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1月08日讯】在艾未未的一篇访谈里，看到这样一段话：当记者问他，作为2008年和2009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入选人物，你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怎样理解的？艾回答说，“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把所具有的知识话语权用于公共事务。我觉得这个提法，只能说明大多数知识是没用在公共事务上，这是一个悲哀。”
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在我的印象里，在大陆的媒体上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是《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他们搞了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名单，当时引起很大争议。除了对入选人物有不同看法外，人们还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发生过疑问。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意见领袖”；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说穿了就是“异议知识分子”；更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
其实，艾未未说得对，无论你怎么理解，这个概念的提出都是一个悲哀。你在工人、农民和军人中，听说过有“公共工人”、“公共农民”和“公共军人”吗？没有。因为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工人、农民和军人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什么，都不得不拿出他们的产品和技能来为公众服务，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因而没有必要把他们区分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而唯独在知识分子中专门辟出一类叫“公共知识分子”，这说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的”。而我们知道，在汉语里与“公共”这个词相对的是“私人的”、“个体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鞋匠为了养活妻子儿女，必须拿钉鞋、修鞋这种技艺和公众交换，甚至一个妓女（请原谅我沿用了传统的称呼，但丝毫没有贬低她们的意思，相反在今天的时代，我认为她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水平是远远高于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在行业之始，就得考虑提供令公众满意的服务，否则她就无法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而唯独在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中，有相当多的人根本用不着提供公共服务（比如知识产品）就能换来猪肉加房子的悠哉生活。
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是相对“专业知识分子”而言的。在他们的语境里，公共知识分子指那些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公共生活作出判断，从而引导舆论的独立批评者，远的如萨特、加缪、阿隆，近的如乔姆斯基、哈维尔、萨义德；专业知识分子指的是远离公众生活，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寻章摘句做研究的学者。诚然，在西方也不乏一些凌空蹈虚、满口术语的学院派教授，他们有着稳定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介入公众生活，生怕公众生活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地位或清高声誉。因而无论在东西方，这种人都更在乎职称的晋升，而不在社会的进步和转型。略有不同的是，限于学术自律与评审制度的透明，一般来讲，无论他们的学术体制怎样僵化，都不会像我们的学者这样明目张胆地抄袭，这样不择手段地晋职，这样寡廉鲜耻地巴结权贵。固然以中国人口之多，知识分子数量之庞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不为名利所动，一心向学的思想者和学问家，甚至在“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大黑暗时代，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顾准、陈寅恪这样如山屹立的人，但就整体而言，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是既没有能力进入公共领域，也没有能力进入专业领域。那些自命清高，生怕公共生活会沾湿自己羽毛的“专业知识分子”，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学问、知识方面的专业化，倒是看到他们利用百度、谷歌和超星图书馆等网络技术，抄袭评职称的文章越来越“专业化”了。
也许有人跟我辩论说，干嘛非要进入公共领域或专业领域？公共领域太危险，专业领域太寂寞，我们进入私人领域不好吗？就像一个鞋匠不能给自己钉鞋吗？一个妓女不能把自己弄成高潮吗？我们学了知识就不能自己玩吗？当然可以。但问题是鞋匠领过国家的薪水吗？妓女申报过课题经费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这些人作为国家突出贡献专家，享受过国务院的特殊津贴吗？因而在我看来，就人格的独立和自立的程度而言，当下的许多知识分子是比不上街边修鞋的鞋匠和在按摩院、桑拿房从事性服务的妓女的。
而知识分子比鞋匠、妓女强大的地方在于，一个鞋匠从他不再摆摊的一刻起，就不再是一个鞋匠；一个妓女从她不再接客的一刻起，就不再是一个妓女；而一个知识分子可能终身不对任何一件公共事件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或写是写了，但都是给自己评职称的，与世道人心无关，因而除了责任编辑和他自己外，谁也不愿看 ——他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但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仍然可以以文化和知识的名义，出入各种学术场合，领取各种学术经费，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体制需要他们。作为收买和拉拢计划的一部分，体制需要他们在场，像家禽一样地在场可以点缀盛世的升平。因而除了过年会考虑动刀外，平时他们的自吹自擂、自摸自慰不会对主人发生任何影响；相反，他们低眉顺眼，不时地放声歌唱，有时相互攻讦，倒颇能增加几分鸡叫狗咬的田园气息。主人看这种知识分子是好的，事就这样成了。
2010年6月22日酷热中草于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