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04日讯】（新纪元周刊记者潘美玲采访报导）编者按：秉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谦卑态度，乙肝病毒的发现者巴鲁克．布隆伯透过不断地研究，终于研发出乙肝疫苗，不仅大大地降低了全球乙肝病毒感染率，也帮助无数国家的医学走向现代化。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估计有二十亿人携带乙型肝炎病毒（HBV），其中一点二亿在中国。
被称为“乙肝大国”的中国大陆，目前有三千万乙肝患者。乙型肝炎病毒的传染性比爱滋病毒高五十至一百倍，传染途径和爱滋病差不多，主要是通过母婴传播、性传播和血液传播的。而重复使用针头是血液传播的主要隐患，也是造成爱滋病和乙肝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
四十三年前（1967年）， 美国科学家巴鲁克．布隆伯格（Baruch Blumberg）发现了乙肝病毒，后来又发明了乙肝疫苗，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截至2006年12月，全球一百六十四个国家实施乙型肝炎病毒疫苗接种，大大降低了乙肝病毒感染。
然而今天，乙肝病毒在中国仍然高居不下，中国仍然是“乙肝大国”。虽然亚洲地区的人口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更容易携带乙肝病毒，但同是黄种人，日本人和韩国人携带乙肝病毒的概率就没有中国人这么高。据报导，日本某县政府因不令行禁止重复使用针头，而造成数人通过血液传播而感染了乙肝病毒，被乙肝人士告上法庭并败诉。而在中国，乙肝病毒的传播正像爱滋病一样肆意泛滥。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似乎也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和人为的因素。
针对乙肝的问题，本刊记者走访了因发现乙肝病毒而获得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巴鲁克．布隆伯格。布隆伯格出生于纽约，是美国第二代移民，父母均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父亲是立陶宛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从小上教会学校，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世俗的课程外，每天还阅读希伯来文旧约， 并花数个小时讨论圣经中的内容。以下是采访的精华整理。
发现乙肝病毒纯属偶然
《新纪元》问（以下简称问）： 您是怎么发现乙肝病毒的？
布隆伯格答（以下简称答）：这是一个出乎意外的发现，是我没有想到的。在父亲的建议下，我在194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医，对医学人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得病？”人生活的环境，生活习惯，人种之间不同的文化和沿袭下来的一些特质，是否某些人群或人种更容易或更不容易得某种病？这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 为了寻求解答，我开始到世界各地进行考察和探索， 并采集大量不同人种的血液样本回来进行研究，我想从这些样本中寻找基因上的不同，然后研究这些不同是否和某种疾病有关。
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技术来分析血液样本在基因上的不同，我和我的医学同事 就把研究对像转移到血友病患者身上，因为血友病患者接受别人的输血， 会接触到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血清蛋白（来自于捐血者）。由于这种接触，血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会产生对抗捐血者血清蛋白“抗原”的“抗体”，因为抗体可以锁定特定的抗原，我就利用血友病患者血液中的抗体来测试从世界各地采集来的样本，寻找抗原和抗体的配对。
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配对：一位纽约的血友病患者的抗体和一位澳大利亚原住民血液样本的抗原。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临床观察，最后终于确认“澳大利亚抗原”与乙肝的联系。乙肝病毒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两年后，我和我的医学同伴米尔曼(Dr. Irving Millman)发明了米尔曼乙肝疫苗。乙肝疫苗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疫苗之一。在乙肝病毒高发地区，疫苗的接种大大地降低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数，在台湾，疫苗接种后的十年里，肝癌发病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首次造访“乙肝大国”
问：发现了乙肝病毒后，您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答：是1977年我首次访问中国，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70年代中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一个国际癌症会议上，我看到一份报告，上面提到肝癌在中国的发病率很高，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们最早的研究也显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是乙肝病毒的高发地区。那时候我们正开始和一些国际制药公司开发疫苗的工作，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把关于乙肝病毒的研究和疫苗发展告诉中国的医学工作者，这将会给中国人预防和治疗乙肝、慢性肝病和肝癌带来很大的帮助。
当时美国和中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74年2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但是那以后也没有互派大使，并直到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国才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此期间，只有一个联络处代表（处长就是后来的乔治．布什总统）。
1976年我获得诺贝尔奖后，收到了中华医学会的邀请，邀请我去中国访问。1977年10 月7日，我经由日本东京飞到北京，开始了为期3周的访问。
在中华医学会代表和一个共产党官员的陪同下（你知道那个时候，西方人到中国都是要受到共产党官员的严密看守的），我访问了北京、上海、桂林、广州、杭州等地。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忙碌，坐火车、汽车、飞机、船、行脚，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安排给我很多的医学工作者讲座，会场里坐满了人，每场都有好几千人，讲座长达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我给他们介绍乙肝病毒的最新研究进展，及血液测试的程序，并给他们提供乙肝疫苗的生产和使用信息，还帮助他们与研制生产乙肝疫苗的制药公司如默克公司联系上，提供生产乙肝疫苗的专利和授权，允许默克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疫苗。
这次中国之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在美国和英国遇到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来访问和实习，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亲自参加过我在1977年在中国各地举办的讲座，还有一些年轻的中国医生告诉我，他们从上一辈那里听过我1977年访华的事情。
我有晨跑的习惯，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也是天还没有亮就起来跑步，这是唯一没有共产党官员“陪同”监视的活动。在大街小巷跑步，让我有机会看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不同人种的生活环境、生态状况等。
那时人们都穿着毛式的军装，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政府的严密控制。中国人刚刚摆脱“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陪同我的医生也会告诉我他被“插队”“下放”的经历。
帮助台湾、印度发展疫苗
问：请问您发现乙肝病毒后，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影响为何？
答：在去过中国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访问了台湾。尽管当时疫苗在台湾还没得到测试或批准，台湾正准备接种疫苗的计划，我参观了台湾的血库，对他们的检测设施和数据管理印象非常深刻。
我问他们是如何处理化验呈 HBV阳性（携带乙肝病毒）的血液抽样的，他们说，储存一段时间后扔掉。我建议他们购买深度制冻器，存储分离后的血浆，等到开始生产疫苗时，它们可作为用来制造疫苗的表面抗原的来源。在那时，我们已经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的表面抗原颗粒中发明制成了疫苗。
八年后，当我再度访问台湾，又被邀请参观了台北捐血中心，他们告诉我，他们按照我的建议，储存了载体血清，然后卖给制造疫苗的厂商！我还很惊讶地在台北捐血中心的一面墙上看到我的一张相片，纪念我上次对台湾的访问！台湾在疫苗的接种后的十年里， 肝癌发病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1986年我访问印度，见到了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我向他介绍关于肝炎的研究工作，他对医学的重视程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建议他在印度广泛生产疫苗，并在印度生产一次性针头，因为一次性针头是防止传播乙肝病毒、爱滋病毒、丙型肝炎和其它经由血液传播疾病的最重要措施（当时印度还没有生产一次性针头的设施）。我还建议他在全国范围内检测乙肝病毒。后来我得知，印度加速了乙肝疫苗的接种工作。
有一天，印度克塔克市SCB医学院的院长S.P. Singh来信告诉我说，他所在的城市将把我的生日——7月28日定为“乙肝消灭日”，后来这一纪念日又扩展到印度其他各地。
73岁开始探索宇宙天体和生命起源
问：您在73岁的时候，开始探索宇宙天体的生命起源？
答：是的，这也是超出我预料之外的。1998年，我在史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任教的时候，被邀请参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加州艾姆斯研究中心举办的天体生物学研讨会，和数百名科学家们一起探讨很多问题，例如，生命是起源是什么？我们是否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地球上生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宇宙其他地方的生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如果生命离开产生他来源的星球会怎样？死亡是怎么回事？ 这些问题不仅是科学家所关心的，也是宗教、哲学、伦理等共同关注的话题，我对这些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
几个月后，我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被邀请共同主持一个研讨会， 不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丹尼尔．戈尔丁（Daniel Goldin）邀请我担任新成立的美国宇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我曾多次陪他一起乘坐“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NASA One）飞机去肯尼迪太空中心视察航天飞机的发射。
NASA 是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的一个法案下创立的一个机构，负责美国的航空科学及太空计划。在美国航天局工作的五年多时间里，不断地挑战着我智能的极限，我要和来自各个学科的专家打交道、飞行员、宇航员、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地质学家、海洋学家、古生物学家、高层政府官员等。对于我来说，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经常接受智力上的挑战， 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宇宙的一切
问：离开NASA后，您又去哪里了呢？
答：离开NASA后，我被推选为美国最古老的科学学者协会——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主席，这是1743年本杰明．佛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费城创立的，推崇对人类社会有用的知识，是当时北美知识启蒙的中心。本杰明．佛兰克林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曾担任这个协会的会长，美国的开国元勋，如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都曾是这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的图书馆里收藏着很多建国时间的珍贵史料，如托马斯．杰佛逊手写的独立宣言的草稿，佛兰克林的手抄宪法等。这个协会大约有来自全世界的一千多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学者，会员们视自己是“自然哲学家”。
问：您一直从事科学相关研究，请问您对科学的看法如何？
答：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就是说，河水是流动的，你每次踏进河里，接触的都是不同的新河水。科学也是这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去探测一个假说的时候，每次都会有产生新的数据，然后产生新的假说，然后再去探测新的假说，再产生新的数据。
我们未知的世界是无穷尽的，当你知道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未知的领域也更多，你永远都无法预知你会有什么新的发现，我们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宇宙的一切。◇
注1﹕“澳大利亚抗原”是乙肝病毒的一部分﹐可作为测定乙肝病毒的标志。中国医生指乙肝患者所谓的“澳抗阳性”﹐“澳抗”就是“澳大利亚抗原”﹐阳性说明乙肝患者体内还有活跃的乙肝病毒可以造成传染。
注2﹕布隆伯格（Baruch Blumberg）医生提到﹐初期制造乙肝疫苗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提取。布隆伯格及其同事米尔曼(Dr. Irving Millman)的专利被Merck公司买去。该公司的病毒学家米尔曼（Maurice Hilleman）将乙肝患者血清分别用胃蛋白脢、尿素和甲醛处理过滤，提炼出安全的疫苗，并于1981获FDA准证，这是最早的乙肝疫苗。但医生们仍不愿使用这种血清疫苗，因此其市场发展有限。1986年﹐该疫苗被米尔曼的研究团队研制的重组酵母乙肝疫苗（recombinant yeast-derived HBsAg）代替﹐后者就是我们至今使用的疫苗。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96期“焦点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198/865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