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迹大量传入日本，溯自古代日本的奈良时代 (公元710-780年)，当前日本国内仍然保存着从奈良时代传承至今的中国贵重书迹， 最显着的特色是书圣王羲之的书法风格。
王羲之的书迹在奈良时代已经输入，影响整个日本社会的书写风尚
奈良时代有许多的文献以汉文记载，王羲之的书风更是其中的主宰，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的歌、（王室）献物帖账册记载、奈良朝光明王后的临书、东大寺王室献物宝库正仓院传存的书迹等等，历历证明奈良时代已经有多量的中国名迹渡海东传，奈良一朝对王羲之的崇拜可谓无以复加。
正仓院传存的书迹大部分的书风都是羲之一系的。当前日本国内仍然保存有不少从奈良时代传承至今的中国贵重书迹， 最显着的特色是书圣王羲之古书迹的遗物。现存日本最古的法帖是拓王羲之〈孔侍帖〉（前田育德会藏）。此帖在纸的行间空白处盖有“延历勒定” 朱印三颗，延历是奈良朝的桓武天王的年号，表示此书迹在奈良时代已经从中国传入日本。王羲之的亲笔书法目前都未存，此帖一般公认是以双钩填墨法精巧地摸拓。另外日本王室御物的王羲之书法遗品还有〈丧乱帖〉，两者都是极难得的珍贵遗物。
《中国书法史》作者冯振凯指出日本收藏中国书迹的精良和超越之处，他以王羲之书帖为例指出：“今天王羲之的真迹可以说连一件都没有，不过一般认为最类乎王羲之真迹的，就是现藏日本王宫的‘丧乱帖’‘孔侍中帖’，…我国所流传的‘奉橘帖’没有保管好，远不如日本珍藏的‘丧乱帖’那样逼真。” 。
神田喜一郎指出较少为人注意到的，王羲之真迹输入日本和唐朝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唐朝杨州江阳县人，目前在日本的正仓院藏有他“奉请寺大部经”的书状）的关连。神田喜一郎指出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发达有许多帮助是众所周知的，可是他在书道上的功绩却很少有人注意。据神田喜一郎所指，鉴真带给日本“大小王真迹”形成巨大的影响。
鉴真和弟子到日本是经过了五次海上漂流的苦航未果，终于在奈良时代天平胜宝六年，随第十次的遣唐使船返程时（公元752年）到了日本，连带影响日本书道。在唐代，王羲之的书迹已经非常昂贵而且难得，鉴真费尽万难到日本传教同时将王书的书迹带到日本，在文化史上造成的王羲之的影响力与对文献之贡献自是无庸待言。 鉴真进献的品目有“王右军真行书一卷、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卷”。
遗憾的是上述王书真迹都已经不存，后人也无从直接考证，不过在正仓院的国家珍宝献物目录以及文书中，也留有珍藏王羲之书迹的文献纪录，可作为旁证。
正仓院收藏着王室献纳王羲之书迹的纪录
奈良时代王室为了奉佛而建造东大寺，为了献佛而在东大寺设置国家宝库“正仓院”，正仓院收藏着王室奉献的名贵珍藏，其中可以看到王羲之书迹的献物纪录。其一是天平圣宝八年六月21日（公元754）〈东大寺献物帐〉（账册目录），这是圣武天王崩逝四十九天的御忌时，当时的光明王太后为先帝祈求冥福，而献纳先帝爱玩遗珍，珍宝种类很多，包含书法类的宝物，其中包含拓王羲之书法。目录中列记王羲之的书迹有二十多种。
另外一件更珍贵的国家珍宝目录是〈大小王真迹帐〉，是光明王太后在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六月一日的献物目录通称〈大小王真迹帐〉。这是在圣武天王逝世二年后，光明王太后追加献纳给东大寺的珍宝，献物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一卷。此目录愿文记述“右书法是奕世之传珍，遗在箧笥，追感瞿然”。若是当时的鉴赏无误，日本奈良时代的圣武天王已经珍藏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迹。
神田喜一郎在其〈鉴真和上和书道〉一文中推论：大小王书迹很可能是鉴真和尚献给圣武天王的二王书迹而且应该是真迹， 所以在第一次献物东大寺时不舍献出，献出的只是拓模本，到了二年后才再献出。 从〈大小王真迹帐〉的献物的缘由“右书法是奕世之传珍，遗在箧笥，追感瞿然”，因而又追加献纳，也有辅证的意味。
可惜的是奈良时代东大寺献物帐中所列记的大小王真迹在今日已经不能得见，但是当时留下圣武天王、光明王后等有限的临书与书迹，均能观察到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风尚。佐证王羲之书迹在日本奈良时代的书道上已经压倒性的魅力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