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上)

李天骐

(摄影:王嘉益 /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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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一体

“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和“道”字组成一个整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中国五千年辉煌的传统文化只是追求一个德字,讲究一个德字,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各自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德字上。古代“得”与“德”相通,“得者,德也。”得什么?得的就是对宇宙真理——道的同化,凡是符合道的“得”都是“德”,不然就是无德。

古人云:“道之在我之谓德。”古人把德与道直接相通,德是内在于人的道。德从道中来,德是道的体现,是道在不同层次的标准和要求,同化宇宙真理就是一个“得”者,就是一个大德之士,一个得道者。自古以来,道德一体,修道就是修德,修德就是修道,道德是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可分离。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已经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意思是最大的“德”,就是“道”的体现和作用。

中华文化一开始就把道与德紧紧结合在一起:《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行健,君子从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礼记》中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名句,每句都是道德一体的体现。可以说,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道德一体的精神,不管是本土的道家和儒家,还是外来的本土化的佛教,都是体现于这一精神。中华文化要求治国、治家、治身都要根据道的准则,“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54章)这样使社会“道普德溢”,天下仁爱太平。这是儒、释、道三家的理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要达到的社会境界。

(一)

中国古代的圣人们,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体悟和遵循大道而行的人,历来被奉为有德的人,他们开创的社会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中最美好社会。而今,历史已经远去,远古的传说和文献早已湮灭难觅,现在的人已经很难体察和理解那些时代的美好,和那些时代人们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和人生价值。如今,人们只能从周公和他所开创的周朝社会中看到一些端倪。

在古代的圣人中,周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他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成为周朝最重要的治国纲领。周公说:“不可不敬德”,一定要“自敬德”,并且必须“疾(急)敬德”,只有发挥“德之用”,才能永保天命。(《召诰》、《无逸》)周公深切地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不讲亲情,只有发扬仁德的,才会得到天的庇佑),道德是立身立国的根本。

因而,周朝把道德的完善看成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周人推崇先王的德行,他们编写的《诗经》中津津乐道地颂扬从后稷、公刘、古公、到文王、武王这些先祖们如何有高尚品德,如何进德修业,以德兴国的事迹。他们把文王的仁政视为榜样:“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的神灵在天,啊,神灵显赫在天上。《诗经.文王》)周朝这些圣君贤臣的德行,也历来被后世的炎黄子孙堪称为人生的楷模。

周公的以德立国的思想,是周朝的主流思想。在周朝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道德功业和道德人格成为这个社会的人生理想,被各个阶级的大多数所认可,甚至成为下层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人人追求道德,坚守道德,发扬道德,甚至把道德高于自己的生命,“杀身成仁”成为道德准则,整个社会处在道德的氛围和环境之中。

在西周的一些早期文献中,已经初步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思想。周人对德的自觉和对德的认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公在历史上另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制礼作乐”。周公在“损益”殷礼的基础上使传统的礼制、礼仪,严密化、系统化,从而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创设了适合当时社会的优秀文化制度,其具体内容包括一系列社会、政治等制度,还有一系列相应的道德伦理规范和文化教育的方式,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称之为“周礼”,或“周公之典”。

周朝的礼乐文明,一直被视为后世社会的典范,被认为是上古社会的鼎盛时代,孔子赞叹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于文哉!吾从周。”(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多么丰富多彩啊!我赞成周朝的礼仪制度。《论语.八佾》)

礼是道德的表现形式,周公通过礼仪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使人保持德行,与天道合一。因此,王维国认为周朝制度的变化“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梁漱溟更以“周孔教化”为“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文化,以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为伦理本位的社会的思想,与王维国的看法相一致。

近代王、梁两位著名学者的观点指明了周礼和周朝文化的实质。周公主张“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制礼作乐”,实行“礼治”。这正是孔子梦寐以求的“道(引导)之以德,齐(规范)之以礼”的治国理念(《论语.为政》)。

周朝社会所以能绵延八百年,正是贯彻周公的治国理念。在这样的社会中所产生的丰厚的道德土壤里,必然会造就出一大批社会道德精英和一大批社会的中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深厚的知识和极高的道德素养,有判别是非的能力,有从事政治的才干和实栈道德理想的勇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文温而雅,是社会道德的表率。在社会和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力挽狂澜,正礼乐,定制度,锐意改革,在周王室,在各诸侯国中,显现他们的特殊才能。

例如周厉王、周宣王时的邵穆公、仲山父,周平王时的郑武公,周定王时的单襄公,在各诸侯国中有孔子、管仲、鲍叔牙、宁戚、曹刿、藏文仲、叔孙穆子、狐偃、赵衰、赵宣子、韩献子、范文子、魏绛、祁奚、叔向、赵襄子、申叔时、伍举、文种、范蠡……,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大德之士,在那个时代创造过非凡的功业,留名后世。

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一大批同样具有道德情操的懿行之士的群体,同他们一样追求人生的价值,同样泛射着君子人格的光辉。正是这一大批社会精英和社会中坚,奠定了后来中华文化人格的始基,他们的高尚的道德人格在历史的过程中越来越突显出来,他们的道德精神永世长存。周朝道德盛世令人追怀。

周公作为那一时代的精英群体的杰出代表,他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更是举世仰望。孔子说,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境界,连尧、舜都恐怕达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周公以自身的品格、道德、理念、才能和成就,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周公和他的那个时代充分演示了道德一体的文化精神,是孔子以前儒道的辉煌展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正是在继承这一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一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体现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终极追求和理想的境界,它是一个民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奠定中华文化的基础,它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定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道德文化,它的特征就是对道和德的追求。

(二)

《易经》被视“群经之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是《易经》与道德紧紧相依,道德一体的文化精神是易之本。《周易.说卦传》认为:“圣人之作《易》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至于命(天命)。” 这是说,圣人作《周易》,是为应和顺从道德,制定礼仪准则,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和性质,直至认识天命。

同时,《周易.系辞下》指出,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是说,伏羲作八卦,用以传达神明的德性,用以归类反映万物的情状。以上两句指明了,作《周易》、八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道和德。圣人在制作卦爻象数符号的过程中,隐藏着宇宙的秘密,“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内心想法),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这里的“尽意”、“尽情伪”和“尽其言”,都是为了揭示宇宙的秘密。

这秘密就是通过卦爻变化规则反映的“天命”和“通神明之德”。《易经》的宗旨是:“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易经》是圣人用来推崇道德,扩大事业的。)可见,古代圣人们的目的,是通过《易》规范人所必须遵循天道的道德行为,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达到安身立命。

因此,《周易》实质上是演德的,没有德的人是无法演易,古代对卜筮的人要求很高,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而且卜卦前要焚香净心,契合神灵,不仁不义的人不能为巫师。《易经》告诉人如何分辨不同的境况,要求如何在不同的境况下修德合道,去面对所遭受的境遇,从而从困境和逆境中走出来,或者从顺境中继往开来。

《易经.系辞下传》指出:“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等都是卦名,它们与人的道德直接相对,处各种不同的境地状态,需要人以德相应对之,只有用德行对之,才能合易、合道,才能正确应对各种境遇,化解各种矛盾。天道和人事是一致的,《易经》深刻地体现出中华文化道德一体的内涵。

由于天象的变化和人类道德的堕落,《周易》对现代人来说必然是越来越不灵了,没有道德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易经》,更谈不上对天道的认识,他们从《周易》中所获得至多是些皮毛或雕虫小技。只有大德才有大智,这个智是智慧,是对宇宙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是真正的大智大慧。没有大德,永远达不到大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所决定。

《易经.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这是说,继承一阴一阳的天道,就是善良,使天道具体化的是天赋的人性。可见,中国文化的人文本质和道德本性早就同时根植于《易经》之中,《易经》的展现就是中国文化人文本质和道德本性的展示。

--转载自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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