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在大陆是个专有名辞，指的是高干子弟，位居政经的重要位置，努力为自己谋福利，利用人民赚尽便宜。殊不知“太子”原是高贵的名辞，国之储君，是人民未来的希望，他受到最优质的教养，始能有深厚的同情心，与洞察事物的本领。基本上他有着一种“为他”的胸怀，所以高贵无比。

但是现在的太子党只能让人联想到《艳阳楼》里高登的那个形象，尖眉、尖眼、尖鼻窝，尖的简直只顾自己，那能想到什么普罗大众。高登趁着逛庙会，路上碰到美女就强抢回去，人民为其“私产”，他想怎样便怎样。太子党已经狭隘到仅配冠上“奴隶主”这种恶心的头衔，没有任何高贵的内涵。

高登，高高的登于上位，它是宋徽宗宰相高俅的儿子，高登脸谱的特色是所谓的螳螂眉，螳螂高踞枝头，竖起两只镰刀式的前臂。悍中呈骄，自恃贵族，目中无人。然而物极必反，自私到极点，结果只是螳臂挡车。尽管你再有能力，但是天有一除，剧中最后高登死在石锁、石轮之下。这里比喻的意思非常明显，太子党如果能够懂得高登的教训，知其轻重，就应该赶紧三退，或许还能避免被巨轮给碾碎。

这出《艳阳楼》又名《拿高登》，原本主角为花逢春，属于武生的角色，他号召侠士打倒高登；高登则由武净扮演，武净通称“武二花”，只能算配角，尽其摔打砍杀的本事，凶猛如野兽。

这出戏连高登一起算有三个武净，妹妹被抢走的徐世英（绰号青面虎）是一个，与花逢春走在一起的呼延豹（传统以武净扮，不讲究的也有用武生扮的）也是一个，这两个武净是年轻人，所以没戴胡子。另外加上一个武丑秦仁，他是“武三花”。俊扮的花逢春带着虎（徐世英）、豹（呼延豹）、禽（秦仁）三个花脸，与大胡子、油白脸、螳螂眉的高登缠斗，更显的俊扮武生花逢春武艺超群、领袖群伦。

但在清朝末年，俞菊笙改变了这个局面，高登成了主角。俞菊笙是名气响亮的武生，其实，他更善长于组织，对推动京剧蓬勃发展，贡献很大。俞菊笙头很大，外号“大头”，他原学武旦，后改武生。为了丰富武生的剧目，他把武花脸应工的戏拿过来演，比如《艳阳楼》、《金钱豹》、《铁笼山》、《四平山》、《晋阳宫》等，这些后来都变成勾脸武生的戏了。勾脸武生与武花脸的气质有所不同，勾脸武生多少透露着秀气，甚至著名老生余叔岩也反串过《艳阳楼》里的高登，身手俐落，武中带文。由于高登被艺术加工的越来越完善，花逢春反而逐渐成了配角。

例如原有武旦基础的俞菊笙，《艳阳楼》中，高登开打就加进七星刀，锣鼓采用“一封书”（搭巴、搭巴、台、匡才、匡才、匡才、匡才……、匡），不紧不慢，一招一式，攻防的进退十分稳健。等到与花逢春打“大刀对双刀”时，锣鼓才改成为“急急风”，节奏加快，气氛瞬间炽热。

之后弟子尚和玉、杨小楼继承师父俞菊笙的演法，又有各自的加工。杨小楼诠释的高登是个尚武好色的纨绔子弟，出场时，他手持特大号的折扇，昂首阔步，朝一种显示心的夸张去演。出门“趟马”更是这个式儿：圆场步法急遽，衣袂展扬宛如蝴蝶展翅，潇洒中见轻浮。他念白骄横，开打时却有些色厉内荏。

尚和玉则是另一种风格，念白和唱腔吐字有力，气焰十分嚣张，表现高登倚仗父势恣意横行的心理状态。他武功扎实、开打合矩，亮相如磐石般坚定，招式做的凶狠，颇吓唬人的。

尚与杨诠释高登的区别，可用跨马这个动作看出端倪：尚和玉“跺泥”单腿直立，纹风不动，如石雕般的“硬实”；杨小楼却故意一颤，飘飘然的。杨小楼强中显弱，尚和玉一味蛮横，演高登都十分好看。这出戏剧情很简单，难的是怎么去塑造高登这样的一位人物。

高登带着武师家丁，在路上抢回徐世英之妹佩珠，徐世英闻知赶往高家救妹，途中遇花逢春、呼延豹、秦仁三位英雄，愿助其除恶救人。是夜，四人潜入高府，经过一场激战，终将高登及爪牙消灭，救出被关在艳阳楼里的徐佩珠。

中国文化讲“恕道”，对人有弹性，尽量给人一个回头的机会，不会硬把人塑成丑陋讨厌的形象，遭人人所唾弃。高登在戏里仗势欺人，可是在他的左耳旁却别上一朵讨喜的花朵，聪明的观众就明白：坏人是因为他“业力太大悟性差”，才会无知的干出害人之事，结果业力越发累积，害死自己。如果他的悟性能上来，懂得弥补，未尝没有新生之路。所以即使是太子党，上天仍要给他一条路，退出恶党，悟性上来，能救自己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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