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7日讯】（原载《新纪元周刊》第169期封面故事）原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家族千余人，在大邑县家乡举行近百年来最大的宗族聚会，揭露祖辈以及后代因株连遭受的不公待遇，期盼早日还原历史真相。从一九六一年起，刘文彩故居被扭曲为地主庄园陈列馆，时至今日仍在展览着以刘文彩为原型的造假恶霸地主剥削农民的雕像情节。
这个被称为“收租院”的一百一十四个泥塑人像，成为江青样板戏之外，唯一得到“钦定”的当代文艺作品，然而这个吸引五千万现场观众、近十亿间接观众痛恨不已的地主庄园，却是个虚构的历史赝品。
一九九二年，大邑县在评选对大邑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时，当地民众一致首推刘文彩。究竟一个乡亲大善人，如何变脸成为中国小学课本里那个代表几千年封建恶霸地主典型的“刘文彩”呢？
一个西南偏隅农村的半文盲，竟能变成家喻户晓的经典人物，追溯刘文彩的人生轨迹，也许人们从他发家致富的经历中能有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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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霸”地主庄园变脸记
文 ◎ 王静雯
一九五八年起，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的“残暴形象”被捏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里；一九九二年，大邑县民评选对大邑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时，首推刘文彩。究竟大善人是如何变脸成为中国小学课本里那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的呢？
提起杜莎夫人蜡像馆可谓人人皆知，那些描述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形象以及后续世界名人的蜡像，让人印象深刻，然而比起中国人用黄泥巴和蜡塑造的、令至少二百万人的人头落地、数十亿人战栗不已的地主形象，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时光退回到一九六一年的元旦。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地主刘文彩故居开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在加入地区宣传部苦心塑造的十七座蜡像模型后，再次以全新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的话说，整个庄园看上去“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
这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像，包括“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背磨沉水”，“谋害长工”、“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一天一个身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站住了，只见她流着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
然而人们哪里知道，这个让五千万现场观众、近十亿间接观众痛恨不已的地主庄园，却是个虚构的历史赝品。
一九九二年，大邑县在评选对大邑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时，当地民众却一致首推刘文彩。
成都到大邑的公路是他修的，万成堰水利工程是他修的，还有当地的发电厂和水电厂。最有名的当然是他晚年几乎耗尽家产修建的占地两千多亩的文彩中学（现在的安仁中学），至今该校仍是四川乃至全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建成时，刘文彩明确规定，校产属于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其他事务全由学校自订。
二零零八年四川大地震，面对数千学童死于豆腐渣校舍，而旁边的县府大楼却安然耸立，网络上流传最广的是七十多年前年刘文彩的弟弟、四川军阀刘文辉说的一句话：哪个地方县府衙门修得比学堂好，哪个县长就被枪决。
村民们回忆说，刘文彩收的地租，比后来农民交给国家的公粮还要少很多。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走访接济贫困人家，由于办事公道正派，他也是相邻纠纷的主要调解人，百姓们都称他为“刘大善人”。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大善人是如何变脸成为中国小学课本里那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的呢？幸运的是，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馆志包含了一次次不断按照政治要求进行“变脸术”的纪录，而这些史料被历史学者笑蜀发掘出来了。
五九年的非正式开馆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和抓阶级斗争的“东风吹、战鼓擂”下，已入土十年的刘文彩被革命群众“掘坟毁尸”挖出来了，随之爬出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恶霸地主刘文彩”。
一九五九年春，“地主庄园陈列馆”非正式展出开始。十九个展室主要分三大块：奢侈生活；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还为陈列馆题写了馆名。展览在当地引起轰动。
第二次改版：真人真事不必要
一九六零年，大邑所属的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马力，观看了美工舒志斌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创造的四台蜡铸模型：“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认为这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具有突出的宣传效果，决定调派二十多名美术教师，到地主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十七台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据陈列馆馆志称，这些模型都没有史料根据，都是道听涂说或随意编造的。当时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非常简明扼要：“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比如那个以主动投降中共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模具“背磨沉水”，描述的是刘元琮为了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将农民傅平安，背上一个磨盘，沉入水中致死。事后刘元琮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产霸为己有。
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
当傅清云私自把十八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傅平安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族人发现了不答应，傅清云畏罪跑了，族长傅德轩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傅平安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受罚。傅平安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67宗A38卷）。
第三次改版：添加地主百罪图
面对虚构的史料，陈列馆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方主张“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他们认为，“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真实情况没有力量，必须依靠“煽情”才能“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为此有关部门召开讨论会，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
尽管争论没有结果，但“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为了激起民众对地主的仇恨，陈列馆创作了《地主百罪图》，要求是愈残忍、愈恐怖、愈凄凉的，愈好，重点是要如何耸人听闻，事实真相无足轻重。
在《地主百罪图》里，有个“残杀幼儿”的模型，讲述的是一九四八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林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水泉投入井中。
陈列馆调查显示，一九四八年一天早饭前，林水泉和刘元璜七、八岁的儿子憨胆大在水井旁玩耍。两个小孩争着照自己在水井里的影子，结果憨胆大一拳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旁边的朱李氏看见了，急呼林的父亲林世民，父亲跳入水井中救起孩子。（庄园档案A37卷）
“活埋”模型的解说词称：一九四七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刘元璜和鸦片贩子韩国良袍哥内部内讧，刘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用好吃好喝贿赂何后，溜跑了。事后刘听说何背叛了自己，大发雷霆，于是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庄园档案A37卷）。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台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在稍后推出的“刘家地主《百罪图》”，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40%。一九六一年三月，省委宣传部批评庄园搞得“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庄园档案67宗G1卷），最后终于让“刘文彩遗物”五彩缤纷了。
六四年再大改
据陈列馆介绍，开馆初的展览由大邑县委主持，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花费一点七万元，一九六四年改馆则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地双重直辖领导，现场工作人员多达七、八十人，改馆费达十多万元，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干一个月工资的总和。如此巨资造就的不过是更多的赝品，为极左政治火上加油。
六四年的改版主要添加了农民对地主的反抗，增加了“张二嫂怒砍丈田弓”、“万人抬尸闹公堂”、“九龙镇抗租大罢工”等八台石膏模型。展馆分五大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由十七尊蜡像和“刘家地主《百罪图》”提炼而来。四，农民的反抗斗争；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
冷月英和她的“水牢”传奇
在所有赝品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刘文彩老公馆西侧有间存放鸦片的地下室，与刘家的风水墩数步之遥，却被陈列馆称为了水牢。水牢解说词称：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名人》栏目里，只字未提起冷月英最出名的“水牢”生涯。冷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说是在一九五一年的一次会议上，这位爱国模范声称：“一九四三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尽管冷月英只能勉强识字断文，但她很有表演天赋，她不但能把别人写的讲稿倒背如流，而且上千场的演讲中她都能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比如一九六六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忆苦思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后不得不由解说员把他们一一扶起来。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时间有的说是一九四三年，有的是一九三七年，一忽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忽儿说是刘文彩的，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一忽儿又说刘文彩还提审过她。当地人从来没人听说过水牢的事，而且县里有衙门，谁会在自己家里佛堂边修个牢房，让人哭嚎不绝呢？后来有记者追问冷妈妈，冷月英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一九八八年，四川省委宣传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叱咤风云三十多年的水牢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郭沫若诗中“水牢地牢连比”的地牢，以及所谓“刑具室”和“行刑室”一起消失了，相应挂出了真实的“鸦片烟室”、“瓷器室”、“年货室”等字样。
风靡一时的《收租院》
六四年的改馆给陈列馆带来了空前繁荣，每天接待游客数万多，白天时间不够用，晚上几盏特制的探照灯把展厅照得雪亮，连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也被惊动了，挎着照相机结队而来，让当地人大开眼界。
随着几十万册《地主庄园陈列馆》小册子的公开发行，纪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在全国上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专题文章：《不要忘记这个地方》。面对成绩，主管部门感受到的更多的还是危机感、紧迫感，于是《收租院》开始起步创作。
一九六五年五月，陈列馆和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广汉县文化馆美工唐顺安，南充地区民间艺人姜全贵等人，组成《收租院》创作组。和制作蜡铸模型、《百罪图》、“水牢”的指导思想一样，《收租院》也是“阶级斗争为纲”，不同的是，《收租院》要把几千年来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所有邪恶表现出来。
四个半月后的国庆期间，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对外开放。刘文彩收租现场一百一十八米空间布满了一百一十四个黄色雕像，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条伸着长舌的恶狗旁站着一个汉子，他头戴草帽，身穿绸短衫，手执弹簧钢鞭，腰里挎着驳壳枪。他的对面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佃户，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着竹篓，儿童替大人拉着鸡公车……，灰色的人流向收租院源源不断地涌去……
《收租院》一炮打响，成为江青样板戏之外，唯一得到“钦定”的当代文艺作品，不但全国各地纷纷复制，还出访到日本、阿尔巴尼亚、加拿大等国。
假刘文彩依然活着
文革时红卫兵对收租院提出很多批评，比如关于刘文彩之死，刘本来在中共到来之前病死于成都，六四年改馆说他是被“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吓死的”。红卫兵们说，“一个顽固的、反动到极点的大恶霸地主绝不会一吓就死，这种说法只能为掩盖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阶级本质帮忙。”于是在收租院里，死去的刘文彩又活着见到解放军进入大邑，在批斗会上，被身材高出一倍的解放军当场枪毙。
如今，去除了“水牢地牢”、“行刑室”的《地主庄园陈列室》依然对外开放，这座雕梁画栋的精致庭院，以及里面两千多件珍贵文物，依然真假并存，鱼龙混杂，至今很多人谈起恶霸地主刘文彩还是恨得咬牙切齿，这段被扭曲的历史还没有得到伸张。
二零零零年九月，中共依然在德国展出大型泥塑《收租院》，刘文彩的后人刘小飞在网上公开抗议，并在展览现场向参观者揭露真相，指摘中共造假历史，欺骗世人。历史上中共成功塑造了四大“恶霸地主”形象，他们分别是四川的刘文彩、东北的“周扒皮”、华北的黄世仁和海南岛的“南霸天”，其中后三人完全是虚构的。
旅德学者仲维光说：“《收租院》它宣扬的是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一切有资产的人，对于一切在社会上可能对共产党造成威胁和影响的人的专制和仇恨。”其实在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宗族社会结构中，地主与农民互相依存，和谐共处，哪来那么多仇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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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的五味人生
文 ◎ 齐先予
一个西南偏隅农村的半文盲，竟能变成家喻户晓的经典人物，人们在感叹命运造化的同时，也很好奇他的人生轨迹，也许从他发家致富的经历中能有所心得？
大邑县距离成都西郊三十多公里，肥沃的川西平原让刘文彩的先祖过着平静的小农生活。假如没有小弟弟刘文辉，刘文彩也就像一般乡村小富农那样自生自灭，绝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涟漪。
刘文彩身高一米八以上，这比一般一米六的四川人高出了很多。他连《三字经》都没学完，但他擅长经商，做生意几乎从来没有亏过，被称为有“经纪之奇才”。
有文献说刘文彩嗜赌如命，他自幼习赌，伎俩过人，少壮时靠赌为生，夜间常到邻近桥头店作通夜赌，每于归途横坐马背上，眉闭眼合以补睡眠，行人见其头俯胸前，随马蹄起落点点摇动，如将脱项，均以为怪。他曾在长途贩运烧酒时数次摔下马，仍浓睡不醒，幸马力倦怠，亦图休息，停步不前。刘文彩从未受伤，一般人称其为“命大流氓”。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一九二二年他三十五岁时，那时小弟刘文辉担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已独霸叙府（今四川宜宾市）两年。据大陆官方出版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描述，“初出茅庐的刘文彩，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洋缎马褂，一到叙府，就立刻被它热闹繁华的景象迷住了。他不住地赞叹说：“好安逸的地方，早晓得该把烧酒房搬来开！”
烧酒房虽然没搬来，但从那以后，刘文彩尽心尽力的为刘文辉筹集钱财，使刘氏家族从底层小农，跃升为四川乃至全国的名门旺族。假如没有大陆政权换手，这家的兴旺可能还会延续。
权术之学 无师自通
刘文彩虽然没有文化，但擅长与人打交道，三教九流都能为他所用。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捕虎设阱，驭牛加轭，运用各种手段，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无论文武，无论商政，庙堂还是江湖，群从昆弟，咸据要津，号令一出，莫不风从。有了刘文彩提供的坚强有力的财政基础，刘文辉才能从容坐镇成都，与其他军头斗智斗勇。一个农民进城，初来乍到，他是如何摆平竞争对手，让方方面面都服服贴贴的呢？
在宜宾市，刘文彩先从叙府船捐局局长干起，三年后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一九二五年底，刘文辉将其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转移到成都，叙府城防交给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兄弟俩虽天各一方，却“天涯若比邻”──他们之间有条专用电话线，每天至少通话一次。
笑蜀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刘文彩是如何征服政治对手的。最先刘文彩利用“利益均分、包庇纵容、施惠与人”等手段，把负责民团的地头蛇雷东垣及其手下人马拉拢过来，听命于他。等枪杆子方面没有隐忧之后，再把触角伸向文化界。他拿五千银元的私房钱，以“上会”的名义，送给清高文人杨惠泉，让他为其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涂脂抹粉。他还拉拢联立中学校长邓迪斋，为其掌握舆论导向。
等待时机 忍而不发
等这些都摆平了，他才最后跟刘文辉的爱将覃筱楼摊牌。覃是当地出了名的流氓大亨，作为叙府最大的“军倒”，他常派兵到码头，不交税金强行提货，让刘文彩的护商队气得干瞪眼。一九二七年一天，覃筱楼在成都赌博时，一晚上输了二十七万大洋，创下四川近代赌博史的一大奇观。气急败坏的覃第二天天没亮就赶回叙府，把部队拉出来，沿街挨户连搜带抢，一时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刘文彩大怒，很想借机修理覃，但看覃已急红了眼，现在出手拦阻，只会逼出个狗急跳墙，于是刘文彩再次隐忍，但对刘文辉提出要组建自己掌控的正规军队。
在刘文彩精明的一生中，可能只受过一个人的骗，那就是经覃筱楼引荐的上海投机商刘玉山。刘玉山帮刘文彩卖吗啡换取枪支弹药，没想到最后很多钱被刘玉山私吞了。刘文彩对覃筱楼更恨得咬牙。一九三零年后，刘文彩正式组建了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三二年一月，“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成立，刘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在日后中共对其定性的罪名中，“地主、军阀、官僚、恶霸”四位一体，但刘文彩从来没带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所谓中将司令只是刘文辉送给他五哥的一个虚名。
回头再说覃筱楼。刘文彩一直忍让他，直到有一天，覃筱楼眼看就要沦为光杆司令，绝望之余，派人行刺其副官蒋东海，以求杀一儆百。谁知暗杀暴露，刘文彩当晚就用电话向刘文辉通报此事，并让蒋东海第二天又亲往成都控告覃筱楼，最后刘文辉不得不割爱，令覃自动离职，并送给覃大量钱财。斗倒了覃筱楼，刘文彩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大权归他一人把持，人莫予毒。
赚钱能手 及时调整策略
刚到叙府，刘文彩无暇他顾，以致太太和管家都认为“五老爷再不想做生意了。”但实际上他对其“经纪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刚刚走上轨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兴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义和”银号。太太杨仲华说他拿钱打水漂，气得几天吃不下饭。但刘文彩很快掌握了金融谋略，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多个滚。一九二五年，刘文彩又将“义和”改为“人和”，并聘请专业人士打理生意，等一九三二年他撤离叙府时，本金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
早期“人和”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款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刘文彩的“阳光生意”没能做多久，随着刘文辉在“二刘”之战的败北，以及受到蒋介石的挤压，刘文彩很快调整其经营方针。他不再做长线投资，只做投机的“地下经济”，还将“人和”改为隐姓埋名、表面分散独立的“庆源”，把“金融为主、贸易为辅”变成“贸易为主、金融为辅”。
此番“体制改革”大见成效，行情最好的年份，刘文彩投机贸易所得暴利高达一千多万元。他从事的五大宗投机买卖依次为：盐巴、药材山货、棉纱、变相高利贷、市场信用放款。
鸦片大王 危害四方
笑蜀曾评论说，投机商刘文彩牟取的暴利，远不及“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更不及“鸦片大王”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军阀＝武装＋地盘＋烟税，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奇特现象。罂粟几乎适合全国栽种，而且是唯一的高利润农作物。农业衰败，工商业凋敝，合法产业无法给军阀提供足够的税金，于是军阀们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
当时刘文彩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税政首长，也是最高禁烟首长。其担任的“川南禁烟查缉总处总办”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
如果说刘湘控制的重庆，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盘踞的成都是四川第一流烟城，刘文彩的叙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烟城了。万户人家的叙府城区，大小烟馆多达一百余家，私灯尚未包括在内。每年刘文彩要从云南采购鸦片上万担，四川本土鸦片也在万担以上，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因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据说每年刘文彩从鸦片上掠夺的捐税就有八百万元。
刘文彩到底有多少家产？
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叙府的十年聚敛。除投机贸易所累积的暴利外，还有他身兼十个职位所获得的每年十多万薪水。其家产大致可划分为三大块：田产、房产和珠宝。
据官方统计，刘文彩在各地的田产合计一万两千多亩，十三座公馆，三百八十多间街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用为地主庄园陈列的安仁镇刘文彩老公馆。它占地二十八亩，有大门七道，一百多间房屋。处处是高墙夹道，厚门铁锁，密室复径，有若迷宫。与它相连的还有刘文渊公馆、刘文昭公馆、刘文成公馆。数座公馆并肩抵足，形成一组总面积达六万余平方米的庄园建筑群，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在川西民居中独领风骚。刘家的珠宝古玩无数，其中最精美同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象牙塔和象牙球。
爱上风尘女子 娶五妾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道德衰落，纳妾嫖妓被看成是种时尚，有八、九个小妾都很常见。二十军军长杨森的姨太太不少于一个加强班，子女可以编一个排。他给所有太太发“工资”，一切待遇都有明确规定：生男得多少，生女得多少，每个子女的生活费多少，教育费又是多少。“傻儿师长”范绍增，姨太太多时达三十几个。在四川军阀中，刘文辉是最有抱负的，私生活比较检点，但也有两妻两妾。
喜好赌博、抽大烟的刘文彩，他有过五位妻妾。发妻吕氏，正室杨仲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慧灵、王玉清。吕氏是个农家女，跟着刘文彩过了几年清苦的日子，三十岁不到就一命归西。三年后，刘文彩又和另一个农家女杨仲华缔下白首之盟。当时杨十七岁，刘三十。杨氏忠厚而且能干，夫妻还算和睦。
五年后等到叙府做官时，一个女人改变了这一切。她便是风尘女子凌君如，别号凌旦。有人说她“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肤白晰，身材苗条，其娇弱羞柔的媚态，袭人魂魄。”于是刘文彩神魂颠倒，不顾家人反对，跟她住在了一起。
讲究传统观念的杨仲华认为，纳妓女为妾实在有辱门庭，于是她搬到成都居住，凌旦俨然就以刘夫人自居。驻叙期间，两人如胶似漆，妇孺皆知，据说凌旦爱着奇装异服，带一大帮人外出游逛，“数车相连，横行街巷”。路人必须马上回避，“稍不慎即遭鞭笞”。她抱怨包车的弹簧坐垫不够软，刘文彩就找一个胖女人做她的肉垫子。为博凌旦欢心，刘文彩大肆挥霍。凌旦的衣物要装五十口大箱子，各种绣花鞋四百多双，化妆品要装两大皮箱，香水则非法国产的不用。
刘文彩这次确实爱得投入，面对家族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他没有退缩，刘文辉战败后，刘文彩退居安仁镇，还把凌旦带回老家，准备终生厮守。谁知凌旦毕竟是风尘女子，见惯了纸醉金迷，僻冷的乡村生活于她格格不入。为了脱身，她把自己的胖表妹梁慧灵嫁给了刘文彩做“四太太”，以管理这个大家庭，自己却住在了成都。无法生育的凌旦还造假说为刘家生了三个模样完全不一样的三胞胎，被媒体奚落了很久。
染上鸦片瘾的梁慧灵不但懒，而且经常拉帮结派，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名义上刘文彩妻妾成群，但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在人前他是前呼后拥，回到家却如落进冰窖。于是五十二岁那年，刘文彩娶了二十五岁的农家女王玉清。
后来刘文彩要控制各房的花销，凌旦和梁慧灵都自愿离开了。王玉清倒是尽心陪伴刘文彩，十多年的夫妻生活给她带来很多幸福，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由于是刘文彩的宠妾，每次地主庄园开批斗会，她都得跪在那里，只有回家时才能在佛像前点两根香，默默思念她的“老头子”。
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里有个“王玉清寝室”，其解说词云：“王玉清喜欢吃鸭，刘文彩命他的厨工每次宰杀三十多只鸭子，取下来用人奶文火煨给她吃。”文革后王玉清告诉记者，“像当时刘文彩这样富有的家庭，吃鸭子是常事。恰恰他家的公子、小姐都不吃鸭脚板，一是怕脏，二是嫌没肉。我是从农村来的，舍不得把鸭脚板都倒掉，每次就留下来吃了。四川人都会养鸭子，哪个会把吃鸭脚板当享受呢？”
退回安仁 壮大“公益协进社”
一九三二年，刘文辉因反对蒋介石而被刘湘军队讨伐，刘文辉失败后，刘文彩也退出了叙府，回到老家大邑安仁镇，在随后的日子里，刘文彩凭借哥老会，在蒋介石势力范围统治的四川，保存和发展了刘文辉的势力。
哥老会又叫袍哥或“嗨皮”，一般由民众自发组成，平时实行生活互助，社会动荡时揭竿而起。刘文彩早年就涉足袍哥。驻叙期间更不惜以官宦之身，亲自整编叙府袍哥。由于袍哥具有天然政治反叛性，不可能为蒋介石中央政府所用，各地军阀还有共产党，都在积极争取袍哥支持。
刘文辉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他用印把子、枪杆子来造就袍哥世界，然后用袍哥巩固政权，使西康一切在朝在野力量都为其所用。一九四二年在与周恩来密谈后，刘文辉更加有意的利用袍哥对抗蒋介石，于是刘文彩扩大其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的规模，定期拨款，使之发展成为拥有三百六十多个支、分社，“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威震川西，这也令安仁镇成为刘文辉家族在四川的主要桥头堡。与此同时，刘文彩为家乡修路建厂等，干了很多有益百姓的好事。在修建文彩中学时，资金不够，他还专门做了几笔鸦片生意，才把学校建成。
一九四八年初，刘文彩得了肺病，吐血不止，但他只接受中医治疗，当时陪伴他的只有王玉清。刘文彩很伤心，“经常爱哭”。后来转到成都治病，丝毫不见好转。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清晨，文庙后街刘公馆的树上站满了乌鸦，凄凉的聒噪一阵紧似一阵。刘文彩预感自己不行了，嚷着要回安仁镇。结果走在半路就不行了，最后死在了成都，终年六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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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家族的恩怨史
文 ◎ 文华
近百年来刘氏家族最大的一次家族聚会上，刘文彩的孙子、现年六十五岁的刘小飞，激动的对媒体说：“我要把历史公诸于众。我要把我们受到的伤害告诉世界，那是血腥的迫害啊！也许是上天知道我们的苦，帮了我的忙，找到了我的祖先。”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一早，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庄园旁的一条宽敞街道上异常热闹，一张写有“二零一零年刘觉宗清明会”字样的红色条幅横挂在街头，街道一侧搭建的棚子延伸了一百余米，棚下紧凑地安放着七十五张圆桌，上千名刘觉宗的后裔欢聚一堂，共叙亲情。
这是近百年来刘氏家族最大的一次家族聚会。刘文彩的孙子、现年六十五岁的刘小飞，激动的对媒体说：“因为我在调查刘文彩，也就是我爷爷的情况，全方位的调查，我要把历史公诸于众。我要把我们受到的伤害告诉世界，我们是怎样遭到迫害，那是血腥的迫害啊（声音哽咽）！我一定要告诉全世界我们所受的那些苦，那些冤。我在全面调查中也就调查到各个地方。也许是上天知道我们的苦，帮了我的忙，找到了我的祖先。”
刘文彩家族来自安徽省徽州，清朝初年移民进入四川，迄今能够找到的宗亲有十七代。这次千人赴会的坝坝宴中共有七代人，最大的九十五岁，最小的不到一岁。家族中大多数人是老师或农民，从商的只有三人。
六兄弟士农工商军齐全
刘文彩父亲刘公赞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家境相当于富裕中农。刘公赞有六儿一女，长子刘文渊是个书生，曾考中秀才，后学习法律，担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所以他是最受刘家人尊重的。父母去世后，他被尊为族长。
老二刘文运是农民，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刘文彩与他很疏远。老三刘文昭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文昭右腿略有残疾，以裁缝为业。成天伏案缝纫，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晚年组织“公益协进社”，请刘文昭坐头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职。素来不问红尘之事的刘文昭这次竟也欣然应允。
老四刘文成早年经营烧酒坊，后来凭借刘文辉的关系，当上了“机械修理厂”厂长，其实是个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于是他开银行，买房田，由于在成都房产很多，被称为“刘半城”。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却很吝啬，他的众多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却很难指望得到赏钱。
小哥俩情谊深厚
老五刘文彩生于一八八七年，死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刘家兄弟中最得意的当然是老幺刘文辉，刘氏家族巨舰的舰长，无疑也是刘文辉。刘文辉生于一八九五年，从小聪颖过人，十三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考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着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发议论——“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虽然离题万里，但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并当场破格录取。
据刘家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中孩子多，无钱上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两人感情笃深。后来开始卖烧酒。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段早年经历让他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遗。刘文彩、刘文辉各有所长：一朝一野，一军一商，堪称珠联璧合，正因如此，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才能出没狂风巨浪三十年而不倒。
在刘文彩老公馆的对面，有个面积大一倍的新公馆。刘文彩常说：“我们家发迹，主要是我们老柿。以后老柿回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于是他自己花钱给刘文辉修建了这个中西合璧的近代庄园建筑，里面有二十七个天井，一百六十余间房屋，四个花园，两个网球场，还有望月台、戏台等，比刘文彩老公馆更豪华更气派。有趣的是，这是一式两座紧紧挨着的连体公馆，原来刘文辉有两房太太，彼此水火不容，细心的刘文彩于是造就了这座古今中外罕见的连体孪生建筑。
叔侄“二刘之战”
一九一七年刘文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正赶上军阀混战的烈焰狂吻大江南北。为谋职业，在刘文渊的陪同下，到成都拜访已是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的刘湘。刘湘虽然年长很多，但按辈份却是刘文辉的侄儿。老谋深算的刘湘没有在自己麾下给刘文辉一官半职，而是把他推荐给他人。由于刘湘的面子，加上刘文辉的才干，到了一九二八年，终于形成了刘湘、刘文辉“二刘”共宰四川的局面。
起初两人还协商谋求双边平衡，曾用一主军、一主政的方式解决矛盾，刘湘任川军善后督办，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但刘文辉素来野心勃勃。当其羽翼丰满时，就不甘心维持与刘湘一主一从的旧格局，于是二刘合作变成了二刘对抗。
当时刘湘总兵力合计十万人，刘文辉十二万人，军事上刘文辉略胜一筹，但政治上刘文辉却处于绝对劣势：刘文辉不但反对刘湘，还反对蒋介石。由于为人高傲，川康一大批落魄军阀都宁愿支持刘湘，也不支持刘文辉。刘湘在蒋介石的“合法中央”谋得川军总司令的头衔，而刘文辉只能投靠汪精卫。
一九三二年，反刘文辉同盟以两倍的军力，合围夹击刘文辉，刘文辉败北，打算出川流亡，而此时刘湘却伸出援手，让刘文辉重返雅安，并拨给他军服万套、大洋十万余元，以纾其难。刘文辉也赶紧致电认错，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二刘大战结束。
刘文辉再没回过大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刘文辉儿子刘元琦带着副官回到成都家中。副官刚踏进门，一声巨响，刘家三幢楼房中的两幢灰飞烟灭，未炸的那栋里也有胡宗南部队埋下的许多炸药和雷管。胡宗南还派兵抢劫了刘文彩在安仁镇新老公馆的贵重物品和藏在密室里的巨额黄金，这些历险遭遇，决定了刘氏家族的政治转折。
从一九四二年以来，刘文辉就与周恩来等中共官员接触，并八年不间断的收听中共电台。四九年九月，刘文辉计划发动兵变，但周恩来让他再等一等。一个月后，兵败的蒋介石亲临四川，打算死守西康。为了稳住蒋介石，刘文辉依然赴蓉。到成都后，刘一面暗中调兵遣将，部署兵变；一面与蒋介石及其僚属酬酢言欢，其政治手腕之老辣，令人叹为观止。
十二月七日，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发表通电，决定发动兵变。蒋介石闻讯大惊，生怕重演“西安事变”，连饭也吃不下，于十二月十日乘飞机从新津县机场飞往台湾。
受傅作义的影响，刘文辉误以为中共既往不咎，他们家族再当几天大地主都有百利而无一弊。没想到大地主的身份却给刘氏家族其他人带来了灭顶之灾。四九年后，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也从来不向任何人谈及自己的家庭，直到八十二岁在北京去世。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