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世预言 即将到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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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的《炎黄春秋》第九期刊登了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的文章,披露了张学良中共党员的身份,主要证据如下:

一、2001年10月29日,阎明复受命参加张学良的葬礼后去看望开国上将吕正操,吕正操对阎明复等数人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张汉公即张学良,字汉卿,公,尊称。吕正操时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二、叶剑英在生时曾对宋黎说“张学良是共产党员”。宋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

三、1986年莫斯科公开的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有1936年7月2日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洛甫(即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发给共产国际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请示报告。据说莫斯科没通过。

共产党曾派周恩来亲自和张学良接触,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张学良在周恩来的统战下曾要求加入中共。

 

张学良亲自写的历史和口述历史现在都出版发行了。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我自己给我下个考语: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我什么都干,香烟我不抽,抽大烟,那个烟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我什么都干,我抽鸦片。”(后来戒了,不戒也活不到那么大年龄)。张学良佩服的人有汪精卫、杜月笙、周恩来等。

张学良一会儿说他没错,一会儿又说他是罪人,还是罪魁。大陆作家窦应泰着《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中记载张学良在美国纽约庆贺91寿辰上面对众多的中外来宾的答谢词:“但是自我评价是:‘鲁莽草芥,胆大妄为。’正如《圣经》中保罗所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书中还记载了:“1936年10月5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再次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应该说张学良后来发动的西安事变,与这封信中所敦促的“愿先生速起图之”不无关系。”“1936年10月张学良还给了红军法币五万元和一万套冬装棉衣和药品。”

窦应泰在他2002年6月的著作《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中提到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张学良夫妇建造的“毅荻书斋”中陈列着“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不抵抗的《铣电》原件。可是3年以后窦应泰在自己的新著作2005年11月版的《张学良遗稿》中又这样说:“与张学良相关的若干历史疑团,将在这部《遗稿》中得到澄清。“九.一八事变”之前究竟有没有一份蒋氏发来的《铣电》?”最后张学良自己证明了没有《铣电》。

大陆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删掉了许多内容。包括窦应泰着《张学良遗稿》也是从张学良亲笔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删选而来的。窦应泰也明确说对《杂忆随感漫录》进行了删节。他说:“尤其对《杂忆随感漫录》的最后一章,由于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作了整体删除。我想这样处理不仅对维护张学良在国内读者心中固有的形象有益,同时对热爱崇敬这位西安事变发起人的读者也是一种补益。”窦应泰也说:张学良亲笔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的出版,为祖国大陆众多“张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即:建国以来国内各出版机构汗牛充栋般的张学良出版物,都无一要面对翔实真伪之检验。因为张学良毕竟是权威当事人,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无疑有着不容置辩的权威性。窦应泰也说:自己写张学良的所有著作也要在《杂忆随感漫录》等资料面前接受核对总和鉴别。张学良自己也说别人写他的书“多不正确。常使我大笑不止。”

《张学良遗稿》中记载:张学良“对总裁的瞻仰(蒋介石)当西安事变之后,我感其刚毅严正,又亲见其机密日记,知其对日问题,忍辱负重,深谋远虑,具有临最后关头。奋斗到底,坚强的决心。使我惭愧追悔万分,我虽忝列门墙,未能窥其堂奥,自信不坚,为浮言所动摇。因之,悬崖勒马,愿自牺牲以赎罪。“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张学良在多次回忆中说到是蒋介石阻止他去南京,是自己坚持要去南京的。张学良还说如果自己的部下这样,自己会枪毙他的。

在海外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杜月笙说过一句话:“共产党还能干朋友呀?” 张学良说这是杜月笙的一句名言!

在谈到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说:“我要正式声明,就是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张学良说:“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日本呢,我没把日本看透。……我就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对这件事情,我事先没料到,我情报也不够,我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我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受点委屈,我们在历史上都是这样的办法啊!假使我知道这个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就不同了。”

 

张学良说:“这就是我刚才给你解释九一八事变的这个我的所谓不抵抗,我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张学良说:“蒋公给我指令?不是,不是,不是!这是共产党方面或谁写的玩意儿?这是我个人的事,不怪蒋公不蒋公的,不是政府的事,政府没有这样做。”“根本,那个九一八事变,我们也不知道,我怎能向政府请示说:“九一八事变,你怎么办?”……事情还没来。我请示说日本人要来怎么怎么的?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那个事情还没发生呢,我怎么请示?待事情出来了,我可以,是不是?”“有人说蒋公打电报给我,我还拿一个皮包,把电报每天带在身上?花说、花说,瞎说、瞎说!没这个事情,瞎说,外头瞎说!”“所以我这个人说话,咱们得正经说话啊。我这个人,从来不诿过于人呐,这是事实!所以,我要声明的,这个最要紧的一点,这是事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呢,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啊,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这是我讲的九一八事变,我这个人是,整个的历史跟外边所说的话不一样。那外边所说的话,意思是给我解(卸)过,我不,我不承认,我不,我的过是我的过。我的过是我的过!”

张学良谈到西安事变时说:“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得到,那我们共产党啊,我们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你能领导我们,我们更愿意。”张学良说:“那么,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他(周恩来)说:‘我们绝对服从你指挥,跟着你作战。’合作啊,都说好了。”张学良有没有上当?明白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不可能归你张学良领导的。

 

张学良还说:“所以我就说,中央啊,事情也都过去了。(今天)我已九十岁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涂(指国民党中央),他就一直不晓得我与共产党有联络。后来戴先生(戴笠)我俩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蛋特务。你特务什么了?你特务!”

张学良说阎锡山吃了很大的亏!军队给共产党带跑了。张学良又说:“当然,后来人也说:你(张学良)傻瓜,共产党把东北军给你带走了,走了。”张学良说中央被蒙了,他说:“所以我说,咱们中央过去是大失败,它的军官学校叫共产党给渗透了,”张学良说自己的弟弟张学思是共产党,他说:“东北后来掉到共产党手里,张学思有很大的功劳,张学思后来被共产党给害死了,”张学良说:“共产党欢迎我干什么?欢迎我回大陆,文化大革命呀?我们奉天呐,有一句土话:‘猫给耗子舔鼻梁骨’没安好心!”

至于杨虎城,原是西北军将领、倒戈军阀冯玉祥旧部,是谓旧军人出身的新军阀。既参加过冯的叛变,又是拥一省军政大权的军政领袖。据资料记载,1927年冬,杨虎城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丁雍年《西安事变前的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中显示,那一次,杨虎城加入中共的要求未获批准。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张学良也回忆说到自己身边有共产党派驻的代表刘鼎,还说:“而后同中共联络,多有刘鼎任奔走。”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史达林才会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史达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要中共借机二次国共合作。中华民国最高统帅的这条老命竟掌握在一个外国鬼子新沙皇 ——史达林的手里,他要他死,他就要死;他要他活,他就要活。

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鱼翁之利。张国涛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史达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等本已准备在延安公审蒋介石,但迫于苏共的压力,中共立刻改变腔调,只好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共产党称张学良、杨虎城是千古功臣,那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讲的,他们救了共产党的命,对共产党确实有功。但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上看,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共产党的夺取政权,就没有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历次运动和运动中人民的大批被屠杀。因为同是中国土地的台湾、香港、澳门根本就没有历次运动和大批的人民被屠杀?大陆上之所以屠杀了八千万人民就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后来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晚年信基督教、常常在耶稣像前忏悔。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后,中共政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大陆,还派张学良的老部下中共的吕正操上将专程飞往纽约,劝张学良回大陆,但都给他推了。他晚年宁愿定居美国、宁愿死在美国,也不回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

 

8、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什么?是革谁的命?

西安事变,中共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其中(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按理该一致对外革日本鬼子的命了吧。可是没有,毛泽东要革的仍然是国民党的命。毛泽东在《毛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中说:“(一一)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

(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大家看到了保证的不错吧,“四项保证中(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可是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谈着谈着就变了,变成了如何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一七)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谈着谈着就变成了如何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专制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民主共和国,——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大家看到了国难当头,毛泽东为他的党、军队写了这篇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文章。可是它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实质仍然是夺取国民党领导权、推翻《中华民国》。高喊着革命,不是革日本鬼子的命,而是革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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