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的最大问题在于，即使它们可以暂时提供正确的答案，也不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华尔街预估的是资产的相关性，而不是必要的违约相关性。
此外，这种做法的严重谬误在于，如果你想求出两家企业之间的违约相关性，你就必须假设违约概率不会改变，但这样的假设是错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模型可以评量个别企业的违约率—事实并非如此—万一某企业真的违约，你还必须猜测回收率，也就是在偿还所有负债后会有多少金额剩下，如果还有金额可以回收的话。
你无法根据一项单一的资讯，像是分数或价格，求出两项独立的资讯。你无法同时知道企业可能违约的概率为何，以及万一真的违约之后，你会剩下多少钱。
华伦提出警告，华尔街即将陷入一场他们打不赢的仗，而华尔街却置之不理。这些模型无法产生华伦脑海中的资讯。华伦说过，他不借助模型，但事实并非如此。
华伦本人就是他的模型，他花费许多时间阅读企业的年报，因此相当了解一家企业是否可能违约，而万一真的违约，在支付所有负债之后，该企业还剩多少价值。
此外，他也知道企业如何彼此影响，以及在各种情形下，这些影响可能会有哪些改变。
他比错误的电脑模型速度更快且更正确。华伦并不依赖价格，因为这是你付出的金额；他看重的是价值，因为这才是你获得的收益。
不同于电脑模型，华伦不会对输入值妄加臆测，他不会以价格做为输入值，因为价格有可能出现非理性的表现。他会评估每一家企业，凭借的是他自己对价值的理性评估。
在我跟华伦见面的前两年，有一家华尔街公司付给波克夏一笔钱，要求波克夏承接一篮子垃圾债券里首家违约企业的风险。
华伦只会考虑他认为价格错误的交易，而且还要符合两项条件：他会慎选特定的标的企业；他拒绝投资标的过多的“分散型”投资组合。他的确会进行金额庞大的交易—如果可能的话，金额至少要1亿美元。
举个简化的例子。如果几家事先经过挑选的企业其中之一发生违约，波克夏将负责全额偿还原始的负债，也就是第一家违约企业的全部负债。
波克夏可以获得回收价值—该笔负债的市场价格，这个价格要视该企业的剩余价值而定。
华伦非常乐于进行这类的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条件是他必须能够创造安全边际—也就是华尔街预先支付他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金额超过华伦在任何一家标的企业违约时可能必须支付的所有金额。
当Collins & Aikman于二○○五年六月违约并申请破产时，波克夏每1美元的投资可以回收35美分；换句话说，波克夏每1美元的投资损失了65美分。
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时期的预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局长大卫‧史塔克曼（David Stockman）当时是该公司的执行长，并在宣布破产的前一周下台。
二○○七年三月，纽约联邦大陪审团以阴谋罪、妨碍司法以及其他数起诈欺罪名起诉史塔克曼与该公司的其他高阶主管。
其中一项指控是，该公司将贷款美化为营收，并在尚未赚得营收之前即予以认列。检察官麦可‧贾西亚（Michael Garcia）表示：“这些人运用谎言、诡计与诈骗手法。”
华伦的安全边际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获利机会，即使是在出现这种始料未及的事件时亦复如此。
保有安全边际以保护自己免于受到不法之徒的伤害—这些人自比为当年富国银行（Wells Fargo）运钞马车抢匪黑马大盗（Black Bart）—比防范市场出现类似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译注：难以预估的重大事件）更加重要。
由于Collins & Aikman违约，波克夏的“损失”是65%，但是，波克夏先前收到的预先收入远远超过65美分。平均而言，波克夏一开始收到的金额大约是75美分。
华伦在这类投资的金额非常庞大。举例来说，如果出现违约的情形，波克夏可以由每10亿美元的交易中锁住1亿美元（或更多）的获利。
此外，波克夏还有7亿5000万的预先收入可以善加利用。华伦于二○○五年有15亿美元的预付现金可以运用。这样的结果不是太好了吗？
通常而言，首家违约（first to default）的交易被视为风险最高的交易，垃圾债券则被视为风险最高的资产；但是华伦能够建立安全边际，只要华尔街对这些风险的订价错误，他就有办法将这些交易转化为明智的投资。在垃圾债券史上，华伦已经找到承接垃圾风险的最安全办法。
如果投资银行对标的企业进行基本面分析，他们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交易，只是他们都太忙于研究相关性模型。
银行与投资银行已经变成隐形的避险基金，将自己无法量化的风险引入资产负债表中。在此同时，华伦在脑海中替风险建立模型并从中获利。
华伦还有另一项优势：华尔街低估了他。
二○○六年秋天，我在纽约跟一位朋友聊天时提到，华伦和我对信用衍生性商品的看法一致—精彩的部分来了—我还跟他见过面呢。
吹嘘的问题在于常常会造成反效果。那次就是这样。我这位以前的同事是华尔街的结构商品相关性交易员，他不屑地说道：“那个老家伙？他最讨厌衍生性商品了。”
华伦持续在对华尔街提出公平的警告。就这一点，华伦与雷根一样。雷根在跟孟岱尔（Mondale）竞选总统时曾经说过，他拒绝炒作年龄这个议题：“我不会将对手的年轻与缺乏经验拿来做文章。”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饿过头了，华伦开了几哩路的车前往餐厅。我们聊到我在一开始创业时遇见的某些人物。
对新客户进行背景调查要花许多时间，所以我只跟过去接触过、或是经由他人强力推荐的人士往来。认识我的客户大都接受我提出的业务条件。
早期，有家知名的大型退休基金曾经摆了我一道，宣称他们需要咨询服务；这家公司只是要我跟他们的经营团队进行一场两个小时的电话会议，并在此过程中搜集宝贵的资讯。
这事本身就已经够糟的了，但后面还有更过分的。当别人在道义上欠你一份情、却没有法律义务时，你什么也得不到—更可恶的是他们会贬抑你以降低自己的罪恶感。
相形之下，当客户预先支付一笔不能退回的咨询费时，他们—已经认可你的价值—会对你表示尊敬，所有人都会准时出席会议。@(待续)
摘编自 《巴菲特亲自帮我上的一堂课：看见未来、超越价值的投资学》 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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