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价值
对气候变迁采取不同的策略，将会对每个世代产生不同的深刻后果。我们可以对何为正确的道德立场，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无法逃避，在制订气候变迁政策时，必须在道德问题上采取立场。在分析上，研究道德立场的各种不同假设和观点，是很重要的。
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或团体，能够对正义有独断的智慧或独特的见解。虽然经济学家在决定社会价值的判断时，不应该主张任何特定立场，但是他们的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计算，政策目标的不同假设所代表的意涵。
换句话说，尽管他们无法决定哪个道德立场，或是哪个价值判断才是妥当的，但是他们可以计算与解释，每一个道德立场与价值判断的结果，而提供有助于讨论的相关资讯。
在这个前提之下，有那么多经济学家逃避碰触这些讨论，实在令人担忧，甚至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经济学家还暗指那些讨论此一问题的人，是在“唱高调”或是摆出“大英帝国”的姿态。
许多经济学家喜欢待在根据结构模型或论证，做出预测与评估的世界中，他们认为引进详细的规范性假设，会让他们脱离专业领域，进入一个应该属于政治家、哲学家、神父、犹太教祭司、伊玛目（译按：伊斯兰宗教领袖或学者的尊称），或梵学家的领域中。
然而，这些问题的形式以及回应这些问题的观点，将无可避免地，而且有时候是很大程度地，被那些试图结合结构分析与道德分析之人所形塑—那些人主要就是经济学家。因此，他们有一份特别的责任，以开放而坦率的态度对待这些议题。
道德价值，通常会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被纳入经济模型内。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成就的程度，通常是依据“社会效用函数”或是“社会福利函数”来做评量，而该函数仅根据社会的整体消费、人口、时间，以及一些由模型建立者所指定的“道德”参数而定──这些参数可以被多样化，以检视结果会如何因为不同的参数价值而有变化。不过，我们应该在像这样的限缩之前，从一个较广的观点开始。
权利、责任、和永续性
有两个非常重要且相关的观点，一方面涉及权利与责任，另一方面也关系到永续性。第一个观点是，对未来世代，或有些人会认为，是对整个地球和全部生存在地球上生物，所提出的责任问题。
由于未来世代无法在当下直接表达意见，因此我们这个世代，必须代替他们做决定。部分的讨论也注重到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水准与自由，与我们自己的行动是相关的。另一部分的讨论，则尝试设身处地想像，什么才是未来人类福祉最重要的元素。
我们如何思考下一世代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把他们看作和我们有一样权利的人类吗？许多政治哲学，更精确地说，是政治宪章，都强调重要面向的平等权利，像是投票、表现自由，或是法律。
对于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来说，有没有相等的或是相似的权利？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真的会存在（或是如果我们不改变，他们也都是凡人而难免一死），那么很难想得到任何论点，主张未来人类的权利会比我们少。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或许比我们有钱，因此能够承受比我们更多的损失，但是这是完全两回事。
当然，在评估不同群体的所得与损失时，如果我们采行这个方式，比较他们的所得和财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是这么做），届时，我们也必须考量到，未来世代比我们更穷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在排放量没有被减少的情况之下，恐怕会增加。
永续性的概念与这个“权利途径”是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个概念认为，我们应该替下一世代“维持机会”，确保他们所享有的自由不会比我们少。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是为了自利而牺牲他们的福利，并且跟我们所承袭的处境比起来，是置下一代于较糟的处境中。
这可能被视为是一种“不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权利是透过与我们的自由相比而界定的。然而，为了应用永续性的概念，我们首先必须决定，应该如何比较我们与未来世代之间的情况。
一般而言，不可能保证在任何面向都没有减少；举例来说，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我们传承给他们的科技知识，会比我们从祖先接收的来得多，而他们会拥有比较少的非再生的自然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已经被我们耗尽。
另一个与永续性相关，但较为狭隘的概念是关于“管理之责”（stewardship）。这个概念主张，我们有责任要替地球保存主要的样貌，像是环境与其他物种等等，好让我们的子孙能够了解与珍惜。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并没有完整且明确的所有权，但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享用它们，并且替未来的子孙照顾它们。例如，许多人会认为保存重要的自然美景，就是属于这个范畴—因此，刺激了许多国家创建国家公园。在这个途径中，我们将视自己为“监护人”或是“管理人”。
上述这些观点，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吸引力，有些人就会将其追溯到特定的宗教立场与戒律。无疑地，许多热衷于环境议题的人，是以与传统经济学迥异的方式获得他们的信念。@(待续)
摘编自 《全球新政：气候变迁下的世界经济改造计划》 如果出版社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