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6日讯】中国人一讲到“义”，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国时的关羽关云长，在众人印象中此人忠义双全美须髯，万人之勇绝逸群，“义薄云天”非他莫属，在《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过五关斩六将”、“关羽温酒斩华雄”、“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都是他唱主角，留下了许多成语典故。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被其中精彩热闹的故事人物迷住了，对这本书的书名从来没有去认真理会，叫啥名对被故事吸引的孩子都是无关紧要的，现在回头看看，才知道这书名真是取得好啊！作文讲扣题而作，这书也自然是扣名而写：《三国演义》—– 作者是借三国之事，演诸人之“义”啊。中国有句老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读一本书也是如此，没有经历的小孩，注重的是故事情节，阅历丰富的成年人则更多注重在书的寓意上。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为人之道的传统道德伦理，传统上历来讲究伦理次序，就是行文落款姓氏笔划都有伦理，就拿这五个字来讲也是如此：依重要次序、本质轻重、根本大小而列，所谓先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现代人知道最多的是“智”与“信”，“仁”、“义”、“礼”已经很少提及了，即使提及也和古人所说的内涵有很大不同，比如“礼”，在古代它遍布为人之道各个方面，古人待人接物无不依“礼”而行，古人把它看得非常重要，以致于国家（至清朝）都设有“礼部”，今天我们把它局限在“礼貌”和“仪式”中。
在现代人眼里，“仁”大概只有圣人才讲的起，才讲的了，什么“仁政”、“仁人”离现实太远了，老百姓别说奢望“仁政”了，不要暴政就好了。这个“义”，位于“仁”之后处于第二位，可见其重要，可是也快失传了，所以虽读《三国》却不知其在演啥“义”，其实就是在演人的“义”。关云长之所以受后人崇敬，是因为他在曹操利诱之下不背叛结义兄弟刘备、张飞，知恩图报。其实这曹操也非常讲义，当关云长要离开曹营投奔刘备时，左右皆要杀他，曹操被其忠义打动放其一马，而这是为自己日后绝路逢生，关云长放其一条生路种下因缘。
举个事例，说今天的人缺“义”。现在中国乱糟糟的，什么“豆腐渣工程”、什么“毒奶粉”、什么“假疫苗”……这些人命关天的事纷纷出笼，害得老百姓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们早就在呼吁杜绝这些“假的”、“黄的”、“丑的”、“恶的”，可是就有人听不得真话，这些社会上明明白白害人的事，他闭着眼睛就像没有看见，不愿意面对事实真相。
有一个人，“汶川地震”发生后人们谴责“豆腐渣工程”，追悼在地震中无辜死去的孩子，他说：“这是天灾，无法避免，国家已经尽力了。”有人对他说，这是天灾也是人祸，站出来为孩子说说话吧！他不但不悟反而说，“你们家又不在汶川，别添乱了！”。劝者叹道，“人不知道公义，不支持真理，将来真的人祸来时就知道啥是天灾、啥是人祸！”不料此语成谶，不幸言中，几个月后此人在大陆的家人来电话，说大陆的房子被政府强拆了。有理也没处说，有冤没处申，这时他才开始意识到公义的真正价值，反过来，请求别人帮忙支持。
古人把“生”与“义”比作熊掌和鱼不可得兼，“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把“义”看作比生命还珍贵的位置。现在人可能很难做到，因为把“利”看得太重了，要“舍利而取义”都很难做到，何况“舍生取义”？现代人的知心朋友少，有些朋友也多是因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相互利用而非“义友”，所以难怪有那么多“朋友出卖朋友”的现代故事。文革中，中国人这个“义”毁灭得最严重，父子之间尚且要划清界限，何况朋友，“出卖朋友保全自己”成了那时的生存之道，中国人看到不义之举常常是明哲保身，小偷在公车上偷东西，人们不是去谴责那个小偷，而是责怪那个被偷的“怎么不把皮包看好”，这叫什么“义”？中国传统上提倡的“见义勇为”不见了。
“见义勇为”早就不讲了，因为也很难见到“义”啊，现在讲“你对我不仁，别怪我无义”这是“义”之不见的原因。无论东西方，“义”都代表“公正”、“道义”、“真理”。耶稣在传道中称依其道而行的人为“义人”，这是翻译过来的词，在西方对“义”的理解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其实是类似的，西方文化非常强调“公义”，而东方文化比较着重以“个体”行为来弘扬“义行义气”，所以我们知道“义（气）”最有对等性的，做朋友就是这样，你对朋友“义气”，朋友也越对你“义气”。在“公义”上也同样是这样，出卖“义”就是出卖自己的良心，漠视“义”就是漠视真理，让我们重温马丁‧尼莫拉的名言。
尼莫拉在晚年忏悔时写道：“当纳粹党来抓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纳粹党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纳粹党来抓工会的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人；当纳粹党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当纳粹党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因为他们都被抓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