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的《炎黄春秋》第九期刊登了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的文章，披露了张学良中共党员的身份，主要证据如下：
一、2001年10月29日，阎明复受命参加张学良的葬礼后去看望开国上将吕正操，吕正操对阎明复等数人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张汉公即张学良，字汉卿，公，尊称。吕正操时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二、叶剑英在生时曾对宋黎说“张学良是共产党员”。宋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
三、1986年莫斯科公开的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有1936年7月2日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洛甫（即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发给共产国际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请示报告。据说莫斯科没通过。
共产党曾派周恩来亲自和张学良接触，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张学良在周恩来的统战下曾要求加入中共。
张学良亲自写的历史和口述历史现在都出版发行了。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我自己给我下个考语：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我什么都干，香烟我不抽，抽大烟，那个烟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我什么都干，我抽鸦片。”（后来戒了，不戒也活不到那么大年龄）。张学良佩服的人有汪精卫、杜月笙、周恩来等。
张学良一会儿说他没错，一会儿又说他是罪人，还是罪魁。大陆作家窦应泰着《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中记载张学良在美国纽约庆贺91寿辰上面对众多的中外来宾的答谢词：“但是自我评价是：‘鲁莽草芥，胆大妄为。’正如《圣经》中保罗所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书中还记载了：“1936年10月5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再次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应该说张学良后来发动的西安事变，与这封信中所敦促的“愿先生速起图之”不无关系。”“1936年10月张学良还给了红军法币五万元和一万套冬装棉衣和药品。”
窦应泰在他2002年6月的著作《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中提到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张学良夫妇建造的“毅荻书斋”中陈列着“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不抵抗的《铣电》原件。可是3年以后窦应泰在自己的新著作2005年11月版的《张学良遗稿》中又这样说：“与张学良相关的若干历史疑团，将在这部《遗稿》中得到澄清。“九.一八事变”之前究竟有没有一份蒋氏发来的《铣电》？”最后张学良自己证明了没有《铣电》。
大陆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删掉了许多内容。包括窦应泰着《张学良遗稿》也是从张学良亲笔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删选而来的。窦应泰也明确说对《杂忆随感漫录》进行了删节。他说：“尤其对《杂忆随感漫录》的最后一章，由于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作了整体删除。我想这样处理不仅对维护张学良在国内读者心中固有的形象有益，同时对热爱崇敬这位西安事变发起人的读者也是一种补益。”窦应泰也说：张学良亲笔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的出版，为祖国大陆众多“张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即：建国以来国内各出版机构汗牛充栋般的张学良出版物，都无一要面对翔实真伪之检验。因为张学良毕竟是权威当事人，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无疑有着不容置辩的权威性。窦应泰也说：自己写张学良的所有著作也要在《杂忆随感漫录》等资料面前接受核对总和鉴别。张学良自己也说别人写他的书“多不正确。常使我大笑不止。”
《张学良遗稿》中记载：张学良“对总裁的瞻仰（蒋介石）当西安事变之后，我感其刚毅严正，又亲见其机密日记，知其对日问题，忍辱负重，深谋远虑，具有临最后关头。奋斗到底，坚强的决心。使我惭愧追悔万分，我虽忝列门墙，未能窥其堂奥，自信不坚，为浮言所动摇。因之，悬崖勒马，愿自牺牲以赎罪。“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张学良在多次回忆中说到是蒋介石阻止他去南京，是自己坚持要去南京的。张学良还说如果自己的部下这样，自己会枪毙他的。
在海外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杜月笙说过一句话：“共产党还能干朋友呀？” 张学良说这是杜月笙的一句名言！
在谈到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说：“我要正式声明，就是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张学良说：“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日本呢，我没把日本看透。……我就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对这件事情，我事先没料到，我情报也不够，我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我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受点委屈，我们在历史上都是这样的办法啊！假使我知道这个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就不同了。”
张学良说：“这就是我刚才给你解释九一八事变的这个我的所谓不抵抗，我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张学良说：“蒋公给我指令？不是，不是，不是！这是共产党方面或谁写的玩意儿？这是我个人的事，不怪蒋公不蒋公的，不是政府的事，政府没有这样做。”“根本，那个九一八事变，我们也不知道，我怎能向政府请示说：“九一八事变，你怎么办？”……事情还没来。我请示说日本人要来怎么怎么的？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那个事情还没发生呢，我怎么请示？待事情出来了，我可以，是不是？”“有人说蒋公打电报给我，我还拿一个皮包，把电报每天带在身上？花说、花说，瞎说、瞎说！没这个事情，瞎说，外头瞎说！”“所以我这个人说话，咱们得正经说话啊。我这个人，从来不诿过于人呐，这是事实！所以，我要声明的，这个最要紧的一点，这是事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呢，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啊，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这是我讲的九一八事变，我这个人是，整个的历史跟外边所说的话不一样。那外边所说的话，意思是给我解（卸）过，我不，我不承认，我不，我的过是我的过。我的过是我的过！”
张学良谈到西安事变时说：“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得到，那我们共产党啊，我们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你能领导我们，我们更愿意。”张学良说：“那么，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他（周恩来）说：‘我们绝对服从你指挥，跟着你作战。’合作啊，都说好了。”张学良有没有上当？明白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不可能归你张学良领导的。
张学良还说：“所以我就说，中央啊，事情也都过去了。（今天）我已九十岁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涂（指国民党中央），他就一直不晓得我与共产党有联络。后来戴先生（戴笠）我俩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蛋特务。你特务什么了？你特务！”
张学良说阎锡山吃了很大的亏！军队给共产党带跑了。张学良又说：“当然，后来人也说：你（张学良）傻瓜，共产党把东北军给你带走了，走了。”张学良说中央被蒙了，他说：“所以我说，咱们中央过去是大失败，它的军官学校叫共产党给渗透了，”张学良说自己的弟弟张学思是共产党，他说：“东北后来掉到共产党手里，张学思有很大的功劳，张学思后来被共产党给害死了，”张学良说：“共产党欢迎我干什么？欢迎我回大陆，文化大革命呀？我们奉天呐，有一句土话：‘猫给耗子舔鼻梁骨’没安好心！”
至于杨虎城，原是西北军将领、倒戈军阀冯玉祥旧部，是谓旧军人出身的新军阀。既参加过冯的叛变，又是拥一省军政大权的军政领袖。据资料记载，1927年冬，杨虎城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丁雍年《西安事变前的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中显示，那一次，杨虎城加入中共的要求未获批准。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张学良也回忆说到自己身边有共产党派驻的代表刘鼎，还说：“而后同中共联络，多有刘鼎任奔走。”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史达林才会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史达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要中共借机二次国共合作。中华民国最高统帅的这条老命竟掌握在一个外国鬼子新沙皇 ——史达林的手里，他要他死，他就要死；他要他活，他就要活。
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鱼翁之利。张国涛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史达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等本已准备在延安公审蒋介石，但迫于苏共的压力，中共立刻改变腔调，只好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共产党称张学良、杨虎城是千古功臣，那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讲的，他们救了共产党的命，对共产党确实有功。但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上看，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共产党的夺取政权，就没有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历次运动和运动中人民的大批被屠杀。因为同是中国土地的台湾、香港、澳门根本就没有历次运动和大批的人民被屠杀？大陆上之所以屠杀了八千万人民就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后来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晚年信基督教、常常在耶稣像前忏悔。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后，中共政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大陆，还派张学良的老部下中共的吕正操上将专程飞往纽约，劝张学良回大陆，但都给他推了。他晚年宁愿定居美国、宁愿死在美国，也不回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
8、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什么？是革谁的命？
西安事变，中共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其中（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按理该一致对外革日本鬼子的命了吧。可是没有，毛泽东要革的仍然是国民党的命。毛泽东在《毛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中说：“（一一）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
（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大家看到了保证的不错吧，“四项保证中（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可是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谈着谈着就变了，变成了如何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一七）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谈着谈着就变成了如何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专制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民主共和国，——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大家看到了国难当头，毛泽东为他的党、军队写了这篇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文章。可是它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实质仍然是夺取国民党领导权、推翻《中华民国》。高喊着革命，不是革日本鬼子的命，而是革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