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如果世界需要黑暗才能运转，那么任何一丝光明都不能有存在的空间。当秦建勋带着满腔热血却遭遇凉水洒泼的那一刹那，他并没有出离愤怒到忘却自己的某种使命。这大概基于他的某些亲身体验、悲情历程，以及仅有的底线。省委组织部好比控制木偶身上的细线的那一只手，这只手有着巨大的指挥功能：纪委书记裴敏琳接到省委组织部通知，必须在明天上午八点钟到省委党校报导，学习一个月，纪委书记的工作由纪委副书记钱瑞青代理。而副市长刘宇棠则被组织部安排到荆北区的一个果农示范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基层考察。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是一种怎样的安排，然而党校里的教授们、示范基地的果农们却浑然不知这当中的痛苦滋味。这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乃至被视为机会或者锤炼。中国式的政治规则，在此已经比李宗吾的《厚黑学》更为深邃，然而透析这一点的人们却差不多选择了沉默，那是只可做、不可说的事情。
1.2009年5月21日。Time：18:22。一家普通饭店的空调包间里。
裴敏琳：喝点酒吧，我这个老女人也跟你这个老男人痛快地喝一回。来，满上。
钱瑞青：裴书记，你怎么啦？一进来我就觉得不对劲。
裴敏琳：说句冒险的话，纪委在中国的存在，本来就不对劲。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中间环节，没有层层卡住，如果我们可以直接向国家主席胡锦涛负责，那么大陆的纪委就会成为香港式的廉政公署，我就可以不去党校，刘宇棠就可以不去荆北，我们也可以不在这里喝酒。来，喝！
（裴敏琳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钱瑞青也一饮而尽）
钱瑞青：裴书记，聂建成跟我谈过话，他让我直接替代你，把谢荣山、龚汉祥的案子交给检察院。这批人完全疯了。
裴敏琳：你是监察局局长，来当我的副手，你理所当然是被统战的第一对象。你能告诉我这些，说明你自己还是知道原则，而不是服从潜规则。我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你该怎么办，你清楚吗？
钱瑞青：我不清楚。
裴敏琳：纪委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是内部调查，是有隐蔽性的，不像检察院的反贪局，他们有些权力我们没有，我们有些权力他们也没有。你如果把案子交过去，他们批捕、公诉，谢荣山、龚汉祥是死定了，可是更大的幕后主使却活下来了，而且势如破竹，无法阻挡。
钱瑞青：那就由我来请示省纪委。如果走不通，就找中纪委。
裴敏琳：一个地市级的纪委副书记，居然也要成为上访人员，这说明什么？你在盼清官，你在盼好官，可谁能清楚地知道谁是清官、谁是好官呢？来，喝！
（裴敏琳将一杯白酒又一饮而尽，钱瑞青也一饮而尽）
钱瑞青：那你说怎么办？妥协？
裴敏琳：你清楚你的对手吗？不，绝不是柯远生，也不是柯远生背后的那些人，而是你自己。你才是你的对手，如果每个人都能跳出自己的局限来看问题，那么每个人都知道方向在哪里。我认为，人是有良知系统的，这种良知每个人都会有，包括柯远生，他也有良知。但是，在某种框架背景、特殊环境和利益驱使之下，良知是会被隐藏的。他对良知是有恐惧的，为了征服这种恐惧，他就必须自己灭杀自己，这是反人性的反常现象。柯远生与一般人的差异在于，他的这种反常现象已经形成一种约定束成的规则，或者说另一种法则。
钱瑞青：我还是倾向于由省里出面来解决问题，我们的力量实在太小。
裴敏琳：你错了。这样做，只会限制解决问题的出口，迫使制度走向狭隘的趋势。我走以后，你能不能顶得住？如果顶得住，你就抓紧时间搜集证据，不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顶不住，那就不要顶。我之所以顶得住，只因为我在有的时候选择了沉默，我清楚每一个人在想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去想。
钱瑞青：我可能顶不住。
裴敏琳：那就尽力而为。你不是我，所有的纪委工作者不一定都是反腐先锋，不必要求每个人都选择一种方向，但是你要为你以后的人生付出代价。你的良知会谴责你，直到你停止呼吸的最后一刻。
钱瑞青：裴书记，当你的副手，是我的荣幸。
裴敏琳：但是很多人不这么看，他们会认为我在扼杀你的政治前途，危险元素正在呈几何级上升。喝了这杯酒吧，也许今天就是你当我副手的最后一天。
2.Time：18:51。荆宁市烈士陵园。
刘宇棠：秦市长，不要灰心丧气。我是根老油条了，得与失都没关系，总之我不想当一个庸官。你要挺住啊。
秦建勋：你知道这块墓碑下面埋的是谁吗？
刘宇棠：“秦继浩”？
秦建勋：我是地地道道的荆宁人。墓碑下面，是我的爷爷。1951年旧历二月初五，在荆宁市的北源镇发生了一起暴乱事件。四周邻镇和山区里的土匪突然袭击北源镇粮站，我爷爷就是当时的粮食站站长秦继浩。他是地下党，曾经在战场上一口气歼灭过17人。1951年，北源镇的兵力严重不足。百姓生活极其艰难，土匪极为猖獗。那场暴乱，从凌晨五点，一直打到晚上十点。土匪的老大被打死了，我爷爷这边也都死得差不多了。爷爷被绑在一棵大松树上，第二天被土匪当中的老二当众杀害。那是一刀一刀地割死的，先割皮，再割肉，最后把内脏挖出来，挂在松树上，心、肝、肺、肾、肠子上布满了苍蝇。
刘宇棠：太惨啦！
秦建勋：这些年，这个烈士陵园，一直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可是，除了我爷爷是烈士之外，我的父亲秦文贤也应该是烈士，可惜至今为止，他的死仍然不准翻案。我父亲是一名作家，曾经写过非常多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的小说和戏剧，像小说《山河在哭泣》、《呼喊中的工人》、《无法抹去的记忆》，还有戏剧《谭嗣同》。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1967年，父亲被抄家，所有没来得及烧的手稿都被当作罪证。他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结果被红卫兵打得大便失禁。那天是腊月初八，我只有五岁。我唯一的哥哥秦建功，因为向红卫兵吐了一口口水，就被押进牢里，死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从一生下来开始，我就经历着种种政治运动，杀、打、骂、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刘宇棠：我是安徽人，我也经历过政治运动，特别窒息，有时一闭眼就会想起来。
秦建勋：1987年，我25岁。那一年，我结婚。我的岳父，就是今天的省委组织部部长蒲玄恒，那时他刚刚从海津市文化局局长的职位上任澄江市的市委副书记，我是他的秘书。1989年，运动来了，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目睹了所有的一切，跟所有人一起哭，一起唱。我的父亲、哥哥，都是在政治运动中死去的。坦白说，我当时真有求死的心，尤其是部队进入广场以后，那种浴血奋战的心就变得更为强烈。当时，我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是我们荆宁的人，叫戚竞南，他和他的爱人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军队开枪以后，我突然胆怯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逃窜。许多年过去以后，也就是在昨天我才知道，戚竞南已经死了。
刘宇棠：就是昨天那个叶雨晨的父亲？
秦建勋：对，20年了，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人。
刘宇棠：那么后来呢？
秦建勋：应该说，我本来是不可能还有后来的。我逃回澄江，有两件事让我彻底崩溃了。一件事是我的岳父，亲自指挥逮捕了在街头抗议军队开枪的人，老人、学生还有市民，都没有放过，澄江的两家报社被控制起来，许多知识份子被传唤、警告、谈话。另一件事是我的妻子，她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我们吵起来了，妻子冲上街头，被一辆疯狂穿行、到处抓人的武警军车当场压死。岳父没有向武警算账，反倒是叫澄江市的员警把我抓起来，把我当作天安门广场上的暴徒来对待。我坐了半个多月的牢，是吴丹慈救的我。
刘宇棠：吴副省长？那可是极大的冒险。
秦建勋：不，她当时还不是副省长，而是荆宁市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也是荆宁市委党校的校长。整个荆宁市，数十年以来，在“学而优则仕”这一点上，她是最出色的一位。吴丹慈曾经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她都是省委党校的校长。她是个厌恶权力斗争的人，但终于还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从荆宁市委党校调到省委党校担任教授——省委党校的教授实在被撤离了太多。身为荆宁人，我跟吴丹慈有过几次触及灵魂的交流，她是我所见过的高级知识份子之中极罕见的一类。她与蒲玄恒完全不同，就像共产党眼里的国民党，就像国民党眼里的共产党，是这种对比。得知我入狱后，她曾经仔细地阅读过我的一些著作，然后又在新华社内参刊载了她的见解，当时体制里面受她影响的人很多。我出狱的那天，蒲玄恒跟吴丹慈在看守所门口大吵了一架。我第一次公开对蒲玄恒说：“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彻底断裂。”
刘宇棠：我也曾拜访过我们安徽巢县的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这个人就像高山上挺立的松柏那样。他以前是安徽省人大常委、安徽省青联副主席，也是知名的专业作家和学者。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他曾七次领军上街游行，抗议武力镇压，并愤而辞去了所有的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然后就做访问研究，到北美10多所大学和各地侨界讲演，还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引起轰动。
秦建勋：我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叫辛灏年，也就是高尔品，今年已经62岁了。我在境外网站听过他的几场演讲。他们办的每一期《黄花岗》杂志，我都会看的。那是一批当代孙文式的人物。而你和我，都是那种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力求独立的底线，在黑暗现实面前表现理想主义的人。很孤独，是吧？
刘宇棠：有时会这样。可是人如果只为自己而活，那是注定要孤独一生的。
秦建勋：你听说过程丽颖这个人吗？
刘宇棠：听说过。
秦建勋：那是我现在的老婆。
刘宇棠（惶恐不安地抽了一口烟）：秦市长，你找我来是为这件事吧？
秦建勋：不。这事跟你没关系，甚至跟沈世龙的关系也不大。放轻松一些。
3.Time：19:35。荆宁大酒店。
（范宁臣穿着魏茹曦赠送的西装，打着魏茹曦赠送的领带，颇有风度地坐在将自己打扮得有些“不协调的性感”的魏茹曦面前）
魏茹曦：你这个死混蛋，整整晚了五分钟。我已经点好了所有的菜，鸡爪、鸭脚、猪蹄、鲳鱼、牛肉，还有粉蒸肉、烧白和回锅肉。你喜不喜欢吃？
范宁臣：你确定你能吃得完吗？
魏茹曦：当然不是只为了吃，是我想告诉你，这些菜我都能做。我们家乡还有一种菜，在荆宁大酒店都找不到，是“龙眼肉”，就是把肉卷起来，看上去像龙的眼睛那样，哇，非常非常好吃。哦，今天还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吃完哦，因为是我做的。看！
范宁臣：蛋糕！你过生日啊？
魏茹曦：不是。今天是我妈妈44岁的生日。
范宁臣：那你母亲呢？
魏茹曦：已经去世了。
范宁臣：对不起。你父亲来了吗？
魏茹曦：才不能让他知道。像他这种顽固又保守，生活完全没有品味，一脸的苦难和怀疑眼光的人，实在不好交往。我们喝酒吧。
范宁臣：学生是不宜饮酒的。
魏茹曦：哎，怎么会在这种事情上也有代沟呢？其实，酒对于女人来说，是特别滋润皮肤的。你看，我的皮肤好好。有的女生一天到晚都在塑造身材，我这完全是自然形成的。有时，我就会偷偷地带一瓶烧酒，放在包里。啤酒是肯定不行的。服务员，麻烦拿两瓶60度以上的烧酒过来。
（范宁臣怪异地看着一脸认真的魏茹曦）
魏茹曦：我们先吃蛋糕。等会儿酒足饭饱之后呢，我肯定醉得不省人事，你就要把我放在这个酒店的房间里。等明天早上一起床，我就要看到你出现我的床边，趴在床边睡觉。因为从送我到房间的那一刻起，我就会不断地醒来，还会喊你的名字，让你递水给我喝。总而言之呢，我要你陪着我，直到明天早上。
（魏茹曦一边切蛋糕，一边口里念着：“这是妈妈的。妈妈，女儿给你过生日了，你不要觉得孤独哦。我会想你的。”）
魏茹曦（指着自己的低胸裙）：你觉得我这样穿，过分吗？
范宁臣：Sexy。
魏茹曦：真的吗？我好开心哦！我的脸肯定都红了吧？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就是你理想型当中的那种。
范宁臣：把她丢在街上，她会自己搭公车回家。可以弹一曲欧式唯美音乐，也多少懂得中国式的民俗。如果我有任何事情，都不掉眼泪或者发脾气，因为她信任我。要敢于吃药，敢于打针、输液，身体要健康。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物质欲望非常小。
魏茹曦：那么身材呢？脸蛋呢？
范宁臣：就像你这样啊。
魏茹曦：我倒！狂晕！
（两人可谓天马行空地胡侃到底，酒一杯杯地下肚）
4.Time：19:54。一辆警车上。
（吕荆科接到电话）
陆成栋：我是陆成栋。你想了解什么？
吕荆科：八年前你被殴打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报案？
陆成栋：因为我不相信政府。
吕荆科：说下去。
陆成栋：我不该打这个电话。
吕荆科：可你毕竟还是打了。
陆成栋：好吧。当时呢，我是普溪中学的体育老师，从体育学院出来工作没几年。普溪镇的拖欠教师工资特别严重，附近的四个乡村中学也有这个情况。我们向区教育局反映，区教育局不理。后来就打电话到荆宁电视台，来了两个记者，吃了邓淑颜的一顿饭，就提腿走人了。我和几个老师在网上写帖子，到处都有转载。后来《荆宁时报》报导了我们被拖欠工资的事情，市教育局也来人了。当官的来了，学校却不准我进去，我被停课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我得知老师们只拿到了一个月的工资，其余的三个月都没发工资。我们罢课，后来几个老师被叫去训话。我们就游行，结果被普溪派出所的员警赶了回来。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拿衣服，天有点黑，我骑着摩托车，在路上看到一些流氓欺负一个女学生，我下车去救，结果就被打成这样了。
吕荆科：那么你为什么不报案？
陆成栋：我已经说了，我不相信政府。
吕荆科：陆成栋，你不老实。我们查过你的银行账户，在你被打伤后的第二天，你的账户里就有一笔20万的钱。这笔钱是谁存进去的？
陆成栋：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是嫌疑人吗？我自己都被打成这样了，你们难道还想把钱也拿走？
吕荆科：不。是为了了解邓淑颜的案子。
陆成栋：我承认我恨她，可是打我的人绝对不是她找来的。
吕荆科：难道真的像到处传言的那样？你想强奸那个女学生，结果被那个女学生的一群朋友打了？
陆成栋：这是栽赃！我跟我老婆孔焱霞的感情很稳定。
吕荆科：那么到底是谁给你的钱？为什么要给你钱？
陆成栋：孔焱霞得白血病住院，人家又拿了50万的现金。你们要查，当然也查得出来。
吕荆科：那你说，到底是谁给了你这70万？
陆成栋：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真傻。
吕荆科：有些事是回避不了的。
陆成栋：其实不止70万，我的父母也拿到了30万，一共是100万。我也不知道是谁送我的钱，而且送钱跟我被打有什么关系？人家是通过荆宁慈善会转交的。
吕荆科：还有什么情况？
陆成栋：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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