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上辩论赵连海无理被判案

为赵连海抱不平 部分港议员辩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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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0年11月22日讯】香港立法会上周三就“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被判案进行休会辩论。不少议员均提到赵连海案件反映中共体制的非法和不人道,并点出低调配合将不会让赵连海获得公正对待。

民主党张文光议员:

张文光以深沉的愤怒和悲哀,声援绝望中的赵连海和家人,他说:“尽管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我的声音只是黑夜的微光,但生为中国人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良心的犯罪。”

他指,赵连海的毒奶粉案是千古奇冤,毒奶的元凶,当然是丧尽天良的毒奶商,但丑闻揭发于奥运前夕,中宣部严厉管制新闻,成为毒奶泛滥全国的帮凶。他质问:“若涉事的官员流着同样道德的血液,难度不应该为毒奶粉蔓延引咎辞职或被捕坐监吗?”

张文光说,当赵连海被判重刑时,世界哗然,香港愤怒,民主派上街抗议,连建制派也不他说,要求公义和赔偿是无罪的,因此应该立即释放无罪的赵连海,而不是渴望中央皇恩大赦,对赵连海宽大减刑。

他提到一些港区人大代表拒绝联署,最流行的说法是,联署越高调,中央越强硬:“你低调挖旋易成功,因此人大联署求情是高调,律师公然上诉是高调、妻子接受访问是高调,赵连海斗胆坐牢绝食更高调。因此在一个高大野蛮,人民只能够吃了毒奶粉不吭声才是低调,人民只能够俯伏在地上才算低调,等皇恩大赦才是低调。但是人民已经伏在地下61年了,再低就要变地底泥了,这还是人吗?低调低调,多少罪恶罪恶受到纵容,多少生命含冤受屈?”

张文光批评不参与联署的港区人大代表仍然在讲冷血的话,其中一个是曹宏威,他接受商台的查询时说,人大代表每日都接获不少求助的个案,难道赵连海就可以“打尖”?

赵连海毒奶粉案发生在2008年,被拘捕是09年,判监是2010年,前后两年时间不短,影响巨大,苦主更多,涉及30万婴孩,是一场集体冤狱,话打尖论的曹宏威,你狂为学者,狂为人大,何其圣之冷耶,曹宏威的言论和法庭外冷笑的官员,是异曲同功,凉薄无情。

现在苦主赵连海在狱中绝食,律师李方平申请上诉,但被禁探望赵连海,随时错过上诉,按照中国的法律,律师是有权探监,有权上诉。但按照看守所警察说,上面电话指示,赵连海不能探视,上面一句指示,中国就没有了法治。如果情况属实,港区人大的联署都是徒劳的,赵连海可能坐足三年半监,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法治一个最真实的图画,就是用莫须有的“寻衅滋事”入罪,甚至违反律师法,没有得上诉,决定权全在上面,上面取代法庭;人治取代法治,这就是中国取代西方振振有词的司法自主,今日最新消息,看守人员说是赵连海不想见律师,哪个囚犯不想见律师放弃上诉?何况赵连海连囚衣都不肯穿,还要绝食抗议就是认罪,他不要见律师?无论如何由于律师和家人不准探监,不知道赵连海绝食的情况,而赵连海更被限制写信,每次不准超过20字,但是有限的讯息中,听到赵连海掷地有声地说,为了下一代一些苦难,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有所担当,他不后悔,相信家人和孩子都会理解。

从赵连海案看透中国,张文光称:“含冤的百姓,冷血的法官,这就是无声的中国,今天,当国之不国,民何以为民?”

社民连黄毓民议员:

主席,赵连海无罪,共产党违法。“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遭到当局重判,舆论哗然。稍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他鸣冤叫屈。在无法无天恶政治底下的受害者,自力救济,却成阶下囚。赵连海的案件是非判然,种种细节不需要在这里重述。有一些“爱国人士”对于判决难以理解,又有人说赵连海动机纯正,不涉及政治。这些人,是在香港住得久了,多少都沾到一些法治意识,尚有几分恻隐之心,对极权政府依法治国这块“画皮”,开始有一些新的领悟。

今天已经是赵连海绝食的第七日,本席认为,香港立法会作为中国境内唯一享有言论自由的民选机构,必须带出清楚明确的讯息,要求中央政府立即释放赵连海。近日部分港区人大代表,去信北京替赵连海求情。根据报道,那封求情信主要强调赵连海动机纯正,纯粹为受苦婴儿伸冤,行动纵有冲动之处,亦是属于情有可原。

各位,这些叫做求情!?但是赵连海是无罪的。对于此间建制派政治人物为赵连海向集权主义者求情,或者有一些人会拍手叫好。但是也有一些人“心水清”。如时事评论员吴志森的一篇文章里面讲道“纵深一想又觉不妥,这类冤假错案,近年来也不是第一桩。更加离谱及骇人听闻的更多。为什么我们香港这些人大政协连屁都不放一个?胡佳只不过是为爱滋病人维权,却遭判刑三年。为什么香港这些所谓爱国人士,没有一个站出来为胡佳说一句公道话?今天赵连海的情况与上述的人有分别吗?”我是这样看的,这些亲建制、亲政府、亲共产党的人为赵连海求情,一方面是表明其所说的是“有一些道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赵连海的行动,与我们的“和平示威”有何分别?何来冲动之处?何须情有可原?那封信说“囚禁异见人士一年,就已经起了教育作用。”十分荒谬。

反而亲建制人士,全国政协刘梦熊,就很是清楚。他说“非法之法,无罪之罪,政改由法治开始,谁不政改谁下台。”他同样也是政协委员,但是他起码讲到问题的重心。赵连海无罪,共产党违法!要求从轻发落,这并不是法律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即使要从内地法律的观点来看,赵连海一案中,不单审讯程序不公平,更重要的是大兴区拘留所禁止律师去见赵连海,这根本就是违宪、违法的。

我们知道赵连海是要为结石宝宝寻回公道,这种是法律或者政治体制底下,那些受打压或者受冤的人一种自力救济,而这种自力救济只不过是开个记者招待会,呼一下冤,联络一下受害者的家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却被冠以“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就是说你“没事找事”。

在中国乳制品污染事件当中,虽然三鹿、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和雅士利在内22个厂家,69批次的产品中都验出三聚氰胺,只有三鹿是被严重追究,多名高层管理人员被判监禁。一些被指生产销售三聚氰胺添加物的商人、奶农被判处死刑,以及其它重刑。绝大部分的公司未被追究。最离谱的是国家质检总局的局长李长江只是引咎辞职,河北省石家庄多名官员只受到撤职的处分,但是很多人刚刚被处分,在别处又得到新职位了。李长江就是最好的例子。09年12月就已经复出,做全国扫黄打非小组的专职副组长。2010年的3月,李长江又增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整路无尸骸”。中国人教训子弟成天都说“要多做善事,因为为善则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多时候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中国人又很会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他做这么多坏事还没报呢?为恶必灭,不灭早有余德,德尽则灭。”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中国人永远都这么犬儒,活该被那些极权主义统治。

中共的管治是摆脱不了各级官员以及既得利益者的勾结笼络,利益网真是盘根错节,动一个都不成。

这些毒奶粉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少数人受到惩治,“元凶”、“巨恶”却可逍遥法外。惩戒赵连海是为了维护中共为首的既得利益者的“维稳政策”,于是就要构陷、罗织罪名,并不是“杀错良民”而是“枉杀良民”,令到过百万结石孩子的家长噤若寒蝉。

温家宝在2008年9月30日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专访的时候,讲得几乎声泪俱下“这次奶粉事件使得我非常痛心,我再一次郑重强调绝不能以牺牲人的性命和健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共却选择重判一位“只是为孩子伸冤的父亲”,这是挑战基本人权的举动。其中的潜台词就是“不许百姓维权,只许极权主义者维稳”。建制派鹦鹉学舌,搬出中国宪法第33条、35条、41条,那些保障人权,表达自由以及提出申诉的条文,也有人抬出温家宝在接受CNN访问时的讲法“不仅要让人民有言论自由,亦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有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但却是“口惠而实不至”。

在拥有言论自由的香港,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比这些空话更加实际、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事实吗?毒奶粉案及如同恒河沙数的“人祸”,正正反映中国政治的腐败。每一件悲剧,都是制度缺陷使然。

作为一个在香港的中国人,在香港这块地方,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度,良心理性都难以发挥的话,真的让人非常失望。今天这个休会辩论的题目其实很简单,就是作为一个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在这种极权主义的体制下,究竟……我们要提出一个呼号,一个问话:“赵连海究竟做了什么坏事?”

民主党刘慧卿议员:

八日前,北京的法院重判了赵连海先生,这件事情在香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在区内,无论是在我的选区,抑或是在其它区内,听到无数市民的怒吼。有人在街上收集签名,市民不断蜂拥地去签。为什么香港人的反应会是这样呢?当然一方面,他们是替赵连海不值,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出事,去帮孩子维权,以及帮其他出事孩子的父母,会换来这样的重判呢?为什么一个争取权益的人,会变成阶下囚呢?他们觉得很不公道。但是令到市民更加害怕的是,他们担心这些事情很快会在香港发生。

香港市民知道,香港是没有民主。但是他们相信法院是比较独立的。也有独立的律师帮他们打官司,也享有一些自由。虽然越来越多的自我审查,但是他们都明白这些是很脆弱的。因为我们现在也生活在中国的主权下,如果在那里可以发生,可能某日就会在这里发生了。所以一方面,他们希望马上释放赵连海,同时他们也很害怕这个遭遇将来有一天会来到香港人的身上。有很多市民希望我们今天在立法会里叫中央政府立即释放这个无罪的人。

在重判了赵连海两三天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广州有很璀璨的烟花盛放,是广州亚运会的开幕。乍眼看下去是无法相信这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为什么一方面要搞得如此辉煌,但是另一方面有无数的“蚁民”生命、生活是受到摧残?

07年我和何俊仁议员,以及一些律师搞起了“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我们支持这些很勇敢的维权律师,他们是帮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被中国政府践踏其人权的蚁民。如果中国真的想崛起,并不是说其经济可以追上美国就可以了。用这种手法对待人民,在国际社会又如何可以抬起头来呢?绝对会面目无光。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中国主权下,我们这一批不可以回大陆、20年来都不准回去大陆的人,我们都要继续讲出香港人心中的惊慌,以及愤怒。这也是内地人民的惊慌以及愤怒。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香港各党各派都出来呼吁立即释放赵连海,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会讲“他是无罪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其实在很多文明的国家,每天都在上演。为什么在这个那么野蛮的中国大陆,要这样去惩罚他?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快会得到释放。我们没有办法与中央谈判,我希望那些有能力、有权有势可以和中央谈判的人,会拿出良心来,告诉中央,我们千千万万个香港人,都是站在赵连海那边。我们很希望中央出来说,他是没有罪的,他应该得到赔偿。那30万名婴儿,更是应该得到赔偿。我更加希望这些很勇敢的维权律师,可以自由地在内地为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争取他们的权益。

我们在香港,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做的,作为一个挺起胸膛的人,我们会继续做。我们也希望香港有700万,有胆子挺起胸膛的人站出来,捍卫赵连海,以及那些和他们同样凄惨遭遇人的权益。我谨此陈词,呼吁中央政府,立即释放赵连海。

民主党郑家富议员:

“赵连海”三个字过去几天在我们的心路历程中,特别是为父的,我相信都有很多的阵痛,我相信作为父母,作为中国人,赵连海事件确实让我们觉得……很多同事用“千古冤情”,我觉得一听到赵连海,说实话,就像我们在看粤语长片“杨乃武与小白菜”,像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仍然存在。

黄敏光先生说到:你们不要把这些事政治化,你这样政治化中央很难做,你低调一点,你这样高调,中央想放人也不知道如何做,你还找维权律师,维权律师有另类的想法,是利用你的。主席:当这些毒奶粉毒害婴孩,受影响的家长,含着泪水去申冤,你叫他低调一点?抚心自问,如果那个是你的婴孩,你会不会低调?再者一句:有多高调呀?何谓高调?何谓低调?他都是希望为自己的婴孩与别人的婴孩,为大陆毒奶粉(受害者)追究到底,寻找责任的根源,就那么多,这样叫做高调?这就要坐牢?被拘控一年之后,还要两年半,现在律师想见一下面,竟然说他不想见律师,这个是什么政权?找维权律师,不找维权律师找哪些律师?哪些律师能帮到他们?中国的宪法写得漂亮,让我们很多中国人看完后,觉得我们泱泱大国,绝对能追英赶美,但真正(情况)是不是这样?……赵连海公然上街,公然在大街上接受传媒访问,这些就叫做挑衅?在共产党角度,这些会让共产党政局不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虚歉,他们内心觉得赵连海多对,他们唯有都是保护自己的政权。宪法写得漂亮,未来廿三条立法必然也会写得很漂亮,问题是法例背后的执法,和行政的机关,到底是否尊重法例本身的精神?一次又一次的案件告诉我们,你叫港人如何对中央在这方面有信心?我们作为中国人,必然爱国,越爱国就越伤心,越伤心,对于廿三条就越恐惧……民主进程浩浩荡荡,是有国际标准的,不幸的是过去的十年八载,八九“六四”后,政治的演变只有越来越保守,政治的打压只会越来越强横,当很多人劝我们:“给多点时间给中央政府,不要处处都针对中央政府,它们会进步的。”

经济搞上去,一小撮人富起来,自然小康之家就多,我不是完全反对,确实我们中国人在很多方面进步了很多,但我们不单只是要温饱就行,我们要有尊严地享受这些温饱的生活,而非硬生生地见到那么不人道、不理性……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婴儿奔走,争取公义,竟然有这样的下场,我们都不吭声,如果不吭声的话,我们就成为了共产党对人民打压的帮凶,作为人大代表不联署,就不配代表香港人。


被中共政府判监两年半的毒奶粉受害家长代表赵连海。(网络图片)

民主党何俊仁议员:

赵连海一案,正如刚才发言的同事所讲,稍有正义、良知以至人性的人,都会一致认为是个莫大的冤狱。今日,在这个议事厅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建制派的同事愿意为赵连海伸冤、求情。纵使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为什么今天才发声,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个跨党派的共识,一致要求赵连海应该立即得到减刑以及释放。这也是我所乐于见到的。无论如何,总比很多制造、包庇、纵容赵连海这类冤狱的当权者,或者他们的帮凶来说,当然是好得多。在监狱外面,我们从电视机上可以看到,竟然有官员穿着官服,对着嚎哭的结石宝宝及他的母亲和赵连海年迈母亲,示出幸灾乐祸,无耻冷笑的人,不禁让人问,他们的人性指数究竟跌到什么程度。
赵连海是受到毒奶粉所害的儿子的父亲,作为父亲,为孩子追讨公道,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不幸地,受害者的父亲竟然再被加害,使得原本是受害者的孩子,失去父亲的照顾。原告竟然被陷成为被告,以致蒙冤被判入狱,究竟公理何存?

我们看到法院发出有关赵连海的判决书,里面所谓“确定的案情事实”不外都是指出,赵连海召集数人(或者顶多十数人)在公开的地方召开记者会,或者作出一些集会宣示其诉求,引来数名(或者顶多十数名)记者的采访,或者引致数十人围观,不外如是。最多也就是曾经举办了一个烛光集会,也引来记者的采访,引起报道以及关注。赵连海一路以来诉求的口号,不外乎是“还孩子健康,要求司法公正”(根据判决书而言)。他要求三鹿剩余的资产应该优先考虑受害家属,甚至给有良心的职工,给他们离开三鹿,不要再毒害小孩。其实就算这一切被证实,何来一个构成起哄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结论?纵使,召开记者会的几位受害者家属,他们的情绪高涨,但是他们如何扰乱了秩序以及稳定?没有任何指控说这些召开记者会提出诉求的结石宝宝的家人,是做过任何粗暴、挑衅的行动。没有人打破玻璃,没有人推翻汽车,或者垃圾桶,没有人焚烧杂物。更不说,没有人伤人、抢劫等等的事情发生。这类和平的示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稍微文明的社会,根本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面,这样的行为是会被指控触犯“寻衅滋事罪”。

其实,最终的话来说,这个“寻衅滋事罪”成为一个打压工具,用来打压思想言论的自由表达。用来剥夺和平集会以及示威的基本权利。置国家对人权保障的宪法条文于漠视以及不顾,再退一步,法庭就算要定罪,就是一个稍有恻隐之心的人,又怎会作出这样的判刑呢?

我们看一看,被告者赵连海,他本身是受害人的家属。他自从孩子受毒奶影响,产生健康问题以来,精神受到极大压力。他们曾经透过律师希望进行民事诉讼,但是长年以来,法庭不予立案。反而强加要求这些申诉者,要接受官方所提出的“和平调解方案”。政府对受害者并没有提供适当的辅助,或者是任何其它照顾关怀小朋友的协作。包括为小朋友提供适当的医疗、健康检查等等服务。

根据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的报告,12%服用这类毒奶粉的小朋友,患有肾结石以及肾积水。这些小朋友在未来成长过程中的健康问题是会成为家长担忧的一部分。究竟政府做了些什么去释除家长的忧虑以及怨愤?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有效的申诉渠道,这些无助的家长只是在无助、无权、无势之下,作出呼声。他们不是流氓,他们也不是要胁任何人给他们不公平的得益。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公平、公道的补偿,以及应有的照顾关怀。但是这样竟然换来两年半的重判,这真的使人觉得何其狠毒。

狱中的赵连海,为了抗议给自己的无理定罪,已经进行差不多一星期的绝食。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据他太太所说,他拒绝任何人对他进行人工强制喂食,最后一次见他的律师表示,他只是签了授权书,指示律师进行上诉。最近两日,代表律师李方平已经不能够获得探望赵连海的权利。其太太叮嘱他,希望向赵连海说出一些安慰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赵太太只能支持丈夫勇敢的绝食,她讲过“如果不是幼女尚在哺乳期中,她会一起与丈夫绝食”。她讲了一句很感人的话:“我们已经无所畏惧。”这句话极为悲凉,是在内地受尽压迫的人民,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继续能维持生活的最根本的自由以及尊严。失去了这些,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无所有。甚至可以自问生命的意义是否还存在。所以维权人士,今天已经被逼到没有后退之路,为了维权,为了维持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权利,他们还有什么恐惧可言呢?

我想对温家宝总理说,你所描述的民主理想,对着全世界来说真的是为中国描绘了一个很美丽遥远的图像。但是这个图像相比起今天现实中的中国,有如天堂与地狱的区别。因为最不幸最无权的“贱民”,连最卑微的权利自由,包括受害之后的申诉权利都被剥夺。只能以沉默面对不公的欺压。

我们的国家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吗?表面综合国力的强大,实际所隐藏的是管制道德以及权威的堕落。表面国家提倡和谐稳定,依法治国,但却不断滥用法庭的权力,作为政治的工具,打压平民百姓。领导人常以“维稳”来打压“维权”。这会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吗?有朝一日,当我们国家的稳定,再不与人民的权利有根本矛盾,我们国家的稳定是建立于公民的权利基础之上,我们的国家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我们的国家才会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

公民党梁家杰议员:

内地三聚氰胺毒奶粉案导致一批结石宝宝无辜受害,数十万计的婴儿出现肾结石症状、肾功能不全,甚至死亡,他们的一生要承受很大的痛苦,为人父母眼见亲生骨肉从小就要受病人的困扰,必定有切肤之痛。作为其中一位家长,赵连海先生挺身而出,希望为爱儿讨回公道,他成立结石宝宝之家的网站,调查毒奶粉案件,更串连其他受害儿童的家长,提出诉讼,要求政府为他们儿女受的苦提供终身免费治疗。赵连海饱受爱儿被害的精神折磨,仍然坚持透过维权行动寻求社会公义,他崇高的行为,理应值得嘉许,但原告最终变成被告,赵连海被指触犯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两年半,赵连海的经历令世界看到一宗冤案的诞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仍然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泱泱大国,自称“和平崛起”的大国,可以随意运用政治专权将一个寻求公义的普通市民判以重刑,原来国民的生存目的只是配合一个政权的运作,人的基本良知都被控制在尊权、尊制的权杖之下。

八九民运,为人父母者目睹子女因为追求理想而牺牲,其后成立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丁子霖教授从此失去人身自由,连拜祭子女都要受到监控。2008年四川大地震,为人父母者面对子女因为求学而被豆腐渣工程活埋,协助他们的维权人士包括黄琦被裁定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同年的毒奶粉案,为人父母者眼见子女尚未懂事已经饱受病痛之苦,一个好爸爸只想为爱儿讨回公道,又再被判刑。为人父母者既要面对子女受害后的精神创伤,同时又要承受政治打压的后果,所谓和谐稳定的代价,就是有冤无路诉。

受毒奶粉所害的婴儿更加要面对是非黑白、善恶对错完全颠倒的未来,他们要接受一个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好爸爸,竟然成为一个阶下囚的事实。

赵连海等维权人士所遭受的对待完全抹杀了中国(共)苦苦经营的国际形象,显示出来的是财大气粗、为富不仁,渐渐可能成为中国的新标签。人民未有为国家的经济成果感到自豪,反而为政权的专横霸道感到羞愧,一连串政治打压事件不但令香港人对于廿三条立法更具戒心,也会冲击台湾同胞对中国的信任,加添两岸统一的难度。公民党深信民主、人权、自由得到保障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人民活得有尊敬的重要基础。

中国在过去20年经济腾飞,人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不过在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方面就未见到有长足的进步。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以所谓中国模式来发展这些普世价值,不能操之过急。说,只要耐心等待,自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大国”崛起的背后是被迫“河蟹”,报善不报恶的传媒。经济增长下,世界工厂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和饱受压榨的劳工。依法治国的真相是为受毒奶粉、豆腐渣工程之害的宝宝争取公义的赵连海、谭作人等人被控以“寻衅滋事罪”,被锁在铁窗后。

一个和中国一样可能面对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不惶多让的国家——印度,其实印度的人口数目紧随中国之后,它的发展速度在过去20年虽然未及中国迅速,但最近已被认定为未来高科技和创意产业的巨人,究其原因,无非是印度的民主政制充当着排解民怨的渠道,它的法治制度保障着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人民在发挥创意时,能够驰骋于无限的创意空间而无后顾之忧。两国比较,不少经济分析家估计,印度在将来会比中国有更稳定和长远的发展。

中印两地都有得到世界肯定的英雄人物,在印度有圣雄甘地,他的非暴力和平抗争故事传遍世界,对后世的人带来启发,影响深远。

谭作人、赵连海等案的判决,中国改正之后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一而再,再而三的事例告诉我们知道,等我们明白,等待并不能改变现状,反而让错者越错。

最近有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有以下的一个论述:良知永远应该置先,人权自由都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不应分为西方、中国模式,更不容任何人去决定、否定他人应有的权利,这段比较罕有的说话,我觉得好像暮鼓晨钟一般,让当权者警醒。

公民党对于内地一再有维权人士被政治打压,判处重刑感到遗憾,强烈要求中央政府尽快无条件释放维权人士,并尽快进行政治改革。

公民起动何秀兰议员:

我们今天要辩论的,是内地的一宗司法案件。我们今天要辩论是中国十三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一个受害人,变成一个被拘禁的人,这是一个是非黑白、良心的问题。不单香港应该讨论,其实普世应该明白,去讨论。

我们看一下赵连海的刑事判决书,里面都有不少资料提供。多名证人包括了受害人的家长,以及一些执法的公安。都有给出了证供。这些证供显示在公众场合“起哄闹事”一共有五趟。4次于毒奶粉案件有关,1次则是与声援一个性暴力受害者有关。第一次在2009年1月2日。他真的是相当中产,记者招待会也是在一个饭店内搞的,而不是在街上搞的。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饭店内要开记者招待会,但是那家饭店知道要开记招讲三聚氰胺毒奶粉,都不敢招呼他们,叫了他们出去。根据赵连海的证供,一共只有17名的家长到来,而根据公安局丰台分局派出所的工作说明也称,其实只有几名三鹿奶粉受害者,接受十多名外国记者采访,引来二三十名群众围观,其实加起来五十人都不到。同日下午,有人叫赵连海去屯河会议中心内开会,谈论赔偿调解的问题。

外面的家长当然很想进去了,期间有一名妇女很想进去,令得那里的自动门不能关上,不可运作。作为的“聚众”就是开记招。只有十七名家长,其实记者是比请愿示威的人多。但是依照我们香港的讲法,这不是叫做“示威”而是称作“示约”。而当赵连海在屯河会议中心内谈赔偿问题的时候,外面的事,他根本就没份参与。

第二次,则是在2009年1月22日,这次的人定更为单薄,赵连海与六名家长去了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但是没去到,就被公安阻截。于是就站在一边展示一些A4纸般大小的标语,十分钟之后就被警员劝离。而根据法院外面执勤人士的证供,也只是说道他们“大声嘈吵,很多境外的记者来拍照”。

第三次,2009年4月4日,赵连海连同四名家长去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然后就再去到三鹿集团的门口,又是展示A4那么大的标语。

第四次是在室内,私人地方。是在毒奶粉被揭发的一周年,他们就和一些受害婴儿的家属,在一家饭店内开研讨会。当中有祈祷,祝愿的意识,也有香港路透社,台湾记者采访。跟着就开始吃饭,一直到九点半散去。只能称得上是饭聚。

以上几件事中,有一次是在室内进行,另外几次则是人丁单薄,最多那次都是十来人。这么薄弱的力量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如何造成秩序严重换乱呢?其实如常的话,是记者采访的时候是混乱过示威者的,但是为什么当局不好好安排采访,而是罗织一个罪名去控告赵连海引起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呢?

赵连海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小中产。是什么令到他会走出来呢? 就是因为那个婴儿喝了一些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当他看到婴儿这么辛苦的时候,于是他出来追求真相,要求赔偿。他不单是一个毒奶粉的受害人,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贪腐网路下官商勾结,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受害者。

其实在2008年9月,公众就已经知道商人为了使奶类产品可以通过蛋白质数字检测,于是在奶类中加入三聚氰胺。

为什么在我们经济起飞的中国,会出现这种无良的行为?80年代,经济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就只是开放经济、发展经济。但是在发展人民价值、保护人民法治民主的改革上,确实左闪右躲。因为一说到人民价值的时候,就要开放言论自由,就要开放媒体独立。结果会引来向中央政府的批评,这是社会整个开放改革历程中,无可避免,一定要经过的。我们不可以因为怕受批评,怕受监测,于是就只是讲钱,讲GDP。其他的什么都不做。于是搞得整个社会只会向钱看,只会用数字量化的标准,去讲如何进步、如何发展。但是其他对于人民、人身安全、公众健康的保护,完全完全落后。于是人际间的关怀就无法建立。不单毒奶事件,哮喘猪、头发豉油、孔雀石绿,这些我们香港人也吃得不少,但是这些都是完全没有办法阻止。受害的怎么会只是不会说话的婴儿呢?

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经历是30年的暴政。老一辈做官的人,如果能熬过那30年政治风暴而又能掌权的呢,他们都会深深体会得到,在一个没有法治、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的地方,最能够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趁著有权利的时候,拼命去抓钱,然后将自己的子女家人,送出到他们口头很鄙视的资本主义社会。于是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经济发展,就成为奸商的温床。这些婴儿,和赵连海,就是被奸商所害。

但是奸商也要有贪官的包庇,这种生意才会“长做长有”,假货越出越多。其实在事件全面受到报导以来,已经有人向当局提案,但是却被掩盖。有的人说是因为奥运,所以才不揭发。但是我相信是因为这个贪官网络太大,太多人是需要保住自己的利益而不去揭发。由哪里揭发?由三鹿的大股东揭发,不过是在纽西兰那里的大股东。他们不惜令自己的生意额大跌受损,也要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出这件事。大家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利益为先的商人,都宁愿生意暂时受损,也要让事情曝光。为什么共产党一直鄙视的资本主义社会,竟然出了这些有良心的商人?为什么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竟然会无视假奶粉的存在,视而不见,任由奸商继续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所谓温文敦厚的中国人,其实是不是一个散失了的传说?已经不存在很久了。

事件曝光以后,中央政府也有采取行动,三鹿的高层有几位被判罪,有三名奶农更加是被判死刑,但是很奇怪的是,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品在其他的奶站是继续被发现的。所以看到参与其事的人,远比被拘控的人多,国家质检局的责任是不可以卸走的。为什么只是撤职就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可以安然无损,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大到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牵连在内的贪污网络。

所以赵连海于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都是这个贪腐政府的受害人。赵连海的判罪,是在公共场所,造成秩序严重混乱。十来个家长,以及二十多个记者,在街上拍摄采访,就被判刑两年半。但是包庇这些财团,奸商,造假害人,令到成千上万家庭受害,为什么却可以逍遥法外?我们所说的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是不是在街上所看到的才叫秩序?但是在后面伤天害理的就不算秩序?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控罪,加上很多荒谬的证据,就可以将一个无辜的人变成被告,将其关押两年半。但是我再重申一次,受害的不单是赵连海。这种贪腐令13亿的中国人民一起受害,而大家所受的伤害,比毒奶粉是更大、更深。中央政府是应该马上释放赵连海,为受害的结石宝宝提供医疗服务,我更加请中央政府,正视官商勾结,清除贪腐,另13亿中国人,可以健健康康地做回一个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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