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夫。天下之事，没有比汉字的繁（正）简之争更为无聊的了。却偏偏有人热中此道，麈尾论道，长论不衰。某祇得俯首马槽，再将那些草料胡乱咀嚼一通，尤其是那些含砂量高的草料。
退而言之，尔来繁（正）简之争有若打鼓，却没打在那个“点子”上，不成礼乐，反而“梆梆”作声，吓人。那末，哪儿才是鼓的“点子”之所在呢？——繁简本无所谓优劣，某以为，合理不合理才是问题的焦点。乘此亦简而述之。
拙文以繁（正）体字写成，若转换成简体字阅读，请特别留意讨论“例字”的那些部分。
【拿甲骨文咋呼谁来？】
今有“智者”，自幼熟习繁（正）体字，却极其鄙夷繁（正）体字，认为，唯有现行的大陆简体字，方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并进而认为那些主张“弃简从繁”的老顽固，是走历史的回头路，还奚落他们说：“何不回复使用甲骨文？”一句话就把老顽固们嗌得喘不过气儿来。再回头瞧那位智者，正腆着肚子，从眼镜片子后眯缝起眼睛，脖子前后扑动着，嘴上嘶嘶作声呢。
那好啊，既然说到甲骨文这份儿上了，就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汉字的沿革流变吧。
打自仓颉造字，历经甲骨文、钟鼎（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行、草乃楷书之变，一般不用作刊印文字），而成今文（楷书之现体）。每次变革，虽包含简化（也有化简为繁的，详后）的成分在内，但这不是上述变革之本质所在。本质何在？如果用现在的话来形容，这些变革，与其说是“精减机构”，毋宁说是“体制改革”。怎么说？——每次变革，都是一次大型的外科手术，对整体“字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出落成为一种面目迥异的新型字体。而其中的笔划增减，不过是顺手牵羊的副业，亦必然而为之。
这些翻天覆地的改造，大致表现在：汉字外形从不规整到讲究法度，字体从圆变方，弧线理成了直笔，圆肩改为方角，从刀刻过渡到适宜于笔书，最后归结为工整的方块楷体。楷书越千年，延用至今，未尝再有过“体制改革”。若要谈论楷书“体制改革”的尝试，倒是有，“五四”之际提出的“罗马字化”，和大陆五十年代提出的“拼音化”，或许可以算作其“佼佼者”了。但是“罗马字化”和“拼音化”都只是“纸上谈兵”，早已“胎死腹中”了（参拙文《汉语拼音化的一夕反刍》）。而随后流行的汉字简化，充其量是一些“精减机构”的小动作，且其合理性，从五十年代起，即被反复诟病至今。就像一个小学生，错别字大王，他写的所有错别字，现在一律唤作“简体字”，却被奉为圣明，校长和教导主任现在都归他管教，他比白卷英雄还横呢。
楷书千年罔替，“简化”字再“横”，也不过是小打小闹的瞎折腾，又岂能突破“体制改革”的概念？上述那位“智者”，要想奚落“弃简从繁”的老学究们去回复使用甲骨文，本身就好像是一个恶劣的移民官：他不但要把偷渡客（非法移民）遣返原籍，还硬要把他们塞回生母的肚子里去，生母再塞回姥姥的肚子里去（语糙见谅），可谓荒唐之极。恶劣的移民官呀，快快收起你那嘴上嘶嘶的笑声，怪吓人的。
智者如果闲极无聊，又对“体制改革”念念不忘的话，何不钻出冬眠的洞穴，一头扎入“中文洋码字化”的研究中去呢？
【“繁体”？“正体”？】
汉字原本不“繁”，因为大陆推行了简体字，汉字就“繁”起来了。汉字本来也无所谓“正体”，因为手写字有“俗体、异体”，汉字就“正”起来了。拼音的洋文字母有大写小写之分，而汉字没有此说。也不必把“俗体、异体”，甚至“简体”，说成是汉字的“小写”，因为这很矫情，也不合乎国语实情。
但是，无论是洋文字母，还是中文汉字，都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之分，倒是真的。手写体也称花体字，不管你写得多么龙飞凤舞，刊印在书报上时，没得说，都变成了印刷体。诚如上述，汉字印刷体无所谓大写小写，惟有正俗、正异、正错之别。“俗体、异体”流行于民间，富有地区性特色，虽欠规范，并不累赘。而“错字”则是放诸四海而皆错的。五十年代起，错别字蜂拥而起，美其名曰“简体字”而大行其道。挟带着“俗体、异体”也被坏了名声。
印刷体一般使用楷书，手写体就是行书、草书。马英九提“识繁写简”的建议，是一步政治上的臭棋，应改成“识楷写行”才对。“识繁写简”的要害，是承认了简体字的合理性、合法性（在台湾、在大陆之外），遭到民间非议，乃其必然。惟“识楷写行”方才符合国人千年传统习惯。马英九先生尽可以在内心，把“行书”理解成“马氏大陆简体字”，也不会有人来盘诘你的胸中块垒。
【“政治化”和“烂尾楼”】
谈论繁简，有人认为必须刻意回避“政治化”的倾向。这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政治化”就像一个标签，一贴上就僵化。如果再钉死了板子，捂住了盖子，不利于解决问题。让我们打开门窗，要改革，必须开放，就是不改革，也须开放。
汉字简化，蛰起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原始的动议，可溯洄到五四运动之际。当时给汉语开出了两个药方子：曰提倡白话文，曰方块字变成洋码（拼音化）。其中白话文运动，乃是沿袭古白话的发展轨迹，顺理成章之举，并非重起炉灶的伟大创世纪。它虽不是十全十美，且尚可斟酌修饰，但是行之成效。此不属本文谈论范畴，不提。而汉字变成拼音文字的尝试，上已述及，早已“胎死腹中”了。五四以还，沉寂有时，可到了五十年代，在强权之催生下，腐草终于化萤。
毛泽东语录：“如果我们要创立一种新社会文化（共产文化），我们非废除中国方块字不可。”此语虽出自三十年代，然其“伟大”思想，一以贯之，惟伺机勃发耳。好不容易等到“从此站起来了”，何事可思而不可为？此时不为，更待何时？于是一声令下，百足齐舞，倾全国之力研究汉字拼音化。
然而拼音化难矣，尽管搜索枯肠，仍是踯躅不前。终于发现，那是墙头跑马，此路不通。却又不愿善罢甘休，无奈之下急病乱投医，认为可用“汉字简化”为先锋官先作“探索铺垫”，再作道理。毛泽东说要消灭汉字，周恩来何等狡黠，说且分两步走，先来尝试“汉字简化”吧。
于是，轰轰烈烈的“拼音化”运动，变成了虚与委蛇的“汉字简化”运动。乃鼓足蛮劲，不畏艰险，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在乎粗制滥造，不走到黑不言歇息。“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一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草腐萤飞的。随后的“第二批、第三批……”也蠢蠢欲动，伺机蛰起。至于简化字之社会影响、成败优劣，虽满目疮疥癣疾，均在所不计。盖以为，待到拼音文字成功之日，简体字无论曾经多么恶劣，皆为湮没也（见下述）。犹如草莽登极，龙袍之下，谁见满身疮疥？殊不知所谓疮疥，总要迸裂、夺人于非命的。而所谓龙袍（拼音文字），今又安在哉？
强权之下，何物不成风？何风不得势？于是书刊报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乱简成风，一时间风靡大陆上下。学校教学，自童蒙始，乃至耳顺知天命者，皆孜孜不倦，乐而忘忧。“一简”虽然只是“拼音化”的劣质半成品，但半个世纪以来，苦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无处不在的“三聚氰胺”，竟不可须庾剥离。其不伦不类、不离不弃、不思不移，已是今日之无奈局面，笔者拿它有二比，曰“烂尾楼”和“鸡肋”是也。“烂尾楼”言其来由，“鸡肋”状其现况。而规划中的“拼音化中文”，早已是“明日黄花蝶也愁”了。
有人认为，这么说事，不免太过“政治化”了。那好，咱们来看看“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的悲惨命运吧。“第二批”是1977年推出的。当时的主政者、“英明领袖”华国锋，已无毛强权之势，结果是，“第二批”呱呱坠地，即便夭亡。原因很简单，是遭到八方抵制。其实，“第二批”之优劣，跟毛强权的“第一批”如出一辙（例见下）。而此时毛强权的“第一批”已经风靡大陆，丑媳妇熬成“拙荆”，难言离弃，“拙”便是“优”；奈何“第二批”缺乏天时地利，哪来人和？没有人和，“优”也是“劣”。这难道不是“政治”吗？
【提倡“识繁写简”是政治失足】
大陆易帜之前，国民政府也拟订了“汉字简化方案”，播台后又过了满满一甲子，其间，“方案”之行止双方，也曾打得不亦乐乎，然终未获推出实行。究其根本原因，乃是民意主导所致。国民党早期，也是强权，然跟毛强权不可同日而语。而今日之台湾，已据民意走向了民主社会，由官方强行推出“简化汉字”，匪夷所思也。
今有马英九以总统之尊，推出“识简写繁”和“识繁写简”的论调。自以为得计，运足了政治手腕，拨弄文字游戏，进行浑水摸鱼、和稀泥。却不料落入“简体字”的圈套还不自知，可谓政治失足矣。是否关乎“卖国”，今且不予置评，置评可俟时日，先看民调低沉。可叹，“独裁”的国民党未竟之业，将由民主政体下的国民党来“躬行”之。
两岸三地，隔海分治，莘莘华裔，播散全球。虽同文同种性相近，然文字隔膜习相远。繁华纷呈，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胸襟狭窄、胸无丘壑的政客，视之为“民族离散力”，真不知今夕是何年，必欲统而战之，方始称快。这又难道不是“政治”吗？
然而文字毕竟只是文字，少谈政治为妙。我这儿说少谈政治，着眼点不在于去纠缠历史，而是在于，处在当今全球一体、民主和谐的社会，我们如何应对已经成型的大陆简体字（劣质半成品），以及如何克服不事反省的老大心态。毕竟“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余光中言），而文字正是“相亲”的基础。
【繁简优劣的小评判员】
撇开政治取向，有人来做社会调查，对象是海外中文学校的小留学生。他们是新移民的子弟，在侨居国出生，或是稚龄迁居国外，在双语环境中学习成长。他们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汉语繁简两体，故有感性认识。于是调查者问：“小朋友们，你喜欢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呀？”十之八九答曰：“简—体—字。”调查者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社会调查毕，繁简优劣，何须再论？
这些孩子在英语环境中长大，上中文学校，多半是家长的选择决定。如果这时调查者再问：“小朋友们，你喜欢中文还是英（洋）文呀？”很可能十之八九回答：“英—文。”
我们能据此作出结论：英（洋）文好、中文不好吗？
如果仅依“简单易写”为评判标准，那么繁简优劣确实无须再论，社会调查本身已是蛇足。就让我们“一简”之后，再来“二简、三简……”，这样世世代代简化不止，总会有一天，中文一定变成英文。显然，“简单易写”并非评判标准，合理不合理，才是关键。
【现行的简体字合理吗？】
现行的简体字中，也有神形兼俱、顺理成章者。但总体来说，不合理的居多。
据称，一部分简体字是从约定俗成的手书体演化而来。于是，赞成者影印出古代大书法家们的字迹，以示先例，以示“正统”。譬如“书”字，早有古人写成“书”字了；“双”字，早有古人写成“双”字了。
上面说了，行书、草书是楷书之变，一般不用为刊印文字。当然我们不能太绝对化了，为了简化字体，合理的还是可以取用。但“书”字的行草写法不下十一种，“双”字的行草写法不下十六种，哪个合理？又是由谁说了算？
再有，兼并同音字，也是简化的手段，而且是对拼音化的直接铺垫。最荒唐的同音字兼并，莫过于以“后”代“后”了。不顾词义，惟音是问，乃其特色。以为将来中文变成了洋码，它们都是hou了，谁还管它原来长得怎么样。不但如此，hou还包揽了诸侯的侯、厚薄的厚、气候的候、喉咙的喉、甚至于猿猴的猴等等。但是，现在还不到洋码时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洋码还出现不了。那末，现在就把“后”、“后”混用，是否合理？
先秦古籍中，偶尔见有用“后”字替代“后”字的。如《礼记．大学》篇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又《仪礼．聘礼》篇云：“君还而后退。”这些大概是古人嬉而为之，或者，某些书吏在刊校时，突然感到“前急‘后’重”，故而心有旁骛（如厕大计），结果草草地抓阄出了错。但秦之后，“后”、“后”两字判若泾渭，不再混用。此后经历了两千年的沉寂规范，合理分工，相安无事。孰料，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帮闲极无聊的文字工作者，拾起那古人的牙慧，翻过来，倒回去，看了又看，嗅之再嗅，终于大腿一拍，咧嘴大笑起来，——就是它了。一锤定音，结果滑了一个千年的大稽。
从小没有接触过“后”字的朋友，见到“后”的本尊“后”字，竟不知“后”为何方神圣。他们永远将“后”、“后”两字混为一谈。再耐心教导之，也无济于事，似乎错过了基础学习的最佳时机，状若朽木。他们老把“皇后”写成“皇后”，把“皇太后”写成“皇太后”，永无自知之明。
又譬如，由于“钟—钟—钟”的简化和传译，“钱钟书”就变成了“钱钟书”（大吕黄钟鸣不得，早有警钟立上头），甚至写成“钱仲书”（竟然跟钱仲联“杂交”，文学大师们，对不住您二老这一回了）的也大有人在。由于“干—干—干”的简化和传译，“乾隆皇帝”就变成了“干隆皇帝”或“干隆皇帝”（颇费思量）。“干妈”（不是亲娘，胜似亲娘）也变成了“干妈”（比国骂更恶毒百倍）。简体字的“干妈”大概一语双关，两种意思都有了吧？而“干细胞”（提供主干的）就变成了“干细胞”（干巴巴的快倒毙了）。虽然奥巴马总统解除了对它们的研究禁令，可眼瞅着都已经不中用了，干嘛还研究它呢？
“萧”与“肖”原是两个不同的姓氏，声调也不同。受同音字兼并的影响，“萧”俗写成“肖”，于是“萧”“肖”两家合并成“肖”姓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傅”“付”两姓合并（付姓极少）成“付”，“范”“范”两姓合并（范姓极少）成“范”，“于”“于”两姓合并（於姓较少）成“于”等等不一而足。不但姓氏可以归并，名号也可以异化。推行白话文的旗手胡适先生的大名，被简化为“胡适”。繁（正）体“适”字同时被废止，而繁（正）体“适”字也被迫改换门楣：“适”原读阔，意疾速，与迅同义。单名一个“迅”字的现代人，多若牛毛；而单名一个“适”字的，祇有古人。唐朝第十二代皇唐德宗，名李适，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只能埋名苟活了。这是鹊巢鸠占的实例。
同音字兼并的笑话多如牛毛，就笔者亲眼所见，此处收录一些四字句，以博众一粲（不涉之字，繁简悉由电脑处理）：邻“里”乡亲，万里长“征”，一目“了”然，社会“制”度，子“丑”寅卯，“范”进中举，人“云”亦“云”，窗明“几”净，“丰”采依旧，山重水“复”，略输文“彩（采）”，怒“发”冲冠。
【也有化简为繁的】
历史上汉文字的笔划演变，虽然多半趋于简化，但也不乏化简为繁的，特别是在早期，当大量的转注、假借字出现之际。那情形就像洛阳牡丹，被人工培育出千百个品种，每一种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永不言“繁”。
譬如，成语“折冲樽俎”原来是写成“折冲尊俎”的；“流血漂橹”原来是写成“流血漂卤”的。现在很少有人把它们再“简化”成“尊”和“卤”了。又如，动物体内贮藏尿液的器官“膀胱”，原来是写成“旁光”的；表示同袍的“伙伴”，原来也有写成“火伴”的；“吉祥”原作“吉羊”。现在把它们都“简化”回去，能合理吗？又如“璧”字曾作“壁”，“暮”字曾作“莫”，“悬”字曾作“县”……，例不胜举。这些字化简为繁，正是文字走向分工、精细、合理、成熟的过程。我们今天是否要把它们都“简化”回去呢？
所以说，合理的字形变化，是语言文字的发展方向，无论你是简化或是繁化。同理，不合理的字形变化，是语言文字发展的逆方向，无论你是简化或是繁化。@*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