下里说过“苏联培养出的冶金专家不如德国”,就定罪“攻击苏联专家”。他给当时的教育系统工作提了几条意见和建议,罪名为“诋毁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他因此被降职降薪,削去了教授头衔,贬到图书馆,工资则从三百减至一百。

他在图书馆的工作主要是扫厕所,期间还到农场喂过猪。扫到第二十一个年头上,有人对他说:“你的右派划错了。”就了事了,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满腔热血的的爱国英才,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才能报效祖国,便一闷棍被打入冷宫,被惩罚羞辱,扫了二十一厕所。

赵锡麟被摘掉“右派帽”时已年过花甲。抡棍子的人只对他说了一句“打错了”,连声“对不起”都没有。为人乐观豁达、风趣幽默的赵锡麟教授,面对二十一年的逆境,能超然一笑,但也欲哭无泪。

所幸的是,带了右派帽子后,他没被轰到边远荒凉的农村去劳动改造,能扫厕所已经是很幸运了。这份“优待”,显然是沾了洋夫人“外籍教授”的光。而北京钢院有名的三位大右派“二刘一赵”,除他赵锡麟“一赵”幸存外,那“二刘”早已魂断西北戈壁滩上的人间地狱“夹边沟”了。

1962年,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被容许回德国首次探亲,但不准丈夫赵锡麟去。赵锡麟对妻子说,“快逃命吧,回去就别再回来了!”赵锡麟泪眼相送,以为是生离死别。但是,妻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她知道自己不回来,就是“叛逃”罪,丈夫立时会被轰出北京,进监狱,性命难保。赵锡麟和克娣‧林克相濡以沫,在清华、钢院是有目共睹的患难夫妻。早有人算计好了,有丈夫做人质,放妻一码,她也不会单飞的。

妻子赵林克悌,如北大西语系的师生们说的“她好得简直像圣女”。学生说:“她声音柔和,讲课速度较快,但很清晰,语言很规范。我看了她为我批改的作业,不禁大吃一惊,全篇都用红笔仔细改过,连书写和标点符号都改过了,下面还有一些鼓励的话,字体工整、娟秀。”

一位当年受她关照、如今成了名人学者的穷学生,撰文慨叹她的慈母之心:“一九六一年冬,我筹借了路费准备回农村探望病重的父亲,临行前向她辞行。她见我衣服单薄,便说北方农村冬天恐怕没有暖气,会觉得冷。她拿出她先生的一件棉衣,说先生身体发胖,穿不上了,放了多年舍不得扔掉,让我试试,我推辞了几次,她说,为什么放着衣服不穿让人受冻呢?”

她在同事中的口碑也极好。系里不同语种的教师经常请教她,因为除母语德语外,她还精通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语言上的问题,总能在她那里得到圆满解决。翻开德文教材、字典的编译名单里,常有她的名字在上面。校外有译稿在付印前需要终审修改,都来求她帮忙,而她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计较是否有什么报酬。

文革中,毛选的德文编译是由她主持的,因为在当时再也找不到第二位比她更精通业务的专家了。

然而,这样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人情味”的敬业、本分教授,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红卫兵荷枪实弹抄了他们的家,一颗子弹还穿过了她的眼眉骨,和眼球擦边而过。幸亏欧洲人的眼窝深凹,子弹在上眼皮的眉骨处豁开了皮肉,她算是捡了一条命。

赵锡麟教授头上的右派帽子和夫人脸上的枪伤,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在慢慢淡化,但是他们一双儿女的命运,却随着时间越来越撕扯他们的心。

当初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后无论成绩好坏,都不准进大学读书,理由很简单:父亲是右派,母亲是外国人。两位教授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且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因此,自己的孩子被拒之大学门外,取消受高等教育的资格。教授何罪之有?用惩罚孩子来折磨父母,实在太摧残人性。

剥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深深刺痛了父母的心,让这对教授夫妇终生难以释怀。儿子从小喜欢冰球,打得也不错,后被专业球队看中,但因政审不合格失去了机会。最后女儿进工厂做了车工,儿子当了卡车司机。

当两个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才知道这比求学、就业还难。女儿相貌秀丽,气质典雅,在燕园的游泳队里被男孩子们追捧为“德国的白雪公主”。然而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她就沦落为贱民了。儿子的外貌随母系血统多,有着类似德国人的阳刚英俊、健硕体魄。这样出众的帅小伙,却一直没有人敢嫁。

后来,他娶了了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寡妇,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和他在马路上踢球玩的小伙伴。他对妻子爱护备至,发现她精神恍惚夜不能寐,就拉提琴整夜陪伴她。

文革后,已成家立业的兄妹俩,先后回到了他们的出生地德国。女儿出来后,先做了二件事:把头发染成了黄色,把中国名字彻底改掉。几年前她在柏林的一家政府部门退休,独自带着孩子安度晚年。

儿子是带着中国妻一起出来的。“六‧四,让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似的!”这是让他下决心出来的最终原因。他们的儿子在德国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这总算圆了父亲的大学梦,这或许也能给九泉之下的祖父租母送去一点安慰。

赵锡麟比妻子赵林克悌小几岁,但早已去世。赵林克悌去世的前几年,有时“不认人”了。2005年4月临终的前几周,儿子飞回到朗润园的老屋里,和母亲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他打开了落满灰尘的琴盖,一首接一首地弹奏巴赫、莫扎特的曲子,那是当年母亲手把手教会他的。他想用他们母子都熟悉的琴声唤起母亲的记忆,哪怕是一个微笑,但是,他始终没等到。他急了,俯身床前呼唤:“妈妈,我是你儿子啊!”母亲凝视着他,许久摇头说:“你不是。”他泪飞如雨,知道这是母亲的真心话,藏在她心里多年的一句清醒的话。母亲心里的儿子不是眼前这个完全被扭曲了一生的他。

他看着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走的。如果这就算是给母亲“送终”了,那么,这是他一生中对母亲的唯一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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