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4日讯】曼佛克‧诺瓦克（Manfred Nowak），不仅是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教授，也是联合国委任的酷刑问题特派专员。在过去的几年间，为了调查一些国家的人权状况，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供详实的内容，他走访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要知道，被联合国聘用担任特派专员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大都是人权、法律方面的专家和广受尊敬的杰出人士。他们都是义务为联合国工作的，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也因此，他们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受制于任何政府。正因为这些人既是专家，又是“义工”，他们的工作就特别受到各国政府和各人权组织的关注，他们的调查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而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是负责调查各国酷刑问题的专员，是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深具影响的人物。通常是由各个国家外交部与世界知名人权人士推荐，四年一任，也可以连任。
由此可知，诺瓦克教授在法学界具有怎样的声望。
2005年11月，诺瓦克首次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调查，这也是首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进入中国。在中国期间，他探访了北京的一些监狱和拘留所，并前往新疆、西藏，还与一些非政府组织代表、律师和学者进行了会谈。当时中国外交部称其访问顺利。
然而，知名的高智晟律师表示，“诺瓦克不仅是不能随意到监狱采访有关人员，甚至连会见那些没有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都不容易。诺瓦克到了北京以后，他看到我被跟踪。一个人被跟踪的时候，就不能说更多的真话。但是大部分人根本就被看起来了。许许多多已经受过酷刑折磨的人都被看管起来，哪里都不能去。”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今年3月中旬召开的联合国第十三届人权理事会反酷刑特别委员会上，即将于年底卸任的诺瓦克在提交的报告中谈及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他写道：
“实际调查过程中，我不断地受到一些国家政府的监视和控制，因此曾考虑中断或终止这样的任务。”“当我去中国的时候，中共外交部的官员坚持着从头到尾要派人随时与我同行。我经常被国安人员跟踪和监视，电话被窃听。中共通过窃听我的电话，掌握证人的行动，对证人进行恐吓打压，以达到阻止我们在北京见面会谈的目的。”
诺瓦克还特别提到了这样几个例子，如一名上海证人被阻止到北京同他见面；一个北京证人在政府压力下被迫离开北京城；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则在会面的途中受到人身攻击。此外，西藏当局在一个秘密的戒备森严的监狱被他发现后，完全不顾他拥有外交特权、豁免权以及调查询问的自由，仅仅允许他同少数个别人面谈。
他表示，一些国家政府一直努力妨碍他的调查，掩盖恶劣的人权问题、创造一个不真实的形势。这使得实际调查工作任务变得异常困难。有些政府想要操纵左右他所作访问的调查结果，用一些手段来阻挠他的努力和独立调查客观的事实。一些政府大面积的计划执行对他访问拘留所的干预。此外，调查中，他得知一些政府指示犯人如何同他进行互动，以掩盖真相。
这自然也包括中共政府在内。如其所述，中共不仅在诺瓦克教授下榻的饭店布满了安全局的眼线，监听电话，监视着联合国考察团的一举一动，而且中共早已知道了联合国要考察的地点，对联合国考察团要探访的受害人和家人威胁恐吓，并阻止他们的行动，还给诺瓦克安排了很多冠冕堂皇的官方会议，藉以减少他的实地考察时间。
当诺瓦克去监狱探访时，狱方官员常以工作时间为由限制交谈时间，从而减少了可访问的场所数量以及与在押人员交谈的人数。他甚至还被反复要求出示护照，并交出每一件电子器件，并被禁止携带照相机进入监狱，而拍照是调查员的最起码工作。诺瓦克总是试图随机进入牢房以免他和犯人的谈话被窃听。可是有些时候，那些他想见的被关押人员，拒绝见他，因为他们害怕被报复迫害。其中有几位还要求对他们的谈话绝对保密。
早在调查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诺瓦克就将中共对他此次调查的种种干扰一一公布于众，特别是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在其访问期间的多次阻碍或限制其活动。同时，他谴责酷刑在中国无处不在，滥用酷刑的现象遍及全国，甚至包括被人们认为“法律实施较好”的北京。他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法庭在评估罪行中仍然很大程度上用强制性的手段获得供词。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系统，酷刑在中国被用来获取口供，作为惩罚，或者作为一种再教育（洗脑）的方式；而且中国没有一个给酷刑受害者的申诉系统。他还列举了一些酷刑，并谴责了中共利用精神病院折磨不屈服的异议人士，用以达到扭曲他们思想与人性的目的。
诺瓦克幽默地将在这些国家的实际调查工作比喻为“猫和老鼠的游戏”，而谁是猫、谁是老鼠有时并不清楚。尽管受到种种干扰，他还是尽最大的努力进行了独立客观的调查，以此做公正可信的评估。
正是由于诺瓦克公正的调查和实事求是地将情况披露，联合国的中国酷刑问题调查也成为当时各大网络上的头条新闻，而酷刑和中共之间也画上了等号。尽管中共断然否认诺瓦克的指责，但是又为何如此干涉他的独立调查呢？这不恰恰证明自己的心虚吗？这位联合国特派专员在中国的遭遇，不正说明中共害怕罪行见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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