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友鱼:再嚼汉字简化(上)

熊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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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天下之事,没有比汉字的繁(正)简之争更为无聊的了。却偏偏有人热中此道,麈尾论道,长论不衰。某祇得俯首马槽,再将那些草料胡乱咀嚼一通,尤其是那些含砂量高的草料。

退而言之,尔来繁(正)简之争有若打鼓,却没打在那个“点子”上,不成礼乐,反而“梆梆”作声,吓人。那末,哪儿才是鼓的“点子”之所在呢?——繁简本无所谓优劣,某以为,合理不合理才是问题的焦点。乘此亦简而述之。
拙文以繁(正)体字写成,若转换成简体字阅读,请特别留意讨论“例字”的那些部分。

【拿甲骨文咋呼谁来?】

今有“智者”,自幼熟习繁(正)体字,却极其鄙夷繁(正)体字,认为,唯有现行的大陆简体字,方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并进而认为那些主张“弃简从繁”的老顽固,是走历史的回头路,还奚落他们说:“何不回复使用甲骨文?”一句话就把老顽固们嗌得喘不过气儿来。再回头瞧那位智者,正腆着肚子,从眼镜片子后眯缝起眼睛,脖子前后扑动着,嘴上嘶嘶作声呢。

那好啊,既然说到甲骨文这份儿上了,就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汉字的沿革流变吧。

打自仓颉造字,历经甲骨文、钟鼎(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行、草乃楷书之变,一般不用作刊印文字),而成今文(楷书之现体)。每次变革,虽包含简化(也有化简为繁的,详后)的成分在内,但这不是上述变革之本质所在。本质何在?如果用现在的话来形容,这些变革,与其说是“精减机构”,毋宁说是“体制改革”。怎么说?——每次变革,都是一次大型的外科手术,对整体“字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出落成为一种面目迥异的新型字体。而其中的笔划增减,不过是顺手牵羊的副业,亦必然而为之。

这些翻天覆地的改造,大致表现在:汉字外形从不规整到讲究法度,字体从圆变方,弧线理成了直笔,圆肩改为方角,从刀刻过渡到适宜于笔书,最后归结为工整的方块楷体。楷书越千年,延用至今,未尝再有过“体制改革”。若要谈论楷书“体制改革”的尝试,倒是有,“五四”之际提出的“罗马字化”,和大陆五十年代提出的“拼音化”,或许可以算作其“佼佼者”了。但是“罗马字化”和“拼音化”都只是“纸上谈兵”,早已“胎死腹中”了(参拙文《汉语拼音化的一夕反刍》)。而随后流行的汉字简化,充其量是一些“精减机构”的小动作,且其合理性,从五十年代起,即被反复诟病至今。就像一个小学生,错别字大王,他写的所有错别字,现在一律唤作“简体字”,却被奉为圣明,校长和教导主任现在都归他管教,他比白卷英雄还横呢。

楷书千年罔替,“简化”字再“横”,也不过是小打小闹的瞎折腾,又岂能突破“体制改革”的概念?上述那位“智者”,要想奚落“弃简从繁”的老学究们去回复使用甲骨文,本身就好像是一个恶劣的移民官:他不但要把偷渡客(非法移民)遣返原籍,还硬要把他们塞回生母的肚子里去,生母再塞回姥姥的肚子里去(语糙见谅),可谓荒唐之极。恶劣的移民官呀,快快收起你那嘴上嘶嘶的笑声,怪吓人的。

智者如果闲极无聊,又对“体制改革”念念不忘的话,何不钻出冬眠的洞穴,一头扎入“中文洋码字化”的研究中去呢?

【“繁体”?“正体”?】

汉字原本不“繁”,因为大陆推行了简体字,汉字就“繁”起来了。汉字本来也无所谓“正体”,因为手写字有“俗体、异体”,汉字就“正”起来了。拼音的洋文字母有大写小写之分,而汉字没有此说。也不必把“俗体、异体”,甚至“简体”,说成是汉字的“小写”,因为这很矫情,也不合乎国语实情。

但是,无论是洋文字母,还是中文汉字,都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之分,倒是真的。手写体也称花体字,不管你写得多么龙飞凤舞,刊印在书报上时,没得说,都变成了印刷体。诚如上述,汉字印刷体无所谓大写小写,惟有正俗、正异、正错之别。“俗体、异体”流行于民间,富有地区性特色,虽欠规范,并不累赘。而“错字”则是放诸四海而皆错的。五十年代起,错别字蜂拥而起,美其名曰“简体字”而大行其道。挟带着“俗体、异体”也被坏了名声。

印刷体一般使用楷书,手写体就是行书、草书。马英九提“识繁写简”的建议,是一步政治上的臭棋,应改成“识楷写行”才对。“识繁写简”的要害,是承认了简体字的合理性、合法性(在台湾、在大陆之外),遭到民间非议,乃其必然。惟“识楷写行”方才符合国人千年传统习惯。马英九先生尽可以在内心,把“行书”理解成“马氏大陆简体字”,也不会有人来盘诘你的胸中块垒。

【“政治化”和“烂尾楼”】

谈论繁简,有人认为必须刻意回避“政治化”的倾向。这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政治化”就像一个标签,一贴上就僵化。如果再钉死了板子,捂住了盖子,不利于解决问题。让我们打开门窗,要改革,必须开放,就是不改革,也须开放。

汉字简化,蛰起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原始的动议,可溯洄到五四运动之际。当时给汉语开出了两个药方子:曰提倡白话文,曰方块字变成洋码(拼音化)。其中白话文运动,乃是沿袭古白话的发展轨迹,顺理成章之举,并非重起炉灶的伟大创世纪。它虽不是十全十美,且尚可斟酌修饰,但是行之成效。此不属本文谈论范畴,不提。而汉字变成拼音文字的尝试,上已述及,早已“胎死腹中”了。五四以还,沉寂有时,可到了五十年代,在强权之催生下,腐草终于化萤。

毛泽东语录:“如果我们要创立一种新社会文化(共产文化),我们非废除中国方块字不可。”此语虽出自三十年代,然其“伟大”思想,一以贯之,惟伺机勃发耳。好不容易等到“从此站起来了”,何事可思而不可为?此时不为,更待何时?于是一声令下,百足齐舞,倾全国之力研究汉字拼音化。

然而拼音化难矣,尽管搜索枯肠,仍是踯躅不前。终于发现,那是墙头跑马,此路不通。却又不愿善罢甘休,无奈之下急病乱投医,认为可用“汉字简化”为先锋官先作“探索铺垫”,再作道理。毛泽东说要消灭汉字,周恩来何等狡黠,说且分两步走,先来尝试“汉字简化”吧。

于是,轰轰烈烈的“拼音化”运动,变成了虚与委蛇的“汉字简化”运动。乃鼓足蛮劲,不畏艰险,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在乎粗制滥造,不走到黑不言歇息。“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一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草腐萤飞的。随后的“第二批、第三批……”也蠢蠢欲动,伺机蛰起。至于简化字之社会影响、成败优劣,虽满目疮疥癣疾,均在所不计。盖以为,待到拼音文字成功之日,简体字无论曾经多么恶劣,皆为湮没也(见下述)。犹如草莽登极,龙袍之下,谁见满身疮疥?殊不知所谓疮疥,总要迸裂、夺人于非命的。而所谓龙袍(拼音文字),今又安在哉?

强权之下,何物不成风?何风不得势?于是书刊报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乱简成风,一时间风靡大陆上下。学校教学,自童蒙始,乃至耳顺知天命者,皆孜孜不倦,乐而忘忧。“一简”虽然只是“拼音化”的劣质半成品,但半个世纪以来,苦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无处不在的“三聚氰胺”,竟不可须庾剥离。其不伦不类、不离不弃、不思不移,已是今日之无奈局面,笔者拿它有二比,曰“烂尾楼”和“鸡肋”是也。“烂尾楼”言其来由,“鸡肋”状其现况。而规划中的“拼音化中文”,早已是“明日黄花蝶也愁”了。

有人认为,这么说事,不免太过“政治化”了。那好,咱们来看看“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的悲惨命运吧。“第二批”是1977年推出的。当时的主政者、“英明领袖”华国锋,已无毛强权之势,结果是,“第二批”呱呱坠地,即便夭亡。原因很简单,是遭到八方抵制。其实,“第二批”之优劣,跟毛强权的“第一批”如出一辙(例见下)。而此时毛强权的“第一批”已经风靡大陆,丑媳妇熬成“拙荆”,难言离弃,“拙”便是“优”;奈何“第二批”缺乏天时地利,哪来人和?没有人和,“优”也是“劣”。这难道不是“政治”吗?

【提倡“识繁写简”是政治失足】

大陆易帜之前,国民政府也拟订了“汉字简化方案”,播台后又过了满满一甲子,其间,“方案”之行止双方,也曾打得不亦乐乎,然终未获推出实行。究其根本原因,乃是民意主导所致。国民党早期,也是强权,然跟毛强权不可同日而语。而今日之台湾,已据民意走向了民主社会,由官方强行推出“简化汉字”,匪夷所思也。

今有马英九以总统之尊,推出“识简写繁”和“识繁写简”的论调。自以为得计,运足了政治手腕,拨弄文字游戏,进行浑水摸鱼、和稀泥。却不料落入“简体字”的圈套还不自知,可谓政治失足矣。是否关乎“卖国”,今且不予置评,置评可俟时日,先看民调低沉。可叹,“独裁”的国民党未竟之业,将由民主政体下的国民党来“躬行”之。

两岸三地,隔海分治,莘莘华裔,播散全球。虽同文同种性相近,然文字隔膜习相远。繁华纷呈,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胸襟狭窄、胸无丘壑的政客,视之为“民族离散力”,真不知今夕是何年,必欲统而战之,方始称快。这又难道不是“政治”吗?

然而文字毕竟只是文字,少谈政治为妙。我这儿说少谈政治,着眼点不在于去纠缠历史,而是在于,处在当今全球一体、民主和谐的社会,我们如何应对已经成型的大陆简体字(劣质半成品),以及如何克服不事反省的老大心态。毕竟“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余光中言),而文字正是“相亲”的基础。

【繁简优劣的小评判员】

撇开政治取向,有人来做社会调查,对象是海外中文学校的小留学生。他们是新移民的子弟,在侨居国出生,或是稚龄迁居国外,在双语环境中学习成长。他们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汉语繁简两体,故有感性认识。于是调查者问:“小朋友们,你喜欢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呀?”十之八九答曰:“简—体—字。”调查者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社会调查毕,繁简优劣,何须再论?

这些孩子在英语环境中长大,上中文学校,多半是家长的选择决定。如果这时调查者再问:“小朋友们,你喜欢中文还是英(洋)文呀?”很可能十之八九回答:“英—文。”

我们能据此作出结论:英(洋)文好、中文不好吗?

如果仅依“简单易写”为评判标准,那么繁简优劣确实无须再论,社会调查本身已是蛇足。就让我们“一简”之后,再来“二简、三简……”,这样世世代代简化不止,总会有一天,中文一定变成英文。显然,“简单易写”并非评判标准,合理不合理,才是关键。

【现行的简体字合理吗?】

现行的简体字中,也有神形兼俱、顺理成章者。但总体来说,不合理的居多。

据称,一部分简体字是从约定俗成的手书体演化而来。于是,赞成者影印出古代大书法家们的字迹,以示先例,以示“正统”。譬如“书”字,早有古人写成“书”字了;“双”字,早有古人写成“双”字了。

上面说了,行书、草书是楷书之变,一般不用为刊印文字。当然我们不能太绝对化了,为了简化字体,合理的还是可以取用。但“书”字的行草写法不下十一种,“双”字的行草写法不下十六种,哪个合理?又是由谁说了算?

再有,兼并同音字,也是简化的手段,而且是对拼音化的直接铺垫。最荒唐的同音字兼并,莫过于以“后”代“后”了。不顾词义,惟音是问,乃其特色。以为将来中文变成了洋码,它们都是hou了,谁还管它原来长得怎么样。不但如此,hou还包揽了诸侯的侯、厚薄的厚、气候的候、喉咙的喉、甚至于猿猴的猴等等。但是,现在还不到洋码时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洋码还出现不了。那末,现在就把“后”、“后”混用,是否合理?

先秦古籍中,偶尔见有用“后”字替代“后”字的。如《礼记.大学》篇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又《仪礼.聘礼》篇云:“君还而后退。”这些大概是古人嬉而为之,或者,某些书吏在刊校时,突然感到“前急‘后’重”,故而心有旁骛(如厕大计),结果草草地抓阄出了错。但秦之后,“后”、“后”两字判若泾渭,不再混用。此后经历了两千年的沉寂规范,合理分工,相安无事。孰料,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帮闲极无聊的文字工作者,拾起那古人的牙慧,翻过来,倒回去,看了又看,嗅之再嗅,终于大腿一拍,咧嘴大笑起来,——就是它了。一锤定音,结果滑了一个千年的大稽。

从小没有接触过“后”字的朋友,见到“后”的本尊“后”字,竟不知“后”为何方神圣。他们永远将“后”、“后”两字混为一谈。再耐心教导之,也无济于事,似乎错过了基础学习的最佳时机,状若朽木。他们老把“皇后”写成“皇后”,把“皇太后”写成“皇太后”,永无自知之明。

又譬如,由于“钟—钟—钟”的简化和传译,“钱钟书”就变成了“钱钟书”(大吕黄钟鸣不得,早有警钟立上头),甚至写成“钱仲书”(竟然跟钱仲联“杂交”,文学大师们,对不住您二老这一回了)的也大有人在。由于“干—干—干”的简化和传译,“乾隆皇帝”就变成了“干隆皇帝”或“干隆皇帝”(颇费思量)。“干妈”(不是亲娘,胜似亲娘)也变成了“干妈”(比国骂更恶毒百倍)。简体字的“干妈”大概一语双关,两种意思都有了吧?而“干细胞”(提供主干的)就变成了“干细胞”(干巴巴的快倒毙了)。虽然奥巴马总统解除了对它们的研究禁令,可眼瞅着都已经不中用了,干嘛还研究它呢?

“萧”与“肖”原是两个不同的姓氏,声调也不同。受同音字兼并的影响,“萧”俗写成“肖”,于是“萧”“肖”两家合并成“肖”姓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傅”“付”两姓合并(付姓极少)成“付”,“范”“范”两姓合并(范姓极少)成“范”,“于”“于”两姓合并(於姓较少)成“于”等等不一而足。不但姓氏可以归并,名号也可以异化。推行白话文的旗手胡适先生的大名,被简化为“胡适”。繁(正)体“适”字同时被废止,而繁(正)体“适”字也被迫改换门楣:“适”原读阔,意疾速,与迅同义。单名一个“迅”字的现代人,多若牛毛;而单名一个“适”字的,祇有古人。唐朝第十二代皇唐德宗,名李适,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只能埋名苟活了。这是鹊巢鸠占的实例。

同音字兼并的笑话多如牛毛,就笔者亲眼所见,此处收录一些四字句,以博众一粲(不涉之字,繁简悉由电脑处理):邻“里”乡亲,万里长“征”,一目“了”然,社会“制”度,子“丑”寅卯,“范”进中举,人“云”亦“云”,窗明“几”净,“丰”采依旧,山重水“复”,略输文“彩(采)”,怒“发”冲冠。

【也有化简为繁的】

历史上汉文字的笔划演变,虽然多半趋于简化,但也不乏化简为繁的,特别是在早期,当大量的转注、假借字出现之际。那情形就像洛阳牡丹,被人工培育出千百个品种,每一种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永不言“繁”。

譬如,成语“折冲樽俎”原来是写成“折冲尊俎”的;“流血漂橹”原来是写成“流血漂卤”的。现在很少有人把它们再“简化”成“尊”和“卤”了。又如,动物体内贮藏尿液的器官“膀胱”,原来是写成“旁光”的;表示同袍的“伙伴”,原来也有写成“火伴”的;“吉祥”原作“吉羊”。现在把它们都“简化”回去,能合理吗?又如“璧”字曾作“壁”,“暮”字曾作“莫”,“悬”字曾作“县”……,例不胜举。这些字化简为繁,正是文字走向分工、精细、合理、成熟的过程。我们今天是否要把它们都“简化”回去呢?

所以说,合理的字形变化,是语言文字的发展方向,无论你是简化或是繁化。同理,不合理的字形变化,是语言文字发展的逆方向,无论你是简化或是繁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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