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2月23日讯】（希望之声《横河评论》节目）横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横河。最近一段时间，中组部对全国4万多司局级干部进行党性教育，把这4万多司局级干部送到井冈山，在今年7月到10月之间进行了很多课程，其中有体验式的课程，就是重走红军的挑粮小路，这个在媒体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报导。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说明了什么？
当然重走红军路这件事情并不是中组部首创的，中组部只是把它明确的放在了井冈山，就是毛泽东起家的地方。其实更早的时候，从前年就开始的重庆的“唱红”，就把这个所谓的回顾中共的革命传统从“文革”时期的红歌逐渐的往回，一直回溯到红军时代。在9月10日的时候，在北京宋庄艺术节上有18名来自重庆的艺术家，当时是穿着红军的军服一路从重庆招摇过市到达北京，这媒体也广泛的进行了报导。在 11月份，重庆綦江落成了红军纪念碑，同时在10月22日，重庆的市委宣传部还组织了一个唱《长征组歌》的唱红歌的活动。所以重庆“唱红”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追溯到了红军时代。
红军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荒唐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红军路它代表了什么？重走红军路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当然红军路一般来说，是代表中共夺取政权的革命，这个革命从北伐战争后期国共分家以后，就是以红军的武装革命作为代表的。但是这个革命的含义却早就已经不是中共的正统的宣传教育所能够解释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进行分析。从理论上，当然中共自己宣称自己的革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问题是这个理论本身就是有很大缺陷的。无产阶级革命它是针对资产阶级的，而中国当时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即使按照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根本就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更何况中共一旦夺取政权以后，很快的就消灭了资产阶级，这是通过剥夺资产阶级财产，甚至肉体上部分的消灭了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之内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就是从三大改造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是没有的。
无产阶级本身它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存在的，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共自己的理论。资本主义消灭了以后，资产阶级就不存在了，因此和它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从来就没有当过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因为资产阶级没有了，无产阶级也就没有了。实际上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以无产阶级名义实行统治的中共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并不属于无产阶级。所以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本身是非常荒唐的，而它的实践也是非常荒唐的。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要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许就是想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所谓“继续革命”，在“文革”的时候达到了高峰。他的理论的主要设想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会不断的在中共的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因此需要不断的发动底层的民众对这些在党内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也就是说他的“继续革命”就是旧的资产阶级消灭了，新的资产阶级会不断诞生。这个理论对当前的统治集团的威胁太大，所以不太会是中共当权者在理论上要回溯到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是继续革命的理论上，当权者不会是以这个作为出发点的。这个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继续革命理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引进了外资，自己也当上了资本家，尤其是跟中共的统治集团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这些人也当上了新的资本家，在中国也有了某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过这个新的资本主义是属于“权贵资本主义”，它不是西方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它是和中共的统治的权力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它也就属于权贵资产阶级，这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好是鼓吹重走红军路的这个统治集团。所以说它在理论上如果说号召人们重走红军路，应该是号召新的无产阶级来革自己的命。这个可能性好像并不是很大。所以重走红军路从理论上来看是极其荒谬的，至少从提倡重走红军路的这些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理论是极其荒谬的。这是在理论上。
在实际上，当年井冈山的红军是在一个好不容易通过北伐统一了的中华民国内部的一个割据政权，是一个反叛政权，它的成员主要成分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反叛的，贺龙的那个部队被打败了以后的残部；另外一部分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残部。这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就成立了一个受苏联控制的反叛中国合法政权的非法的武装政权。
这样一个政权，对于今天中共的干部和全国的民众有什么教育意义？是要大家学习它出卖民族利益投靠苏联主子，还是要学习它建立国中之国的反叛基地？这两者现在看来都不太像，也就是说不仅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在实际上要学习当年的流寇红军似乎也不是今天当权者所要希望大家真的学习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在实践上，当年的红军究竟是什么人组成的？在中共的宣传教育当中，当然说的是那是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英勇善战的革命者。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年的红军战士绝大多数是被裹胁，因为恐惧而不得不参加红军的农民，这里面还不一定都是贫苦农民。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讨论一下。也就是说这些人因为恐惧而革命，是现在所谓的“红一代”、第一代。今天在中国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所谓“红二代”，他们所描述的他们的祖辈，实际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被剥夺而革命，当时中共在江西和其它的苏区实行的是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当然这种提法后来被推到所谓的“左倾盲动主义者”身上，但是这个做法当时确实是在中共的割据的各个根据地广泛实行的，而且这个思路和做法是中共一贯的。本来这种做法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中国人他讲一个“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是红军去了，剥夺了他以后，他应该反过来去革红军的命，怎么会跟着红军去革别人的命呢？就说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不合常理的，就是一般的人想像当中是想不出来的。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中共的共产革命本来就不是人设计出来的。当然我们现在从最近发表出来的一些关于《马克思成魔之路》，还有《九评共产党》里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它跟历史上所有的所谓改朝换代，或者是被压迫者的反抗都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完全由邪灵控制的一场杀戮，给这个世界制造混乱的一个革命。
使小资产变成无产，强迫他们革命，这种情况在个人造成的冤屈，就是由一个人迫害另外一个人，使他造成的冤屈，然后强迫他去做这个人想做的事情，这对于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做法。但是这个确实在中共的革命当中成为了一个事实，确实有很多人被中共剥夺了财产以后，而被他们强制参加革命，最后也居然参加革命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面对的不是由个人对这些人造成的迫害，而是一场人力无法控制的被邪灵控制的暴力革命，只有在这种暴力革命之下，这种剥夺了人家以后强迫别人革命才真的成为了一个事实。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有家人被杀害以后，而被裹胁进去参加革命的。大家知道“文革”时期，从济南军区26军政委这个任上调到江西去支左的是程世清，后来长期统治江西，在江西整个文革当中，程世清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是河南人，当时在鄂豫皖苏区。官方的说法，说他出生贫寒，11岁就当红军。但是在民间是有不同的版本的。
我当时在江西农村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的有一个南昌下放的知青，他的家里面是江西省的干部，所以他知道很多江西省这些干部的内情。据他说，程世清是出身于地主，父母是被红军革命的时候杀害了，而他自己年龄小所以幸免于难，红军就把他带走了。结果红军本来是他的杀父杀母的仇人，却变成他唯一的亲人，他后来就成了红军的将领。
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办法核实，但是大家知道中共给它自己的官员，给它自己的革命造了很多假、贴了很多金。从官方说程世清11岁就当红军这件事情，似乎能够印证跟我们一起下放的那个南昌知青的说法，就说他父母是被红军杀害的这个说法。事实上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在各地能走路的男子都被带走了。那个时候是什么人都要，根本没有什么阶级之分，就是被杀害的地主富农的幸存的家人跟着红军走的这个比例也是相当大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被广泛裹胁而革命的农民。这一部分人以前并不是广为人知的。前几天在阿波罗网上发表了几年前有一个媒体人魏寒枫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首江西民歌，后来被改成《十送红军》，大部分人都听过的这首歌的故事。（文章）其中讲到当年在赣南中共控制区有240多万人口当中，先后有33万多人参加红军。它里面就描写：送行的民众站在两边，灯笼火把交相辉映，然而，与其说感念军民鱼水情深，不如说是凄绝送别此去不归的家属，和自己身不由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描述真的是非常准确。
这篇文章里面又提到说：当年史料已经越来越多的证明，在壁垒式军管之下，参军是血酬定律的最好体现，也是恐惧不能自主的无奈。所谓扩红，披红挂彩的背后，充满着泪水和恐惧，“反革命”三字的恐布导致人们害怕就能使兵源激增。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从1973年到1984年在江西十多年，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不是一件两件，太多了！当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同寝室有一个来自赣南瑞金的大队支部书记，他告 诉我说，他们1949年才有2千人的村庄，当年跟红军走的就有800多人，也就是说能走路的都走了。整个村庄等于是男丁被席卷一空，肯定这个年龄还不只是 所谓青壮年，连老人和孩子都被带走了。这在哪个时代都不能说是人民自愿的，更令人的恐怖的是这800多人没有一个人回来的。瑞金这个地方在红军长征之前，就组建了包括“少共国际师”在内的3个师。也就是说当时瑞金这一个地方所有的男丁都被抓了。可以说当时扩编的红军绝大多数都是被裹胁的农民，这就是当年红军的主要组成的成分。
那么今天让那些厅局级的干部去重走红军路，是让他们去重新体验一下被裹胁当炮灰去送死的感觉吗？显然不是！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共寻找政权合法性替代品的演变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中共一直企图解决一个它统治合法性的危机。这个解决统治合法性危机的企图，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就是所谓采用的方法有个演变的过程。中共它是用西洋邪教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一个暴乱集团，它在1949年夺取政权的初期，中国人还是比较相信“胜王败寇”，所以那时候没有对它统治的合法性提出太多的疑问。
然而中共一夺取政权以后，它就在全国强制性的消灭宗教信仰，强力的推行“无神论”，它就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权合法性的两大来源的一大来源自己把这条路割断了。这个来源就是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国家，绝大部分的政权都是“君权神授”这个合法性。为什么中国的皇帝要说“天子”，他有这个是神给他的统治权，这个合法性。它要强行推行“无神论”，这个合法性的来源它就不能用了。
然而这几十年来，它又坚持它自己的一党独裁的统治，拒绝让这个权力由民主选举来提供。它既不让民主选举政权，也不让民主监督它的政权。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采用世界上现在绝大部分国家政权的来源是“政权民授”这么一个来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权力的两大来源都不能被中共所用。
作为替代的话它想了很多办法，它有一个演变过程。最早的时候所用就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它是想用革命作为它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对于任何一场革命，除了共产主义革命以外，所有的革命都是手段，只有共产革命把革命变成了目的，特别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当革命一旦成为目的时候，结果就一定是全民的灾难，整个民族、整个人民的灾难，整个国家的灾难，这一点在“文革”的时候体现的是最彻底的。所以尽管继续革命的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共的实践，但是因为它的先天不足，使得中共自己都已经把它抛弃了。
下面所用的就是“文革”结束以后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后来就把它归结成为一句话，叫做“发展是硬道理”，一直到现在不管它改换多少名称，这个没有改变过。当然它每个阶段有不同，从开始的时候“白猫黑猫”的理论，一直持续到今天的GDP是决定一切的，当然现在也有可持续发展，但是基本的东西没有变过。也就是说，用经济发展来提供中共的合法性基础，这个不仅在环境上、资源上，甚至是道德上的代价都已经过高，已经到了民族无法承受的程度了。而且它不可能持续，一旦到发展的速度减缓，甚至是在衰退的时候，它的合法性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这是经济发展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
下一个就是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特别是中共后来提倡的极端民族主义，它和经济发展相配合，成为中共合法性基础的另一个替代来源。民族主义是需要敌人的。好在中共是最善于制造敌人的，在它夺取政权开始的时候，它是在国内制造阶级敌人，后期就转移到国外去寻找敌人。我们看到，从建政初期的美国，到60年代、70年代的苏联，从一衣带水的日本，到唇齿相依的越南，随时都可以从好友转为仇敌。实在玩不转了，国内还有宗教信仰不同的少数民族，可以以什么藏独、疆独、台独的名义进行打击。它就是要打谁就打谁，这方面它是驾轻就熟的。
但是民族主义玩过头了，它也有麻烦的地方，弄得不好就会烧到自己。最有意思的就是当美韩准备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大陆有一个网站上有一个投票，就是选你觉得美军在哪个海演习比较好？这个选项里面有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渤海和中南海。这个投票是 7月31日发起的，到8月11日，也就是10天以后，选中南海的达到81.44%。也就是说当民众对统治不满的时候，民族主义很可能会烧到中共自己的头上来。这个民族主义中共还在玩。
但是现在也有个趋势，看上去就是它又开始有点要改向了，最近演变的趋势是把它统治的合法性追溯到红军时代，就是夺取政权之前的打江山的早期。这些所谓合法性的理论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用这个就不用那个了，而是在各个时期有所侧重。就像现在选红军时代作为它合法性基础的事情，它其实没有停过。中共对内部的所谓传统教育是一直有的，最高领导也经常在危机的时候，或者刚刚当政的时候去所谓的革命圣地朝拜，但是像今天这样大张旗鼓的重走红军路的还是不多见的。
中共一直试图加强它的软实力，但是它的软实力当中能够被世界接受的思想领域完完全全是空白。现在它一方面是借助于孔子，如世界各地现在搞的孔子学院，还有最近闹出大笑话的“孔子和平奖”。但是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它和中共的文化体系是不兼容的，因此它只能用它的名称，而不能用它的实质，而且也只能偶尔使用，因为它的不兼容性只要用多了就会体现出来。
另外一方面，它就是借助中共自己的历史，就是这些年重庆的“唱红”和中组部搞的“重走红军路”，这个系统它和中共自己的理论实践是一个体系的，是兼容的，但是它和整个世界的潮流是不兼容的，所以也会出麻烦。
党内正统性无法代替政权合法性
最后一点我们就想谈一下，中共究竟想从“重走红军路”当中得到什么东西？因为重走红军路这种做法在民间宣传多了以后，会让中国的民众联想起来当年红军所宣称的“均贫富”，甚至是“杀富济贫”的这种强盗逻辑，而当今这些富豪要比当年红军杀的那些富翁们不知道富了千万倍、亿万倍，而这些人都是中共的官员和家庭。你像“维基解密”最近揭出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是按照拥有的财富来达成共识的治理方法，这个只是揭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而已，这显然不是当局要重走红军路的原意。
“唱红”是起源于薄熙来统治下的重庆。薄熙来本人是太子党，就是那场共产革命的幸存者的后代，也就是所谓的“红二代”。薄熙来他自己不甘心于被放逐到西南，想出一个奇招重回中央权力中心。怎么办呢？就是要证明他的太子党身份是真正中共革命的传统，因而他应该继承这个政权。但是这个资源不仅太子党能用，其它的派系也能用。你可以看到，去朝拜所谓中共革命圣地的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这些地方是中共各个派系的高官都去。这种做法在民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因为当年中共革命所谓的主要的力量就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所以他们不会去支持今天把他们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而当年以他们名义打天下坐天下的那伙人，也不会支持延续到今天的所谓那场革命。
中国的新贵们对井冈山挑粮小路也不会去感恩戴德的，所以这种做法并不有利于中共，或者中共的某一个派系在中国掌权。这种做法只是党内争权夺利的工具，它们争夺的合法性，并不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的合法性，而是党内权力集团之间的合法性。
然而，重走红军路会在全国人民当中引发对中共合法性的思考。如果当年红军路是合理、合法的话，那么今天的统治集团就是那场革命在今天要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中共要重走红军路是荒唐的。
一个统治了61年的政党，到现在还没解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还没有一个连续的可以自我解释的理论体系，还要求助于80多年前在山沟里面当流寇的红军，这是一个中共自己永远也不能解决的难题。这也不是中共的党史教育、窜改历史可以解决的难题。好。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横河评论》节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