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5年，日本飞鸟朝实施“大化改新”，之后展开崭新的文化世代，故而日本历史称之为白凤文化时代持续半世纪之久（公元645-707）。此时期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佛教的写经文化和书风都强烈受到中国唐朝的影响。
日本政治上的大化改新也是文化上唐化的里程碑，在政治上有许多唐化的新措施，也大大地影响文化的层面。王室尊崇唐朝文化，下诏改革，学习唐朝的郡县制，免除豪族的支配，进行中央集权；并且数度派遣“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以输入唐朝文化，因而在学习中国学问风潮下，中国诗文、书法盛极一时。书法的技能在当时政治文化中极受重视，居于显学的地位。政府为了记录整理户籍、田籍、账册等等的文书纪录，重用长于文书技能的人，因而书法自然盛行。
天智天王之朝（公元662-671）设立了大学（学校）的制度，大学中书法博士和文章、明法、算博士并列， 书法受到重视。除了在大学中设立书法博士之外，书法写经已经变成王室和宗教的盛事。据《日本书记》的记载，天武天王一年（公元673）三月在河原寺集合了“书生”（书法生），首次创下日本历史上写“一切经”的纪录。书写一切经的经卷有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庞大的数量显见当时书法的进步。
白凤文化时代初期的书风，明显延续飞鸟时代的风格，同时受到中国六朝时代锐利强劲的式样以及温和平整的隋朝式样两种书风的支配。随着时间的推进，初唐的书法特色开始流行。初唐书法在飞鸟时代后期即白凤文化时期传到日本，使得隋朝的楷书体慢慢产生变化走向纵长，已故日本书史家饭岛春敬指出，唐朝纵长感的书风最初在白凤文化时代已经出现。
欧体楷法对日本的写经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影响
白凤文化时代的写经、金石碑文是模仿中国书法的重要遗迹。从今天日本遗留下来的书迹中可以观察到中国书法东传播的现象，同时可以发现唐朝楷法名家欧阳询则对日本的写经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影响。
白凤文化时代的历代天王多信奉佛教，并在宫中的图书馆设置有专门的“写经生”书写经文。 唐朝的书风，尤其是初唐名家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的书风，对日本写经书法的影响在白凤文化时代已经展现。其中一般公认最具有代表性的白凤文化时代的代表性写经遗品，有二件名品，一是《金刚场陀罗尼经》（公元686年），一是〈长谷寺铜板法华说相图铭〉（公元686年），都展现了欧体楷法的深隽的特色：
1、《金刚场陀罗尼经》：此经是日本最古的毛笔写经遗品，为大阪府（古河内国）的遗物，其上清楚记有天武天王十五年的干支“丙戌” （公元686年）。日本书史家饭岛春敬评《金刚场陀罗尼经》书风似于欧阳询（参〈九成宫醴泉铭〉）， 堀江知彦见解相同； 另外伊藤滋和筑达荣八则评其通于欧阳询之子欧阳通的字体（参〈道因法师碑〉）。
从本经文整体风格观之，其筋骨强劲笔力内透，的确具有欧阳家的风格。从笔画的表现来看，固然纵笔笔直峻嶙的特色和欧阳询相类，然而其他特意用力的锐利角度之笔法，则神似于欧阳通的书风，例如入笔锐利的角度、锐利重顿的转折、捺笔极度强调转成隶书风格等等的笔法等都是。欧体的风格应用在写经的书写上，使得楷书整饰的特质更趋向于一笔一画规格化的表现。
2、〈长谷寺铜版铭〉（又名〈长谷寺铜板法华说相图铭〉，见图，铭文部分缩影）：此图铭安置在奈良县长谷寺三重塔中，是日本上代金石文名笔，一般采认完成于公元686年，公认为“日本书法史上最具有欧体风格。〈长谷寺法华说相图铭〉在公元1828于奈良被发现，是取拓而成的拓本，据专家考证，应是朱鸟元年（公元686年）之物” 。雕铸铜板之上部为图、下为阴刻的铭文，文字面长宽各为14.2和42.4公分，字体呈现纵长型、字字规整，显着表现初唐楷书的特色，书风类于欧阳询笔画舒朗、筋骨嶙峋的风格，不过在用笔上，金石雕版锐利的入笔与捺笔笔势俨然有欧阳通书风的特色。
这两件白凤文化时代的代表性写经遗品，书法字体已经表现了初唐纵长楷书的风格，写经整饰的风格运用了欧阳家筋骨嶙峋、笔力深入、构字严整的楷书特色，表现非常深刻。同时，其锐利、强劲的笔力，以及微带隶意的捺笔特色上，仍然残留北朝书风的风格，展现两者美好的融合。欧阳询逝世于公元641年，长谷寺铜版铭的发现显示欧阳询亡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欧阳询的书迹已经扬名日本。长谷寺铜版铭是非常成熟的欧体铭文，显然欧阳询的书风对日本佛教写经文化的渗透更早于它写成的年代。
欧阳询书风影响力持续不辍
天平时代的天王圣武天王的宸笔书迹《宸翰杂集》（作成于公元731年），被书家也认为带有欧阳询和褚遂良书风，此时离欧阳询逝世已经近一世纪。圣武天王的光明王后，在圣武天王薨后奉献给东大寺的献物中，也有〈欧阳询屏风真迹〉。欧阳询死后165年，公元806年日本的平安时代，当时享有盛名的日本大学问僧最澄 入唐学法，于回日本时所带回的书类中就包含有〈欧阳询书法大唐拓本〉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到欧阳询书风很快传入日本并且影响力持续不辍的现像，对日本的佛教写经书风影响巨大，甚至对王室也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