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体制之祸亦是人祸

南勇用13年爬上一把手位置 而沦为阶下囚却只有短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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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熔石综合报导)前中国足球掌门人南勇,从一名速滑运动员,到一名沈阳体院学生会干部,再到体委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然后成为体育总局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最后因腐败沦为阶下囚。他的人生轨迹向我们诠释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体制之祸,亦是人祸。”

南勇用13年爬上一把手位置

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国国家体委到沈阳体院选拔干部,学生会主席背景的南勇被一下子挑中。随后,他成为国家体委人事司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1997年,36岁的南勇从人事司中层干部的身份,升格到中国足协担任副主席,他作为体育总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和足管中心接班人,坐到了大连金州的看台上,目睹了中国队在十强赛中失去法国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全过程。那时的南勇,自诩不懂足球,与足球的唯一联系,是身为体委足球队的主力前腰,用他的话讲:“踢球是为了锻练身体,几乎不看足球。”

次年,尚未登上中国足球中心舞台的南勇,第一次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中,而且这是一次惨痛的经历:1998年8月,陕西国力客场输给了云南红塔,赛后陕西队主教练贾秀全暗示队中有人打假球,这就是中国足球历史上著名的“隋波事件”。“隋波事件”发生后,作为足协领导之一的南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的一通追问搞得手忙脚乱,结结巴巴,最终连说了18个“这个”,稚嫩之气尽显无疑。

随着南勇2000年分管国家队,他在足协的铁腕形象开始建立,他在十强赛出线时与米卢之间的恩恩怨怨已广为传播,甚至被媒体演绎为“米卢说,南是我在中国最敬畏的人”。所谓的敬畏,是米卢当时与某女记者关系密切,甚至打算在十强赛期间,脱离球队搬到那位女记者所在的酒店楼层,结果南勇一句 “换房间可以,先把辞呈交上来”。

不过那时的足协掌门人是阎世铎,在与南勇的权力斗争中,他攫取了大部分的实权。2003年,中国女足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上未能完成既定目标杀入四强,作为国字号球队的直接负责人南勇,因为“问责制”受到牵连。到2004年,南勇在先后分管国足和联赛后,被彻底的边缘化,挂着足协专职副主席之职,却只能分管足协下属的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一份绝对的闲职。

但仅过一年南勇就东山再起,2004年,中超联赛出现混乱局面,有包括北京国安在内的多达7支球队意图退出中超联赛,面对这种变故,阎世铎无计可施。此时以手段强硬著称的南勇及时摆平了几家俱乐部。一年后南勇被任命为足管中心中共党组书记,晋升正局级。

但在谢亚龙上任后,南勇再度被推到了权争的前沿。他们两人的内斗,或明或暗地呈现着。爱福克斯赞助一事,让南勇在这场内斗中彻底落败。据说,当时此事是谢亚龙主要负责,但他或许已感觉有问题,将此事让给南勇谈,最后时刻在签合同时,也是南勇签字,从此让他背上一个至今都甩不掉的包袱。当年,爱福克斯事发后,据说南勇就此萎靡了好一段时间,而谢亚龙也借此完全掌握了足协内外的主导权。

几次权争失败,让南勇在蛰伏的时间里完成了某种原始积累:他分管过国字号到联赛的各个部门,他接触了足协几乎每个部门的工作,并与各俱乐部投资者和官员相交甚好,积累了相当的人脉资源,也完成了自己的“权力布局”,足协多个核心部门都有他的亲信嫡系。

2008奥运之后,谢亚龙因为国字号在奥运的拙劣表现,引咎离去,南勇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统帅了足协的全部事务。

权力斗争中的杀手镧:匿名信

从进入足协到爬上一把手的位置,南勇用了整整13年时间,而从一把手到被抓,却只有短短一年。

一封匿名信被认为是南勇最终身陷囹圄的导火线。封中揭发了南勇与经纪人白川相勾结,促成了荒唐的“爱福克斯赞助中超”合同,同时在分管国足与联赛期间大肆敛财,把一个“真实”的南勇暴晒出来。

在2002年底,南勇作为国足选帅组组长远赴欧洲,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位叫阿里汉的荷兰人出任国足主帅。而此前媒体的猜测,更多的集中在特鲁西埃、范哈内亨等知名教练身上。其中比利时籍华人白川功不可没:他在南勇去欧洲之前,就通过层层关系联络到南勇,并许以各种好处,最终将南勇带到了阿里汉的面前。

在交给阎世铎及其他足协领导的报告中,南勇将这位球员生涯相当显赫的荷兰国脚,描绘成一位郁郁不得志但其实很有水平的“欧洲高水平教练”,45万美元的年薪,可谓货超所值。当然客观而言,即便是在阿里汉之后率领国足折戟世界杯预选赛,我们也无法评判阿里汉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但不容辩驳的事实是,此后曾经执教重庆力帆和天津泰达的阿里汉,并不嫌弃20万美元上下的年薪,可见当时45万美元的年薪中,白川和南勇作为牵线人和决策者,受益颇丰。

2006年,南勇再次赴欧洲,陪伴他的还是白川,这次不是选帅,而是选择中超的商业赞助伙伴。一家叫“爱福克斯”的网络电话商,很快成为中超联赛三年赞助商,合同金额600万欧元,一度令足协内部和媒体欢欣雀跃。但最终的结果是,中超公司仅仅从爱福克斯处得到了60万欧元的真金白银。这家公司企图借赞助中超进入中国市场,结果,因经营策略和市场判断出现严重失误,迅即破产。

在那封著名的匿名信中,披露了白川当时充当掮客,帮助这家毫无商业信用和资金实力的公司“孤注一掷豪赌中国市场”,从中赚取了“几十万甚至近百万欧元”的中介费。当然,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属于合同的决策者南勇。值得一提的是,南勇在这桩合同注定破产后,依然遮遮掩掩拖住了足协状告爱福克斯的步伐。直到2008年,这桩官司才正式诉诸法庭,结果可想而知,已经破产的爱福克斯,和同样“神秘破产”的中介人白川的代理公司,无法给这笔高达5400万人民币的损失带来任何弥补。

体制之祸 亦是人祸

南勇腐败一事,是“官商勾结”下的典型性权力腐败。也只有当权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南勇在自己主管的领域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没有受到任何的监管和监督,他的特权和寻租的商家或者个人形成一种默契的合同关系。这是权力的可怕之处,也是权力能够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关键所在。

“官商勾结”是所有腐败中杀伤力最大的,因为,只要当权者动用手中的权力,居心不良的商家就会在众多竞争者中不战而胜。隐藏于官场之下,周旋于商家之中,最终实现多方共赢。南勇收受贿赂,通过自己拥有的权力出让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场承办权、疏通关系让某支球队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利用权力让某位教练上位,最终导致各个级别的比赛都“掺假”。

滋生这种权力腐败的,必然是残缺的体制。南勇的问题并不是在2009年1月19日成为足管中心主任之后才有的,而是长期积弊的结果。从1999年主管联赛以及2001年主管国家队开始,作为足管中心副主任以及足协副主席,南勇既是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政府官员,又是拥有能够决定市场利益和相关赛事运作的副主席,两种权力没有形成牵制和监督,而是在商业利益面前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南勇一手紧握政策的“官”,一手把持可产生经济效益的“商”,这使得官商一拍即合。而在监管监督层面,两块牌子交替使用。

在很多大陆媒体人的眼中,这位南掌门是在体制的夹缝中,为数不多为中国足球“干一些正确事情”的有为官员。但他毕竟生活在这个龌龊的江湖中,他也是体制的一部分,潜规则的一部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错的究竟是江湖,还是身在江湖的人?其实,最大的大鱼不是南勇、杨一民,也不是传言中更位高权重的体坛高官,最大的大鱼是“体制”。但所谓体制,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体制之祸,亦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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