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水河在呻吟(67)龙滩水电站

韦登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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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红水河四级水电站——龙滩水电站

7、冲 突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有了社会,就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有了官与民,有了政府与百姓。官与民、政府与百姓,因为整体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等等,其利益有时是共同的,有时是矛盾的。为了各自应该得到的或不应该得到的利益,政府可以利用行政资源,利用员警力量;百姓则上访、请愿、静坐、示威,抑或如贵州瓮安2008年6.28事件,甚至如中国历史中历朝历代陈胜吴广式农民大起义。“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如此带有敌对、战争味的口号倒是已经不适宜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我们的时代没有如此落后,没有如此对立。不过有不平就有抗争,有抗争就会有冲突。

【2009年8月29日早上约9时,我正在对本材料作最后修改,突然听到学校不远处有警报鸣叫,随即出门,从四楼往远处看,300米外新修的三岔路有两辆警车,六、七个员警下车,已经等在三岔路的一帮二十多三十岁的男人们,提起木棒冲向员警,“打啊!打啊!”一阵乱叫。人越聚越多,手执木棒的人有约二十多个,每几个人围住一个员警,把员警追过来打过去,有些准备把员警按倒在地,有些拿起木棒乱舞,有些冲到警车旁试图掀翻警车。我赶忙叫来同事:“快出来!好像是那些拆迁移民与公安干架”。

没几分钟,从街上、从环城路方向驶来有近十辆大大小小的警车,开着警报,那种叫声真是吓人。车门打开,冲下来二、三十个身着黑衣的特警,手执盾牌、警棍冲过去追打那些手执木棒的人,那帮人边往后退边用木棒击打特警的盾牌,“劈劈啪啪”;广播上反反复复大声喊叫:“请参与肇事的人立即放下武器!请参与肇事的人立即放下武器”!

数十名公安、特警分散开,把手执木棒的人一一拆开,实施“抓捕”。前后不到半个小时,“骚乱”立即“平息”。

当手执木棒的那些人击打特警盾牌时,“怎么那些木棒几乎都一样?又是新木棒,那些农民不可能统一去购买锄头把攻打员警吧”。在校门外看的人回来说:“他们是在搞模拟训练”。喔!原来如此。

哲学上的二元论如对错、是非、苦乐、敌我等等所谓的辩证法只是人为妄分罢了。不过日常生活中,每个时代的人们大体上都要把人间划分为对立的两极,分为相对的双方,也即“主要矛盾”。

上世纪初是清廷与革命党人,民国时期是各派系,后来是大汉民族与大和民族,再后来是国共。49年以后,先是斗地主、斗资本家,然后反右,文革时一场混战,什么二元、三元、多元全模糊不清,全颠倒。到了80年代,摆脱贫困是“主要矛盾”,同时、人的欲望不断膨胀,挣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捞更多的钱是终极目标。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有多种,只是从农民(中国人数最多、几乎是处在最底层的群体。)手中捞取最容易、最稳妥。

二十多年来,农民常常受到不公对待,而另一方又常常与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农民的反抗就是堵路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秩序,为了维护稳定”,政府要采取“果断措施”,于是,农民就被作为“假想的一方”。

该县有龙滩电站移民(约3,000人),有董箐电站(总投资64亿元)淹没,有烂泥沟特大型金矿,有县城扩建拆迁……都是与农民土地补偿费有关,怪不得要提前搞“演习”。

这半个小时,我几乎不眨眼,但倘若有人问:“拿木棒的农民有多少人?有多少员警?有多少辆车子?现场有多少人?”……我只能说个大概,即使有摄像重放,也要花许多时间慢慢地数。因此,我很理解当我与村民、与移民聊到以下将要叙述的“冲突”事件时,他们都是“大约”“可能”“也许”……】
(1)册 亨

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开发局、贵州省移民开发办、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联合颁布的《龙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宣传提纲》──简称《宣传提纲》中,龙滩水电工程建设及移民搬迁安置进度安排:1 计划2006年10月下闸蓄水;2 2006年9月完成水库水位330米以下移民搬迁安置及所涉专案处理;3 2007年2月完成水库水位355米以下移民搬迁安置及所涉专案处理;4 2008年完成水库水位375米以下移民搬迁安置及所涉专案处理……

除了围堰区290米以下在2003年搬迁外,龙滩库区淹没搬迁分为三个阶段,分阶段分批搬迁是为了使场平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跟得上。不过各县县府为了减少麻烦,无论是330米还是375米,几乎都在2006年9月几个星期内全部大搬迁。

坝恩村位于红水河上游南、北盘江交汇处,在被淹的村寨中有代表性、有影响力,县府在不给补偿费时想要他们搬迁唯恐遇到阻力,就给县、乡、镇的一些干部职工分派任务,分片承包,每一个干部负责几家农户搬迁。其实政府没必要那么惊恐,没有哪一家农户因政府不给补偿为了表示抗议而用生命、财产作赌注让水淹没。

有工作队驻扎的坝恩和没有工作队驻扎的其他村寨都在政府的期限令前后没多久搬迁完毕。只是在搬迁后直到年底,册亨只有浪沙、高洛两个共60户的移民点“三通一平”,其他移民点要么没电,要么没水,要么没路,要么场地还未推平。有些在场址边角搭建临时住房,有些自己开挖一小块平地搭建临时木棚。

龙滩库区曾有移民代表提出要求用田地等补偿作为股金入股分红,但龙滩公司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没有钱可以向银行贷款,贷不到款可以不忙把钱兑现给你们,反正是“利国利民”大工程,有各地政府撑腰,干嘛要把将来的好处分出来”。按理说你要淹掉我的家园,淹掉我的田地房屋,蓄水发电赚钱,你应该先给补偿,我才搬迁,然而,移民与龙滩公司并不平等,更不用说与政府。有工作队驻扎的村寨由工作队员负责,没有工作队驻扎的村寨就由移民局、乡镇政府、乡镇移民站或村组干部在墙上贴一张“限×月×日拆迁完毕”。

册亨、望谟、田林、乐业移民们说:

“那时我们就像被撵上山的牛马,你要投亲靠友,他不给你‘分散安置费’;你要后靠,他说地质不稳,不能在那儿建场平,硬逼着你搬到十多二十里外的移民点;即使你搬到指定地点,不是没电就是没水,不是场地太窄就是在松土上打屋基。”“你搬得慢一点,他们就来赶,像我们打宾(双江镇)拆完房搬不赢,他们就用挖机帮你拆,他们就派人把堆在原地的木板、枋子一把火烧掉”。“搬迁之前,他们说这个要给,那个要兑现;拆房后去问,他们已经是老爷,根本就不搭理你,有时因为是熟人,话倒是说得还客气,就是不办事”。“为了房屋等等的补偿,鞋子都跑烂了,今天明天逢双休,下星期领导出差开会,下个月某干部去培训学习”,“有时移民站没有人上班,移民局又都在忙,‘过一段时间再说’”。“拆完房子他们奖励每人700元,把棚子搭好,每人奖励800元,其实就是那1,500元的搬迁补助费;有一些是移民站拿到场平去发放,有一些是你自己到移民站去讨要”。“房屋补偿都难得到手,不用说别的补偿”。

有移民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有如下叙述:

“搬迁经费不落实,实物指标不兑现,水电不安排,道路坑坑洼洼,农民衣食住行不关心,年到三十无人问,情况反映无人理”。

搬迁之前,移民们为了价格,为了场址,为了新增、遗漏;搬迁之后,移民们为了新增、遗漏,为了兑现……册亨移民与龙滩库区其他几个县一样,曾有无数次向各级政府反映,甚至请愿。

2007年1月(黄历腊月十几),册亨坝恩、纳牙、打宾、路吉、平华、百口等等各地移民有上千人陆陆续续到县府门前聚集近一个星期,移民们只是静坐,并没有像一年前2005年9月天生桥库区巴结移民在兴义市政府门前搭棚烧饭。

册亨小县城是一个小盆地,只有07末08初凝冻时结过冰,冬腊月很少有“刺骨的寒风”,不过冬腊月夜晚在室外,这些世代居住在红水河沿岸的移民们还是冷得打哆嗦。有些到旅店过夜,有些聚在一起到某个角落蜷缩一、两晚上,有些实在受不了,打道回府。好几天过去,县府、县移民局领导没有人出来与移民见面,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出来解释什么,“你们想坐到哪时候就坐到哪时候”。

移民们熬不住了,1月22日早上,大家就集中到距县府二、三百米的大桥静坐堵路;领导们也忍了好几天,这下终于找到借口。不到两、三个小时,县府立即出动数十名武警以及一些无固定职业人员手执警棍、盾牌,头戴钢盔、蒙面进入大桥,还有公安开着警车鸣笛跟随其后。移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势吓懵,四散奔逃,来不及逃散的就是一顿拳脚,一阵乱棍;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还能行走,即便受重伤轻伤,谁还敢呆在那儿。

双江镇打宾村过力组村民王昌松当时没在桥上,“清场”时他在距桥约20米处老物资局门口,被从背后驶来警车上下来的公安一阵乱棍,随即又被拖到派出所审讯。王昌松怎样被打,怎样被审讯,他已经记不起来。只是同去的村民说在派出所时他休克不省人事,送到县医院,县医院检查后认为伤势太重,需转院治疗;当晚王被送到百色—-安龙联合医院,又因王的头部流血过多,联合医院不敢接收;王又被转到黔西南州医院治疗。

三个月后即2007年4月19日,册亨县双江镇党委书记到州医院找院方,让王出院,他们把王拉上车送回册亨。因医院不给伤情证明,王及其亲属都无法说清王哪些部位被打,伤情如何。

王昌松的亲属没有支付医疗费,也没有什么出院证明,那些都是县府或镇政府去办理结账。住院三个月的生活费自理,不可能有什么误工费之类,村民集资派人护理,乡亲们前去近200公里外州医院探望,其往返的车费、食宿费当然全都自掏腰包。

过力组被打伤的还有王昌辉、王阿克等,其他村寨被打伤村民的情况不得而知。

王昌松40多岁,我问他时,常常都是旁人代为回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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