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发生时，燕子正在长沙结核病医院住院，被隔离整整一年。没能参与八九民运的她，一直在精神上为六四受害者守灵。她经常在大学里和日本学生谈“六四”，并在2005年与她的先生——日本哲学教授山田正行一起，提名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对中国人权问题“自律自规”的日本，燕子译介中国系狱作家的作品，撰文呼吁日本人不要隔岸观火，因为沉默就是共谋。近年来，燕子夫妇还旅行各国，走访因“六四”漂泊异乡不能归国的流亡者。
在昔日的朋友眼里，柔弱的燕子现在已经变得不可理喻，她居然成了“一个赤膊上阵的革命者”，和唯色、廖亦武这类“猛男猛女”混在一起。现实的幻灭，使多少当年曾如雄鹰般展翅的热血青年，而后像碎了壳的蜗牛爬回地面。他们不再去探求道路，而一味贪吃经济繁荣的果子。退出抗争的人，往往要为自己寻找理由，要否认与一个压迫人的制度抗争的必要性。
中国国安部注意到了这位经常涉及敏感问题的日籍华人，燕子和她的日本夫君因此成了被邀喝茶的对象，受到中国当局的严肃“教育”。但燕子知道做人的底线和尊严在哪里。真正的勇士不一定是喜欢冒险的人，他们只是面临威胁不退缩而已。
在燕子的童年记忆里，存有一些类似黑白照片的历史镜头。 1965年的四清运动，她那在北京林业部设计院工作的爷爷，被诬告为“逃亡地主”，押解到老家批斗而死。爷爷被批斗时，始终昂着头不服。当燕子长大和父亲一起回老家，探望爷爷的衣冠塚，因为突发的洪水过不了河，白发苍苍的父亲哭倒在一堆烂泥里。
这些令人心碎的黑白画面，与当今灯红酒绿的“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这些镜头仿佛早已被人遗忘，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潜藏在个人和集体的深层记忆里，使人们得以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由此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燕子会独独钟情于那些书写苦难的文学。她的祖父把中国传统的士人气节遗传给了她，她因此有了悲悯的眼光去看人间的文学，不能忍受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情。
“如果不仰望神，我们靠什么苟活于世？”这是燕子和我讨论的问题。燕子的信仰受她的夫君山田的影响。山田是一位富有博爱精神的虔诚的基督徒，被我们视为“日本的良心”。多年前，山田在日本创建了奥斯威辛和平博物馆，使日本人通过奥斯威辛的悲惨，思考日本的侵略战争及战争责任。在日本主流社会患“集体健忘症”的时候，他是极少数顽强的抵抗者和行动者之一。
2009年9月，燕子终于在教会蒙召。虽然我是不肯进入任何宗教的人，但我欣赏燕子信仰的纯正，欣赏她对人的挚爱与宽容之心。近年来，海内外不少华人基督徒高谈以基督教拯救中国，但他们却回避现实的黑暗和苦难，主张顺服强权。低调、谦卑而又坚毅的燕子，以她所做的一切，告诉我这类不信神的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人文精神。
－－转载自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十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