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2日讯】最初的印象
我1982年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官方分配到《大连日报》文艺部做编辑，而大连辖区金县（后改为金州）则是我经常去访问的地方。那时，作为一个党报副刊的记者与编辑，很容易被业余作者与众多的投稿者称为“老师”。因为假如某个工厂的工人能在报上发表稿件，出了点名，就有可能被有关部门由工人转成干部，何况还有稿酬。所以，副刊版面成为很多业余作者羡慕与竞争的名利场。我印象深的金县业余作家不多，有孙惠芬等人。他们的创作很刻苦，投稿很积极，所以，也热烈欢迎我去金县与其见面。当然，文艺部的主任张某言也希望我去那里，一是组稿，给一些业余作者开会，讲课，再把修改后的作品带回来发表；二是访问那些地方官员，撰写人物专访，发在报纸的农村版上。
大约在1984年底，即薄熙来从北京空降大连后不久，我在金县县委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薄熙来。那天，我与县委书记陈某良谈过话，时间不过20分钟，记忆中是一位姓袁的办公室主任说，薄副书记听说《大连日报》来了记者，很高兴！他学过新闻，也愿意与我相识，想马上过来，与我交流。我对高干子弟向来厌恶，此前有人在报社风传，薄一波的儿子与张廷发的儿子张某，均同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派到金县镀金，我对这些人有点好奇，但并不看好。作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记者，我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正在踌躇迟疑间，薄熙来已大步穿过走廊，踏进陈书记的办公间。第一印象是身材颀长，笑容可掬，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但眸子中深藏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光。他笑得很甜，不断地说都是同行。原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副主任之前，曾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做研究生，导师是《人民日报》副总编翟向东。薄熙来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当一位记者，很愿意与我认识交流，但不知为什么，与陈某良一样，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后来金县包括陈某良在内的地方官员普遍认为，他是奉老子之命，来基层镀金的，他给大家的总的印象很不好。农民喜欢真诚，他太虚伪，农民喜欢实实在在地做人办事，他则热衷于表面文章，巧言善变，心胸狭小，哗众取宠。总之，他与农民想的问题距离甚远。但陈某良说，没关系，别理他，最多不过三年，他就会回北京去了。这样的公子哥，怎么能呆住？
为什么他要来大连？
看来，金县人原本就没有看透他，之所以他从北京到大连挂职锻练，薄一波是深谋远虑的。作为中共的元老，薄一波不仅有过自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金时代，也亲身体味了被政敌差一点整死的屈辱生涯。所以，他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权力，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的儿子身居党内高位，是更重要的事情，像中共官员大都认同的那样，革命应有红色接班人。他认为，儿子薄熙来是天生当官的料，比两个兄长要合适，在确定了另两个儿子奔钱而去的同时，他亲自策划了薄熙来奔“权”而去的前程与方案，道理不讲自明。当薄一波被政敌踩在脚下，关在大牢里的时候，薄的第二任太太胡明自杀身亡，薄熙来流落北京街头，饥寒交迫，忍受欺辱，不得不堕落成了小流氓与小偷，后因盗窃罪被判刑7年。如果不是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粉碎了“四人帮”，不是胡耀邦果断地平反了薄一波为首的“山西61人叛徒案”，他最多出狱后能当一辈子工人，解决温饱亦是人生理想。而恢复高考后，薄熙来不仅走后门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深造，又在次年变换学科，成了中科院的新闻研究生，而且，毕业后踏进中南海，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上了国家副处级干部，又丢掉了当记者，当文人的浅薄梦想，立志下基层锻练，欲成为中国政坛的一颗新星。
薄熙来从京城下放，概括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原因，80年代初，电视剧《新星》中主角李向南对他的巨大影响，他肩负父辈的使命，从县级干部做起，一步一步爬上了北京中南海的权力金字塔。二是家庭原因，既然薄家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生活均由权力决定与选择，因此，东山再起后，薄熙来无情地抛弃了结发之妻李某并不奇怪，此前李雪峰是他的岳父，当他追随林彪受到牵连倒台后，薄熙来认为谷开来的父亲，在部队身居高位的谷景生，更合适并有助于他的仕途。所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与谷开来明来暗往，这一细节已经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证实。后来，谷开来为了掩饰第三者插足的嫌疑，编造谎言说，她第一次认识薄熙来，是在她随北京艺术家傅仇去金县考察邂逅他时，被深入生活的他感动了，这显然是瞒天过海。实际上，他们是异地重逢。这也恰好证明，当时问题相当麻烦，薄熙来与前妻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所以，李某对其抛妻离子，冷酷无情，不依不挠，到处告状，于是他只好跑到大连去避风，这样可能更明智一些。
于是，原大连市委书记崔某汉便浮现在薄一波的脑际，他们是山西老乡。俗话讲：“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薄一波亲自打电话给崔某汉，崔书记一口答应接受薄熙来，依当时级别，给个县委副书记干干，“名正言顺”。用薄一波的话讲：“儿子交给你，我一百个放心，你看着办吧！”崔某汉一个令，薄熙来就成了大连金县的“李向南”。
起步很不容易
刚开始，由于金县机关干部对薄熙来的政治前程并不看好，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追随他的人并不多，而阻挡他仕途的人却不少。我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陈某良，一个是唐某舜，还有班某日。陈与班是平级，前者是金县县委书记，后者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委书记，他们都紧跟分管区县工作的副市长唐某舜，对薄熙来加以排斥，搞得他很狼狈，一度还想打退堂鼓回到北京。我对唐副市长比较了解，不仅工作上与其多有接触，而且，与其弟弟唐某政亦熟。唐某政在大连印柒厂工会担任主席，主抓足球队，而恰恰厂队又十分活跃，我负责体育报导，又是球迷，故与唐某政很谈得来。据说，唐副市长对薄熙来有意见，是因为他认为他作风不正，两面三刀，“讲漂亮话，办埋汰事”。他讲哥们义气，不讲党性原则，一身公子哥派头，又沾上“狱油子”恶习。而唐某舜的性格是诚实守信，心地坦荡，会团结人，工作肯吃苦，从不拉帮结伙，任人为亲。唐副市长还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评价薄熙来说，这是个本质很坏的人，世界观是在大牢里形成的，又饱尝世间的人情冷暖，对人冷酷而现实，又狂热地追逐权力，为了向上爬，不惜任何代价，所以，他没救了。唐某舜预测说，如果有一天他当了大官，不论是在大连，还是在外地，或北京，都是社会的巨大灾难，薄熙来会把一大批好人投入监狱，因为他需要权力复仇，需要监狱整死反对派。然而，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均认为唐副市长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心胸狭窄。薄熙来的确天性太张扬，但他长得洒脱，又有文凭，又有靠山，想在金县干一番大事业，所以，唐某舜大概是出于嫉妒心吧。
不过，由于唐副市长的位置与影响力，金县以至大连开发区管委会的干部，都杯葛薄熙来，只有少数几个哥们儿认他，比如孙某田、孙某菊、刘某茹、王某志、白某祥、李某和等，这些人后来都被其提拔重用。唐某舜大权在握时，这些人除了是农民，就是村妇，再不就是郁郁不得志的小官员，对唐副市长怀有忐忑不安的恐惧感，对薄熙来充满迷离渺茫的希望。我记得1984年大连开发区创办伊始，崔某汉有意让薄熙来当头儿，他知道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全国第一个开发区的份量有多重，但薄熙来被任命为副书记之后，却只上了十天班，不得不光挂个虚名，空摆一张办公桌，退守金县继续做他的“七品芝麻官”。
唐某舜毫不掩饰地对机关干部说，谁也别理他，叫他从大连滚出去！于是，薄熙来的办公桌连清洁工也不去擦，机关干部大都不与他搭腔，他进了办公室，开会也没人叫，一度很沮丧。但薄熙来不怕，他在桌上摆本《三国演义》，没事就读，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乱熟，成竹在胸，把整过他的人刻在心上，他与三五个小哥们侃大山时说，妈了个“逼”的，现在是忍无可忍，还是要忍，等我上去了，我叫他们都死。他把“逼”字用京腔拉长，咬一口三十里堡农村公社书记孙某田送的苹果，仿佛咬坏的是唐副市长的心头肉。薄熙来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另一个时常与其会面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委书记班某日说，薄三，就你这个德性，要不是北京高干子弟，在大连你连个生产队长都当不上！十年后，你爹死了，你更上不去！薄熙来很是恼怒，但又不敢发做，只当是玩笑看待。当然，担任过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与大连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的班某日，后来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差一点坐牢，这是后话。所以，中国的官场，没有规律，风云突变，谁也看不透谁，作为一个外来户，薄熙来的仕途从金县起步，实属不易。
先去拜见金县黑老大
薄熙来刚到金县不久，先搞民情调查，他拿个135相机，穿一身蓝色趟绒衣服，四处走动，这里看看，那里听听，见人就点头哈腰，不耻下问，很快知道了这个小地方，与过去的呆过的监狱一般黑暗.不论书记陈某良怎么表演，生活中总有那么几个人，连公安局也惹不起，比如邹某与范某。邹某从监狱放出后不久，身上还背着命案，但又带着凶器在金纺一带横逛，他不仅打家劫舍，巧取豪夺，还在开发区办了“一步天”大酒店，纠集了一批“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四处收取保护费，声势越来越大。薄熙来在狱中结识过类似的人物，所以，深知其用处之实。他亲自去拜访他，并很快成为铁哥们儿。另一个包工头子范某，成立了土建队，揽点建筑活儿干，正在软硬兼施，迫使官员分利给他，但由于经济不景气，盖大楼的工程不多，他惨淡经营，日子难过。薄熙来亦登门求见，立即臭味相投，成为拜把兄弟，后来，薄熙来把他扶持成大连最大的建筑企业老板之一。
在薄熙来的眼里，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大监狱，他从秦城监狱走出时，正近而立之年，他比照自身经历，深感权力的魔法，是非的不定，共产党相信暴力与谎言的作用，胜过一切，而监狱正是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高墙电网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谁就能说了算。薄在后来的1988年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长时，对一个姓王的处长叙述说，在监狱中，他年小体弱，饱受狱警与牢头狱霸的欺辱，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他被一个黑老大把膝盖打坏了，没有药治，一度骨头都露出来了，烂肉发出腥臭味……。但另一个与薄熙来有矛盾的处级干部对我说，他死了才好呢，因为他与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全然不同，既然人家整他那么残忍，他为何掌权之后反过来，用同样不人道的办法迫害别人呢？在我看来，这不奇怪，薄熙来是主张以暴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党的后代，他在监狱里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世界上设有对与错，只有强与弱，胜与败，强权者是“狱老大”，他讲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要想在金县站稳脚跟，必须与当地吃得开的黑老大结成联盟，这是他的明智选择，亦是国人的悲哀！这正是8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末大连以邹显为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摄影爱好者
熟知薄熙来的大学同学很多，关齐云是其中的一个，他1993年以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假公济私，伪造自杀现场，携公款逃往云南昆明躲藏长达13年之久，此前他因在大连筹办香港《文汇报》记者站与我有过短期接触。他介绍说，薄熙来在社科院读新闻研究生时与其同窗，薄个头高大，身强力壮，爱好运动，喜欢打篮球，与他兴趣相似，所以，双方交谈机会不少，薄熙来还喜欢摄影，但技术并不高。这一点84年以后我在大连日报多有耳闻。他刚到金县后不久，就背上一架老式135相机，去大连金石滩拍照（当时叫满家滩人民公社），冲出照片后寄回家，请薄一波拿给邓小平看，告诉他儿子在大连发现了历史悠久的葛斯特地形，金石滩应当建成国家级风景旅游区。薄家父子的用意是，搞个领导承认的开发项目，易于国家投资与银行贷款，又可以显示他的政绩。当然，大连一旦有了一个理想的疗养胜地，就会吸引更多的北京高干来休假，这就进而为儿子薄熙来搭建了一个政治上感情投资，经济上行贿受贿的广泛交往的大平台。
所以，为扩大影响，薄熙来还希望他拍的照片，能在《大连日报》副刊发表，但这并不容易。那时，大连搞艺术摄影的人才太多，优秀之作层出不穷，而《大连日报》才对开四版，副刊每周才出一期。具体负责版面的编辑，我的同事韩某文，他又十分古板认真，对一县之长的摄影之作，并不看好。他认为，这些东西通通是低劣的习作，不够公开发表的水平，只有丢进垃圾筒。于是，薄熙来又托人找到老编辑杨某某，杨亦摇头。他说，一点层次感也没有，也没有诗意，是一个没有想像力的人的玩儿意，从此，薄熙来对《大连日报》恨之入骨。这点酷似毛泽东“五四”运动前在北大图书馆当跑堂的经历，故薄熙来在1999年对《大连日报》广告部下令调查并大开监狱之门，便不足为奇。熟悉他的报社记者说，那是旧恨新仇，一起爆发！
但他的摄影自有出路与用途，薄熙来由此作为原始材料，呈送国家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吸引了北京一大批专家、教授到大连金县的金石滩参观，并构思了风景区的美好未来，初定了建设规划，争取了国家投资，并开始大兴土木。虽然薄熙来的动机不纯，他的党羽借机发财致富，自己亦捞到不少好处，但凭心而论，薄熙来用腐败作代价，把金石滩搞出了名，地价升了值，旅游业发展起来了。总之，薄熙来的摄影作品技巧不高，但在中共权力场，自有独特的作用。
扩建金州宾馆
80年代初，金州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快，这不是薄熙来的功劳，是赵紫阳与胡耀邦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金县靠海，离大连又近，滩涂养殖很发达，海产品又有消耗的大市场，所以，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提高很大，这便为薄熙来搞“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创造了经济基础。
薄熙来对金县的官员毫不掩饰地说，现在，最大的事情，是想办法把邓小平吸引来，住一两天也好呀！只要他老人家来了，吃好喝好玩好，再搞点海参带上，老爷子一高兴，没准给一大笔钱哩！金县的官员中附和他的人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应当扩建金州宾馆，为接待邓小平做准备，除了大兴土木，还要四处选美。薄熙来把前者叫“硬件”，后者叫“软件”，二者都要互相配合，尽善尽美。薄熙来当政金州4年，不论是财政拨款，还是乡镇企业化缘，反正向金州宾馆投入资金数目惊人，不仅扩大了面积，而且，提高了装修档次，增加漂亮的女服务员，使它的接待能力大大提高。薄熙来大兴土木，又给他的铁哥们儿搞到了大笔生意，自己亦从中获利，这是一箭双雕，良性循环。知情者说，谷开来以办律师事务所发家，赚钱是从金县开始的。假如1984年的薄熙来，能像2007年12月1日，在重庆上任时那样大胆宣称，他的亲友绝不涉足本地生意场，该有多么令人欣慰啊！但可惜本人不能忘记，谷开来的律师执业，一直伴随薄熙来的步步升迁，从金县到大连，从大连到沈阳，与权力寻租紧密相连，不断发展壮大。她到底发了多少不义之财，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印象中，那时金州宾馆几乎成了他家的后院，不仅他本人与太太儿子经常出没其中，而且，南来北往的亲朋好友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全部公款报销，已是惯例、常态。
尽管薄熙来每次回北京都要往邓小平家里跑，都必送上长海县海参与皱纹盘鲍，也送上金县富士苹果，并大吹金石滩的蓝天白云与高尔夫球场，但不知为何，邓小平始终未能成行，这令薄熙来有点失望。
不过没关系，薄熙来又创办了金州向应广场，揭幕时把王震忽悠来了，也不容易。因为每来一个北京高干，都给大连以至辽宁省各级官员肩上拍了一把掌：薄熙来在这，要多多关照。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省委省政府一二把手，虽心里不服，但有理也不得不让薄一波之子三分啊。
慢慢地，在金州宾馆某个房间，形成一个“小圈子”，或者叫“沙龙”。吃喝之际，死党云集，谈论官场政治，臧否社会人物，也少不了高人策划，一时间成为比市委省委消息还要灵通的地方，也是达官贵人，丽人老板光顾的“沙龙”。大连人戏称“第二权力中心”。(待续）
－－原载《多维月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