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汤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不久前发表一篇文章，指出若谷歌被迫撤出中国，那么就可以做空中国共产党。
双元经济体的中国
弗里德曼分析说：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经济体：一个是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姑且称之为“命令式中国”，这些是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另一个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这部分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参与了多样化、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可称为“网络中国”。
弗里德曼认为，命令式中国竭其所能压迫、遏制信息传播，只引导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知识流领域，想要无限期的维持共产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封杀谷歌这种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越来越与网络中国相左，因为网络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知识的流动才有可能蓬勃发展。这也就是谷歌与中共之战的真正意义：中国人能否自由的搜索和连接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冲动带他们所到之处，谷歌是一个代理，同时也是一个象征，这是网络中国未来的关键。
命令式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低成本的制造业模式，依赖于矿业知识存量，并限制流动。如果中国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发展，如果共产党想要维持权力生存下去，就必须让更多的企业转移到二十一世纪的网络中国的模式。这意味着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学和公司参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流动，特别是那些远远超出既定行业和市场的边界之连接。
中共控制三方面的冲动
弗里德曼觉得，中共有要控制三方面的冲动，一是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识流；二是以就业理由保持二十世纪命令式中国的工厂；三是以增长为理由扩大二十一世纪的网络中国。不过，这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可能会导致三败俱伤，而二十世纪的命令模式将受到压力。未来是属于那些致力于促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知识流动和发展的机构，以及致力于实践它们的人。
他下结论说：显而易见，命令式中国要审查谷歌，那就是反对利用谷歌资源蓬勃发展的网络中国。在弗里德曼看来，命令式中国有自己的办法，所以它想做空共产党。的确，中共在沉寂几天之后展开反击，认为管制谷歌是合法的，并不准备开放，而谷歌也好似并没真的要撤离中国。中美双方的斗法，究竟鹿死谁手，且拭目以待。不过，开放的网路世界恐怕是沛然莫之能御，而弗里德曼也是如此公开唱衰中共，那么，中共有可能很快败亡吗？
几乎就在弗里德曼发表文章的同时，超级富豪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era）赢得智利总统大选，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竞争对手。这位商业钜子将于三月走马上任，届时他将成为这个南美国家自一九九零年皮诺契特（Pinochet）独裁政府失去政权以来的首位右翼领导人。
智利的经济自由V.S政治自由
皮涅拉拥有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承诺在其担任总统期间将推进智利体制的市场化，并创造一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皮涅拉自当选总统以来，他最大的控股公司LAN
Airlines的股价已经翻了一番。为打消批评家们对一名超级富豪统治这个国家的忧虑，皮涅拉已经承诺在上任前将出售个人在LAN
Airlines的股份。皮涅拉的当选，也标志着中南美已有自左倾移向右倾趋势，而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兼的社会也将扩大。
既然谈到智利的皮诺契特这位人物，正好可供“中共专制极权将败亡”作印证。皮诺契特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日国际人权日当天病逝，智利人对他有两极式评价，曾遭其迫害的民众，在智利首都多处庆祝其死亡；另一方面，也出现死忠支持者认为皮诺契特是智利的救星，因其让国家免受共产主义荼毒。
皮诺契特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左派政权，其在位的十七年间，致力推动市场自由化政策，缔造了生气蓬勃的经济成长，让智利迅速跃升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国家。
皮诺契特实施的政策可说符合自由经济，举凡撤除贸易管制、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国营事业民营化、开放民间承办社会保险等等，与一九八零年代美国雷根总统和英国柴契尔夫人共同推动的政策异曲同工、相互辉映。令人好奇的是，皮诺契特对经济一窍不通，为何也会和美、英两国同步进行违背主流政策的经济自由化？原来他充分授权给一群被称为“芝加哥小子们”（Chicago
boys）的年轻技术官僚，让他们以智利作为实验场。
顾名思义，“芝加哥小子们”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培育出来的。众所周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是全球自由经济的大本营，以“芝加哥学派”享誉全球。该学派最有名的领导人物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去世、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尽管弗利曼本人并没真正教导过这批智利的“芝加哥小子们”，但因弗利曼曾访问过智利，提供皮诺契特政府实施自由经济点子，于是被世人认定他帮皮诺契特发展经济，巩固其他位。我们知道，皮诺契特的独裁形象深入人心，他践踏智利民主传统，被列为二十世纪拉美暴君的头号人物，其政权暴行包括绑架、处决，以及秘密集中营里昏天暗地的酷刑凌辱等。十七年间至少有三千一百九十七人因政治理由遭杀害、三万多人被迫害、无数人遭非法禁锢、成千上万人被迫流亡。
“民主中国”已在眼前？
弗利曼也因此受到波及，在诺贝尔奖宣布至颁奖典礼，都有声势浩荡的抗议场面，并有不少德高望重专家公开指责弗利曼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根本没资格得奖。不过，皮诺契特或因经济改革而维持政权，但其下台流亡海外，是否也是经济发展导致人民有本钱争取政治自由之故呢？
这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军事高压统治下，经济自由可行吗？纵使可行且获致良好成效，会不会使军政权的寿命延长、甚至更好，而铲除异己的恐怖行径会更加严重？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可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这本名著第一章〈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中找到，该书是弗利曼最有名的“入世”作品，若非要将这两类自由排出优先顺序不可，而目标是促进住民的福祉，则经济自由是较优先的。此理论也或可由智利和台湾自经济自由过渡到政治民主的事实得到印证。那么，如今我们更关切的是：中国会不会走同样的路？若会，“民主中国”何时来到？
由智利花了十七年，台湾费时三十六年（一九六零年经济自由化到一九九六年总统民选），才终于政治自由也获得，和（人人有饭吃，即经济自由）谐（人人有言论自由，即政治自由）社会也来到，而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经改，可说走向经济自由路，迄今已过三十年，胡锦涛数年前在“十一五规划”就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可见自己也预见政治自由即将到来。
对照谷歌事件和弗里德曼的观察分析，以及智利和台湾的经验，“民主中国”已到出现的时刻，也就是中共败亡已指日可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