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的对比和讽刺
两极对比是反讽（irony）的重要特征，也是诗美的一大要素。杜甫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彪炳千古，体现了伟大的人文精神。在这里，没有鞭笞，没有控诉，却字字带泪泣血，字字金声玉振。
米勒小说《心兽》中的两种茹毛饮血的原始野蛮或“血祭”的对比描写，我已在《把诅咒化为葡萄园》（《明报月刊》2009年11月号）一文中做了分析。小说中还可以看到远远胜过“朱门酒肉臭”的特权和腐败，以及普通民众的赤贫的对比性蒙太奇。例如饥饿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奇缺：青年警卫偷生涩的青梅充饥，连火柴、蜡烛、螺丝钉，都有人偷窃，家庭妇女靠丈夫从屠宰场偷回来的牛尾巴做洗涤的刷子，农村进城的女大学生的梦想是穿尼龙袜子。可是，小说中青年女工特莉莎，一攀上特权阶层的靠山，就有了进口的外国服饰：英国的毛线衣，美国的牛仔裤，法国的香粉、口红和眼黛，土耳其的首饰……。她每天换一身新衣服，因此引起办公室妇女们的嫉妒。透过这个人物的富有，特权阶层的腐败可想而知。
反讽和讽刺都是喜剧性的表现手法，在悲剧性的作品中是难以承受之重的一种缓冲。有时，米勒的讽刺，锋芒所向，直指独裁者，例如在《狐狸那时就是猎人》中出现的歌谣：<--ads-->
“没有脸的脸
沙子的平底锅
没有声音的声音
这个时代还剩下什么
没有时代的时代
人们能改变什么”
这里的第一行似乎也可以译为“不要脸的脸”。作者通过小说人物挑明：这样的歌谣是针对齐奥塞斯库的。下面这个片段以更精彩的讽刺笔法直接写到这个独裁者的腐败和恐惧：
“独裁者每天早晨焕然一新，那个女佣的女儿说。新西装，新衬衫，新领带，新袜子，新鞋子。所有这些都要放进透明的袋子里，再摆在一起，夫人对京城里来的官员们说，因此才不会中毒。冬天，每个早晨都要一套新加热器，一件新外套，女佣的女儿说，一条新毛巾，一块新手帕，一顶新皮帽或棉帽。仿佛他前一天穿戴的一切都小了一点，因为权力在那一夜平静的和谐中又长大了一点。……”
携带德语流亡的语言大师
读到这里，我不禁击节赞赏。谁能说这样的散文没有一种独特的诗意？米勒在一首诗中写道：“那是下午 / 四点钟 /我只有五岁。/ 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却好像活了三十多岁”。这几行诗表明她的早熟――既是认知能力的早熟，也是一颗诗心的早熟。在组诗《我怕故我写》中，米勒写道：“手执长剑口喷火焰的怪兽成群结队/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把贫寒的村子开辟为格斗场/把千疮百孔的街道改作行刑地”（王滔译），从而在无辜的平民中间造成了饥荒、恐惧、监禁和杀戮，甚至造成人类整体的堕落。
作为诗人，她吸取了罗马尼亚民歌的营养。在《狐狸那时就是猎人》中，穿插着不少饥寒者歌其衣食的民谣（不知米勒是引用还是做了加工或出自她自己的创造）：“火车站旁边有苦涩的野草/一列货车呼啸而过/一个没有大人带领的孩子站在柏油路上/一只赤脚一只鞋子”;“我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怎样才能用一根烟卷/跟你换一块面包”;“夜在缝制一个/黑暗的袋子”，把罗马尼亚的一切囊括其中。
独特的诗意是米勒征服读者、在瑞典成为诺奖候选大热门并打动诺奖评委的最重要的文学美质。由于德文与瑞典文极为接近，许多评论家和评委都不必借重翻译。瑞典学院新任常务秘书恩隆德（Peter Englund）赞扬米勒是“伟大的语言艺术家”。诺奖评委主席维斯特伯( Per Wästberg ) 在瑞典报纸发表的答问中，问到瑞典学院现在有半数院士是诗人，为什么十三年没有颁奖给诗人时，维斯特伯说：“我们阅读来自全世界的诗人作品。也许许多伟大作品都是以散文写作的，但也有一种诗意的散文，米勒和上一届获奖的克莱齐奥就是如此。”在德国，批评家巴罗（Ulrich Baron）在《镜报》（10/08/2009）国际版撰文赞扬“米勒是也可以诗意吟唱的政治的声音”。沃尔夫（Larry Wolff ）则在《纽约时报》(1/12/1996) 书评文章中认为：“作者试图从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丑陋中创造一种诗歌。”
在丑陋的现实中，米勒从小就携带著作为母语的德语在罗马尼亚境内流亡。她向往自由的西德，但是，1987年流亡到西德后，她的心仍然留在罗马尼亚。在这种内心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中，她仍然有一个家，如她的一本书的书题所言：《家在我言说之处》（Heimat ist das, was gesprochen wird. 2001）。在散文《看到死亡的每个地方》中，米勒写道：“是的，在每个地方，在你见到死亡的地方，你都会有一点儿在家的感觉。”“我害怕故我写作”的米勒，在这里已近乎达到“视死如归”的大境界。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如她在法兰克福书展谈到面对强权的勇气时所说的那样：“勇气是恐惧的另一面。在一个专制之下，人们需要勇气和责任感。”
米勒所处的当代社会，或她要表现的“当代性”，是后奥斯维辛时代和后古拉格时代荒诞的社会现象，是一种专制接一种专制的恶性循环。今天的罗马尼亚，仍然没有完全清除专制的历史遗毒。
米勒的诺贝尔获奖演说，题为《每个词都知道恶性循环的某件事情》，她所说的“每个词”，最后延伸为在专制钳制下发不出声音的弱者（以牛为象征）的面部表情：“你们脸上的每个词/都知道恶性循环的某件事情/但没有言说过”。她在演讲中始终扣住手帕这一极富象征性的物件展开。她谈到，在罗马尼亚时，她每天早上出门，牵挂她的母亲总是要问一句：你带有一块手帕吧？不难想像，在手帕的各种用途中，最重要的就是擦拭眼泪或伤口。她接着谈到，她被一家工厂解雇后，独自坐在楼梯上开始静静思考。她领悟到：“写作是一种无声的行为，从头脑到手的一种劳动”，“写作始于寂静”。米勒的意思是说，当某种已然发生的事件再也无法用口头语言来表述的时候，我们才诉诸写作的书面语言。在我看来，就欧洲传统而言，从罗马竞技场“观赏”野蛮的人兽斗之后文人的“静修”开始，西方才启动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和文学创作。
我们这个时代，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警告过的那样，写诗仍然有可能是野蛮的。但是，米勒却继承了欧洲伟大的人文主义的传统，像二十世纪后半世纪的不少伟大诗人一样，把写诗作为一种驯化野蛮的艺术。《漂流的喘息》中的主人公列奥波德上路时，手提箱里有哥德的《浮士德》和别的一些诗集，但他不得不一页一页撕下来当作卷烟纸，跟别人交换盐、糖、面粉和梳子――因为满头虱子，梳子是必需品。这样的情节，象征性地表明诗歌已经被挤压到无底深渊，但米勒的笔法仍然充满诗意。
西方人文主义与东方人文精神原本有相通之处。瑞典学院颁奖米勒，发现、提升了一种诗美，更重要的是再次弘扬了欧洲人文主义的“理想倾向”。但愿这次颁奖成为东方人文精神复兴的一种催化剂。
──原载于 香港《前哨》月刊，2010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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