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卞仲耘（1916年－1966年），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 1966年8 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时期，在北京第一个公开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的非正常死亡使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为了有历史污点和历史禁忌的学校。本文作者则为卞仲耘当时的学生。
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生前与丈夫王晶尧和四个子女。
那天， 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或者，从某个角度讲，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迈入中年。人到了这个岁数，许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现在梦中，有些事情却清晰得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那天打斗校长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恶则历历在目。
1966年8月5号(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只是从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确切日子)，阳光灿烂，我和同学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许多人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跑，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有热闹可看了。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 (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 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校长们都长着脸沉默无语。只有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斥责学生们的行为。她立刻挨了棒。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罢，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也看到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拉着。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耘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腾完了，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但从六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进行“革命大辩论”和开批斗会的地方。校长们被强迫着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着说，“我是黑帮”。“不行﹗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头生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泪横流，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对同情和怜悯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五短的身材，与我妈妈极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惧袭来：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我恍恍惚惚的，一群人夹着我，呼着口号，跟着被扭着胳膊坐着“飞机”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
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劳动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厕所。我溜到了校园西边的僻静处想喘口气。我看到三、四个外校的女学生和 XXX—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一个女学生说，“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说“反革命就该打﹗”
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只见一个校长挑着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后边一个女学生仍然叫道“快点儿，少偷懒﹗”一棒打来，那人站不稳，直向我跌过来。我赶紧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我的衣服。
再往东走，我看见七八个人在围观胡志涛洗厕所的茅坑盖。那盖是木头的，盖坑的一面由于尿和粪的腐蚀都朽了。盖上都是屎，她没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里扣擦。她的倔强劲已全无，只是一个劲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干活—”。再看旁边手持大棒监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俩曾经是同一个体校的同学。那时她已是初二年级的中学生，而我正准备考中学。每次见了我，她总是拍一下我的头，说：“小孩﹗”体校活动完毕，我俩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后，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她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中学生”杂志上。虽然后来我们没有了来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没想到她是如此 “历害”。正想着，一个学生跑来，同她低声嘀咕了几句。于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谁来看着她？(指胡志涛)”没人吱声。她瞥了我一眼。“谁是红五类？”还是没人吭声。“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时，我就有点紧张。生怕她把大棒给我。好歹我不是红五类，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没有义务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时，我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她认为我害怕，这总比不是红五类要强。并且，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周围七、八个人，没一个人嗔喳的。于是，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
校长们还在大棒，皮鞭下“劳改”着。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楼中。我则溜出了校门。
我也不知怎样上的汽车，怎样回到了家里，怎样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我只记得家人都十分生气，一致指责我校学生的行为。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了XXX。我俩本来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自然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我们俩一致认为，打校长是不对的。
不一会儿，我们集中到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椅子摆在中间。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自然，红五类坐在一堆，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一会儿，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耘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这时XXX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鼓掌、跺脚。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因为十几分钟之前，她还说，打人是不对的呀？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XXX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虽然她不是红五类。而我的右手却开始感觉异常，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我也加入了 —- 于是，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我没打一下，只推了一把—- 其实，我这样作， 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本文为原稿摘要）
背景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6 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就取代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物件。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卞仲耘的“罪状”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这么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在当时，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能辩解。 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很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黑幕”终降临
1966年7月31 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部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当时丈夫王晶尧买了一部相机，为她拍摄血迹斑斑的遗照。三十多年后，王晶尧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更在电视清淡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
《伤痛四十年》(2006)
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6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 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但同时，王晶尧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跟人私怨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外校人员，以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卞仲耘与丈夫王晶垚生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 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
2006年1月27日，摄影家贺延光访问已经85岁的王晶垚，尽管当时距卞仲耘遇害已过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对前妻卞仲耘的遗像，仍不禁黯然神伤。贺延光以相机记录下这一时刻，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伤痛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