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樱期待，有朝一日，台湾能成立一个“文化电视台”，让台湾的艺术文化，有更大的表演空间，不但可以保障奉献艺术的表演者，也可以让全民随时都有艺术节目的选择。
王金樱，1946年生，彰化秀水人。幼年时期，随着姊姊王金莲，耳濡目染地学起歌子戏。王金樱和姊姊王金莲感情非常深厚：“姊姊大我12岁，在我的演艺生 涯中，她几乎是‘姊代母职’地照顾我。”当时，王金莲在家乡学“子弟戏”。“子弟戏”是指，村子里的人把有天分的小孩集合起来，聘请老师来教戏，让小孩学 戏，以便日后有一技之长。
六岁女娃 踏上戏台代唱
17、18岁的姊姊王金莲在戏班演出时，5、6岁的王金樱也跟在旁边看戏。她爱看戏，常常在后台认真地看别人演戏，甚至默默地学着别人演戏。王金樱道出她的热诚：“到现在，我犹原爱在幕后看人演，学习别人好的所在。”
有一次，剧团里一位阿姨生病，没有人能唱她的戏，其他团员都很担心不能如期演出。这时，6岁多的王金樱自告奋勇要上场代唱，姊姊王金莲无法置信，要她唱唱 看。听过之后，她终于相信这个6岁多的妹妹可以代唱。因此，幕后走台的工作人员，就把一张椅子搬到戏台上，并把王金樱抱上台去，让她坐在椅子上唱。这是王金樱生平第一次踏上戏台的经验。问她如何能在小小年纪，唱出那位阿姨的唱腔与词句，她转述前人说过的一句话：“近馆边的猪母，不会吹箫，也会打拍。”意思是，在戏馆旁边的母猪待久了、听久了，就算不会吹统箫，也会听板、打拍子。
自从崭露了演戏的天分后，王金樱没有继续念书求学，就随着戏班流浪，每10天就换一处表演赚钱。姊姊王金莲结婚后，离开那个戏团，王金樱就不便再留在那个戏 团里。十四岁时，她跟着走江湖卖药的药团四处表演。药团以卖药为主，不像戏团，没有任何戏台、道具、布景、乐师，唱歌子戏只能“站念”，完全靠唱腔吸引围 观群众。在这种环境的磨练下，王金樱的唱腔也就日益精进。
王金樱17岁左右，歌子戏的内台戏没落了，姊姊王金莲要去新加坡公演前，建议她，先到嘉义的公益电台去唱歌子戏。之后，她又到台中发展。那时候，要进电台 唱歌子戏之前，必须先经过考试、试声。应试者声音若不平衡，唱盘的唱针会跳动，就不会被录取。她的音质优美，字正腔圆，不管是中声电台，或是民天电台，她 都被录取。因为姊姊的结拜姊妹在民天电台，后来王金樱就留在民天电台发展。
后来，台湾歌子戏的演变，又从“电台”到“电视台”。以王金樱的实力，转战电视台游刃有余。王金樱先后曾加入台视联通歌剧团和中视歌剧团，她甜美的外型，黄莺出谷般的音质，第一小旦的角色，向来非她莫属。
大妈小妈 和平共处50年
小时候，王金樱的家境由好转差，然而，一家人的感情和睦融洽，却是深深影响着王金樱对家庭的看法，以及她日后对家庭、事业兼顾的坚持。
王金樱的父亲王文灿，是一个斯文的“读册人”，也是地方上的地主士绅。他认识了王金樱的母亲，原本想论及婚嫁。但是，王金樱的母亲因家境穷困，而没有读 书。王金樱的祖母以“门风不对”的理由，阻止自己的独子与她结婚，并且另外为儿子安排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娶进了一个有读书的千金小姐做媳妇。
婚后，王金樱的父亲还是对王金樱的母亲念念不忘，终于在家人与元配的接纳之下，以当时五百元的聘金，把王金樱的母亲娶进门。对王金樱来说，她的生命里有两个母亲。父亲的元配，她私下称之为“大妈”，在家庭里，则是正式地叫她为“妈妈”。自己的生母，她私下称之为“小妈”，在家庭里，反而要叫她为“阿婶”。
王金樱委婉地道出，父亲生命中的这两个妻子，竟然能“不曾吵架，平平安安地相处50年”。大妈生了3男3女，小妈则生了3个女儿。姊姊王金莲，就是小妈生的大女儿。
本来父亲曾经“开栈间”，即“经营米店”之意，家里不但可说是米的仓库，甚至也做点进出口的生意。后来因为父亲乃是书生经商，用人不善，加上国民党政府实施“三七五减租”政策，王家土地被放领，并且遭政府征收去造路的土地，又拿不到补助金，导致王金樱的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
大姊演戏 一群“饭桶”跟出门
在王家家境走下坡时，王金樱的母亲开始外出工作，到戏班去管戏服，赚钱养家，以便维持一个大家族的生计。当大姊王金莲在戏班演戏时，妈妈要姊姊请求老板让她“带‘饭桶’出门”，因为父亲、大妈、小妈、二姊与王金樱，都必须到戏班里才有饭吃。
那一段患难与共的日子里，王金樱特别感受到亲情的可贵。王金樱清楚记得，自己的妈妈快要过世前，大妈以诚相待的态度，让她非常感动。依照台湾人的传统习俗，人若往生就不能进大厅。但是，小妈病重得只剩一口气时，大妈要她们这几个女儿，把小妈从北部带回中部老家。大妈甚至在门口迎接小妈，嘴里还安慰地对小妈说：“大位乎你坐，卡早到另外一个世界，甲灿仔作伙。”小妈听到这样的话，虚弱了几天、不曾睁开的眼睛，这才张开来看一看，之后才离开人世。
有着这样的家庭，王金樱的哥哥姊姊们不分彼此，王金樱对大妈的敬爱不在话下，也把大妈视若亲生母亲一样地奉养着。
顶着头套 赶着回家煮饭
在中视演歌子戏的岁月中，王金樱行有余力，自己也经营一家餐厅。就在此时，王金樱认识了大她二十岁的先生。王金樱的先生是 苗栗卓兰人，家境很好，小时候就到日本去留学。本来二次大战结束后，他就想回来，但因为先前自己把钱借给了朋友而要不回来，以致于没钱回台，只好继续留在 日本另谋发展。
谈起了先生，王金樱很自豪：“我先生很爱台湾，他后来甚至放弃日本的国籍。”婚后，王金樱育有3个女儿。由于先生、女儿全力支持，加上夫家的经济况状不错，让她衣食无虞，使得王金樱在歌子戏事业的发展上，能够毫不中断地持续下去。很多人知道，王金樱是台北乌来云仙乐园的“董娘”，但是王金樱很谦虚地说：“那是夫家的家族事业。”
做一个知名的电视歌子戏名旦，王金樱如何兼顾事业与家庭呢？王金樱表示，台湾的演艺圈的确很复杂，但是她向来不会受到外面的影响，她甚至坦承：“我到现在这个年纪，还是坚持自己下厨煮饭。”有着与众不同的家庭背景，王金樱更珍惜自己一手打造的家。
她回忆在中视录制电视歌子戏的情景，“晚上六点多的吃饭时间，我们有空档可以休息。由于时间有限，我就把戏服换下，头套戴着，开车回家煮饭，与家人吃完 饭，再赶回去录影。”爱唱歌子戏的王金樱，本人却是非常怕吵。她喜欢宁静的生活方式，喜欢与朋友泡茶、聊天，对于唱卡拉OK、打牌、抽烟等事，她一概不爱。王金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除非有外出或出国公演，她很少有不在家里吃饭、睡觉的记录。
戏剧成就 傲视群英得奖多
王金樱对於戏剧表演的执著，好学不倦；演出时也力求尽善尽美。她的嗓音甜美清亮，音域宽广高亢，韵腔平整大方，是台湾歌子戏界首屈一指的青衣名旦，早年演过电视歌子戏【董小宛】、【汉宫怨】等戏码。
王金樱也透露，她的本名为王仁心，她和姊姊的艺名，都是河洛歌子戏团长刘钟元所取的。也因为认同刘团长的艺术理念，1991年起，她定着于河洛歌子戏团， 成为该团的当家台柱。她在河洛的戏目【钦差大臣】、【天鹅宴】、【皇帝秀才乞食】、【浮沉纱帽】里，均有杰出表现，这四出戏均荣获金钟奖，其中【钦差大 臣】更另获金鹿奖。近年来，她的经典代表作还有【曲判记】、【命运不是天注定】、【天鹅宴】、【秋风辞】等。她本人则是“台北文化奖”、“全球中华文化艺 术薪传奖”等奖项的得主。目前，王金樱退居幕后，担任河洛歌子戏团艺术总监的工作。
唱戏40年，王金樱道出歌子戏的精神：“歌子戏，是有歌才有戏。”正统歌子戏所尊崇的是有技巧性的唱腔，所谓“文戏金，武戏土”。她认为，光是歌子戏的曲调，就有上千种，而现在许多新编的曲调，为了迎合不会唱歌子戏的演出者，加进流行歌曲的曲调，她很不以为然。另外，有某个剧团，在表演时毫不顾及表演艺术 的整体呈现，一出戏里，出现了韩国服装，甚至汉、唐、明、清的服饰都拿来乱穿一通。她强调，河洛歌子戏团的精神，要求的是“穿破不穿错”。
成立文化电视台，扩大艺术表演空间
身为一个台湾国宝级的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樱对政府没有建立制度保障艺人的作法，相当感慨。她指出，台湾名曲《农村曲》的作曲家苏桐先生，晚境凄凉，过世后，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还是河洛歌子戏团刘钟元募款为他安葬的。
有一次，她参加一个政府举办的文化奖项座谈会，会中有一个年纪很大的男士，是眼睛失明的老艺人，他既愤慨又惆怅地说：“政府又不照顾我们，得奖有什么用？ 得了奖，还是没有饭吃。”比起邻国日本，用制度来妥善照顾国宝级艺人美空云雀的作法，台湾对艺术文化实际上的支持，远不如表面上的尊重。
政党轮替之后，这个现象也没有改善。她举例，在国民党执政的时代，河洛歌子戏团在桃园，一年能够演出5、6场；换了民进党执政，结果竟然只有1场的演出机会。
过去，国民党执政时，只偏重“国术”、“京戏”等文化，相对地贬抑了台湾传统的歌子戏、客家戏剧、南管、北管等艺术。许多国外回来的人士，纷纷向王金樱表达，想看这些艺术节目，却毫无门路。一来，不一定遇得上档期演出；二来，要观赏外台戏演出的成本非常昂贵，一次外台戏的演出少说也要2、3万元。结果，他们就无从欣赏台湾本土的艺术文化了。
从小旦演到老旦，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樱，演技精湛洗练，嗓音宽高委婉，唱腔声情并茂，艺术成就有目共睹。王金樱献身台湾歌子戏，四十年不间断。她对歌子戏艺术的执著与热情，令人敬佩；她对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见解独特。
她期待，有朝一日，台湾能成立一个“文化电视台”，让台湾的艺术文化，有更大的表演空间。王金樱认为，国家应透过这样的电视台，让这些台湾的艺术表演节目，不受商业广告的操控，有着较大的表演空间，不但可以保障奉献艺术的表演者，也可以让全民随时都有艺术节目的选择。@
（本文转载自邱斐显部落格“台湾艺术花园”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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