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传美术

矫饰主义(一):兴起背景

郑英男、周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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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饰主义”(风格主义Mannerism)

一.兴起背景:

“矫饰主义”(Mannerism,中国大陆译为“风格主义”)一词源出于意大利语“Maniera”,原意为‘手法’,引申为艺术的‘风格’。而“矫饰主义”名词的正式出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德国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便首先提出,形容意大利在十六世纪时,那些无法被归类的艺术作品。艺术史家们对此一名称有过许多的争论,后来泛指文艺复兴晚期(大约1550年-1580年),以佛罗伦斯、罗马、和曼图亚(Mantua)为中心发展出的一种艺术潮流。

1527年,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和神圣联盟(注1)之间的战争导致罗马遭受洗劫,因而结束了“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同时这场洗劫也撼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基本信念–“人文主义”和“古典精神”,甚至引发绘画观点的争议,“矫饰主义”风格便在这种时代环境的冲击下应运而生。

“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古典主义”艺术对人体的精确写实、比例秩序和透视技法已经达到巅峰,部分画家开始尝试改变画面的结构。原是为了淡化过度写实造成的低俗感官刺激,而强调灵性与内省式的创新,让视觉艺术转向一种“心境上的沉潜与冥思”;只是这些艺术家的“别出心裁”往往“陈义过高”,结果营构出疏离难解的情感表现和艺术创作。在形式上,他们常以拉长的人体比例、不平衡的姿势、强烈的明暗变化和动态构图,加上反宗教改革的主题,产生出戏剧化、又强而有力却又带着不安气氛的影像。这种风格可追溯自米开朗基罗作品中硕长扭曲的人体、充满张力的结构,因此也有人将米开兰基罗视为矫饰主义的先驱。

在发展过程上,1520年,“矫饰主义”肇兴于意大利中部,受政局波动的影响,逐渐向外传播至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以及北欧。尽管如此,主要的“矫饰主义”作品依然保留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和罗马两地。一般而言,“矫饰主义”可分为前后两期:1515~1540年为前期,反“古典主义”的特征在此一时期表现得最为强烈;1540~1590年为后期,意大利各地的贵族政权与政治局势已较稳定,他们的宫廷成为艺术家主要服务的对象。

事实上“矫饰主义”既不具备先前“正统文艺复兴”那种平易近人的特质,内容又过于晦涩抽象,也与后来的“巴洛克艺术”迥异。英国的艺术史家也认为:“矫饰主义”的定义与特质相当难以分类,对主流艺术的影响也并不明确。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矫饰主义”本身便带有与群众疏离的深奥倾向,难以引发共鸣,并不能真正突破前进与创新,从十七世纪开始,甚至渐渐呈现贬议诋毁的声音,被讽称为“矫饰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创造性与身心全面完美的“写实风格”与“人文传统”仍有其巨大的潜力,从而使“矫饰主义”被十七世纪的新艺术形势–“巴洛克”–所取代。

“矫饰主义”作为突破文艺复兴、酝酿巴洛克的过渡阶段,仍有它一定的影响与贡献。“矫饰主义”进一步彰显了文艺复兴以来,画家追求自我蜕变、勇于突破、深化“文艺复兴”的倾向。在当时意大利混乱的局势下,“矫饰主义”也不失为另一种鼓舞人心、净化宗教与唤醒虔诚的艺术流派。

基本上,“矫饰主义”莫衷一是的现象多少受到十六世纪社会情势的复杂所影响﹕

那是一个教会权威开始崩解,遭受批判质疑的时代: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启动了“宗教改革”,一种标榜更“世俗化”,更“人道精神”的新教派诞生了,新教的“反独尊”、“反教会”,挑战的不只是正统宗教的神圣性,也冲击到艺术的创作。由于新教将绘制圣像视为偶像崇拜,北德与北欧地区的人物肖像画因而大行其道;

那是一个大航海拓殖探险的时代: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茫然欣喜之余,粗暴、冷酷、高傲与褊狭的负面心态也随之而来。视野大了,堕落与贪婪也加增了,灵性上的考验与矛盾也更尖锐了;
那是一个“科学”挑战“宗教教义”的时代,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年~1543年)的“日心说”出现,使地球与人类顿时从宇宙的中心点,抛到了边缘的地位(注2);

那是一个瘟疫肆虐,动荡无常,审判人性的时代:欧洲各国争相强抢豪夺,扩大贸易的同时,引进了新物种与新商品,但新疫疾,如麻疹与梅毒…等,也顺势传入了欧洲;

那是一个西、葡、英、法等大西洋沿岸的新强权崛起,重商嗜利的时代:新航路的发现,开启了新的全球性视野,却导致了传统地中海商贸路线的没落,首当其冲的意大利经济,除了威尼斯外,均呈现停滞的现象,贫富的悬殊与疫情的蔓延,导致艺术重镇佛罗伦斯的自由共和政体,被集权的贵族统治所取代,于是“豪门勋贵”成为艺术家服务的新对象;

那是一个伊斯兰异教势力西向扩张的时代: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等东方的文化元素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快速地对话与交融,为艺术领域注入了一股崭新的力量。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鄂图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基督教世界的版图更局促了。随后,一场政治性的灾难彻底地改变了意大利的艺术现况﹕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帝王的查理五世(注3)成为捍卫西方繁荣,领导西方世界抵挡回教大军的救星。1527年,罗马在查理领军之下沦陷了,全城惨遭浩劫。长期以来意大利地区与西欧、北欧各国本就有艺术上的歧见存在,对“古典艺术”向来轻蔑的查理五世,尤其不愿支持意大利的艺术家,不少艺术家因此浪迹四方。查理五世对于意大利的“城市自治”也不以为然,多数的城市因此被剥夺了自主权。更重要的是,查理五世本人与其领导集团的艺术品味主宰着当时大部分的欧洲,贵族社群对个人权势的追求、财富的展示与对永生不朽的渴盼,也到了一种令人无法想像的地步,于是结合了勃根地式的繁缛矫揉与西班牙式的宗教狂热的艺术创作,“矫饰主义”便得到了崭露头角的契机。

动荡的时代下,画家要如何透过艺术创作追求永恒神圣的价值,展现艺术的真与美,有效地制衡或稀释人性的嗜欲,力挽道德沉沦的狂澜?如何让人得以从观看艺术作品中得到该有的体悟与提升,反璞归真?“财富”与“权势”,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艺术价值”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三者之间如何权衡取舍?“美”的神圣与永恒,是否真的可以超越于人间残酷与苦难的变化而存在?“矫饰主义”的荒诞与特异,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危机四伏的时代中,身为艺术家的忧虑与困境。

事实上,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家的深层心灵表现,艺术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透过作品来反应他所处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环境是诡谲多变的,但当时的艺术家却用他们的作品提升了人性,也超越了人性,弥补了现实社会与政治上的缺憾,清晰又不失尊严地传达了人类最幽渺复杂的人性。真正的“艺术之美”总能成功地形塑出时代的轮廓与深度,同时也促成了社会的进化、升华与人性的省思。艺术有时难免表现了一些黑暗忧伤或悲观失落的事物,只要我们不陷溺其中,并试图透过面对黑暗的历程,排除、洗涤残存在我们自身中的一些负面元素,提升我们自己。透过艺术作品,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迷失与绝望,却也带来了救赎的新生力量。@*

《注1》由罗马教宗、法国和威尼斯等组织或政权所组成,是自中世纪以来“政教冲突”的写照。

《注2》长时期以来基督教会是采信托勒密(公元2世纪希腊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及地理学家)“地心说”的天文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出发思想是:上帝所创造的地球与地球上依靠教会透过圣礼救赎的人类,是处于宇宙的中心。哥白尼对托勒密的系统产生了怀疑。为了简化理论,符合实际观测的结果,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一书中,哥白尼将宇宙天体运行的不动点从“地球”移动到了“太阳”上,提出了“日心说”。他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与五大行星一样围绕着“太阳”公转,其自身又以地轴为中心自转。史称“哥白尼的革命”当时许多天文工作者只把这本书当作编算“星历表”的一种方法。《天体运行论》在出版后70年间,虽然遭到马丁路德的斥责,但未引起罗马教廷的注意。后因布鲁诺和伽利略公开宣传“日心地动说”,危及教会的思想统治,罗马教廷才开始对这些科学家加以迫害,并于公元1616年把《天体运行论》列为禁书。然而经过克卜勒、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工作,哥白尼的学说不断地推陈出新;恒星光行差、视差的发现,使“地球绕太阳”转动的学说得到了更近一步的证明。 哥白尼的学说不仅改变了那个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而且根本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因为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救赎人类原罪的教会组织,形同被边缘化了,失去了中流砥柱的核心位置。哥白尼之后,“自然科学”虽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大踏步地前进,但人类对“神”的虔诚,也就日益微弱了。

《注3》史家将16世纪视为查理五世的称霸期。15世纪时,西欧已有一些实施“君主集权制”的“民族国家”出现;16世纪时,这些王朝间的“均势”,被通过联姻而迅速崛起的西班牙王室所破坏。西班牙王室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夫妇将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神圣罗马帝国帝王--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力二世。胡安娜和菲力的儿子查理继承了西班牙联合王国、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萨丁尼亚、西西里、那不勒斯)的殖民地以及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世袭领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卡等四个公国和蒂罗尔州)。另外,查理的祖母(法国的玛丽)还传给他勃根地(弗朗什孔泰、卢森堡和富裕的尼德兰)。查理不顾分别来自法、英两国君王法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的反对,于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帝王。因而,查理五世在19岁当上统治者时,领有的地区,比从9世纪查理曼帝国建立以来,任何一位君主所拥有的版图还要大,查理成为当时欧洲的头号权势人物,掌控整个欧洲和新世界。查理五世的王朝势力除了介入宗教事务之外,也带动“重商主义”与经济竞争的潮流,深深地影响了16世纪欧洲历史的进展。整个欧洲贪婪地注视着源源不断地流入伊比利半岛的香料和金银。法国、荷兰和英国在竞争心态下也都渴望打破西、葡两国对东方贸易的垄断,直接与商机日渐茁壮成长的西属美洲殖民地(中南美)往来,企图迎头赶上,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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