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0日讯】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严重旱灾，引起各方广泛讨论，但是比较偏重于气候变迁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引导舆论的方向。因为一旦人民关注的矛头指向天灾的部分，人祸的因素就会被冲淡，政府可以规避应当担负的执政责任。但是事实上，这个责任是无可回避的。
我们当然不否认地球气候反常，包括暖化造成的天气因素，是这次西南大旱的主要原因，但是，所谓“百年一遇”的灾害性气候本来就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而人民纳税给政府，就是因为期待政府在这样的灾害到来之前，能够有所防范。而在中国，政府行为本身却成了灾害的帮凶。更确切地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发展战略的错误，是中国灾害频仍的主要成因之一。
众所周知，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几乎每年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但在现实中，却从未得到有效执行。大型水利工程的财政投入尚且可以得到保证，农村小水库、沟渠建设三十年来却很少进行全面整修。去年国家四万亿投资，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实在寥寥无几，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抗灾能力的减弱。
庞大的政府投资去了哪里呢？基本上都投入了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项目，而很多这类项目，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保护，本身就是灾难性的。以云南省为例，橡胶产业一直是该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一九九四年到二○○七年，生胶收购价疯涨了百分之九百！官方地理信息系统监测表明，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已经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气候，十年内平均温度升高了零点四到零点五度。另外，桉树的大规模种植，是随着木浆造纸工业的发展而进入中国的。尤其在云南地区，纸业公司为了建立庞大的木材储备，在云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行大量征地，圈下了大片的山地和林地，几年之内，三千万亩桉树和其他一些速生树种取代了这片亚热带山地的天然林和高原植被。大面积的桉树林被称作上无小鸟、下无植被的“绿色沙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被视为和大型水电开发项目并列。
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天灾越来越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背后，更为严重的问题，还表现在水资源的分配不均上。因为在中国，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大旱持续了数个月，处于旱灾核心的始终是农村和农民。分配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不平等。而农民，包括灾民，不可能组织自己的维权组织，他们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管道得到有效的表达，这就是所谓的“人祸”问题，也是政府极力规避的问题，更是作为监督当局执政的民间力量不能忽视的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压倒一切，政治问题高于一切的国度，没有什么百分之百单纯的经济问题，更不可能存在单纯的气候因素。一九五○年代末期的大饥荒，当局就是把原因推给三年自然灾害。结果到了今天，人们已经了解，那根本就如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自己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全国上下并没有去追究天灾的人为因素，那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得以爆发的一个远因。这一次西南地方大旱，如果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气候因素，而不去追究背后的政府行为，可以肯定地说，类似的灾害是不可能根除的。
转自《动向杂志2010年4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