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8日讯】仿佛知道任婆婆与自己前世的故事即将进入转折点，郑欣心跳加速侧耳倾听。而任婆婆依然平静的述说上海的那场生离死别。
当年在上海任计事员的任善珍，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借着工作之便收集汪伪政府或日军的情报。“我遇到的，则是另外一种的汉奸。为了对中国人进行洗脑，负责日伪宣传部的江冠千策划了各方面的文艺活动，拍摄亲日仇美的电影、编写歌颂日本的儿歌及读物、举办‘大东亚圣战太平洋战绩展’，用声光演示日美之间的空战和海战，将日军开炮，美机中弹坠毁，模拟得栩栩如生，让观众感到侵华日军不可战胜，会永远留在中国，歼英灭美指日可待。”
任婆婆对郑欣说，当展览在上海举办时，江冠千在开幕式上致词，语气中充满了对日本的逢迎谄媚与对自我的吹嘘与膨胀；那个极得他宠爱与栽培的儿子，则色眼眯眯地瞄着经过身边的女性。“汉奸嘴脸与奴才丑态，在这对父子身上，倒是一点都不缺地显示出来，使我从此对‘汉奸’与‘奴才’这二个名词有了形象上的了解。”
上海就在特务的阴影与宣传的洗脑下，又度过了二个年头。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二颗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历经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汪伪政府在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亦随之解散，上海在同年由国民政府接管。“我们终于可以免除恐惧的活着，也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收集资料了。”
下山偷桃，中共挑起内战
任婆婆继续说，正当全体军民奋起抗战，国军大量牺牲时，中共却高喊“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大规模地扩张自己的势力。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等到抗战结束时，中共拥有的实力，加上苏俄的援助，已经足以用武力夺取政权了。暴力革命一向是共产党的手段，一旦形势有利于己，当然不会顾及到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抗战结束不久，中共即挑起全面内战。
“在对日抗战好不容易结束后，还要遭遇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内战，我们的内心无比沉痛，也面临了选边站的抉择。我们的亲身遭遇自然使我们选择对中共避而远之。我和前世的你在抗战期间，因为传递讯息而培养出感情，本来打算战争结束后结婚的，但因为内战爆发，就又暂停下来了。我们虽然不需再收集情报了，但还是经常见面讨论时事，对当下的局势感到忧心。”
刚开始时，上海尚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但在抗战期间笼罩着上海的恐怖气氛又再度浮现，人们依然活在特务与宣传的控制之下，只不过这次的幕后黑手并非日本与汪伪政府，而是中共。
中共利用人们普遍厌战的心理，诬陷国民政府，使社会弥漫着抵制国民政府的情绪。对于倾向国民党且中共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人，不是利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人转而为中共服务，就是使出暗杀手段“处理”掉。
随着国军的节节败退，上海的情势越来越严峻。仿佛知道任婆婆与自己前世的故事即将进入转折点，郑欣心跳加速侧耳倾听。而任婆婆依然平静的述说：“一九四八年的某一天，我们依旧约在这里见面，前世的你带着沉重的表情告诉我，以前跟你联络的那个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又来找你了，还是要你收集政府机关内的资料。你错愕地问他，上海同样都是在国民党的治理下，为何还需要收集自己人的情报？那人才透露，原来他已经被中共吸收过去，为共产党做事了。”
决定撤离
“前世的你断然拒绝，那人先是利诱，见你不为所动，就使出威胁恐吓的手段，暗示不从者将面临‘被处理掉’的下场，并会对其亲朋好友有所不利。你说你为了暂时敷衍他而答应考虑，以便争取时间思考对策。我们商量了许久，认为在势不可为的情况下，最好是走为上策，决定一起随着国民政府撤离到台湾去。你和我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便匆匆离开，去安排撤离的事宜。
“几天后到了约定的时间，你始终没有出现。这里有个隐秘的小缝隙，不轻易被人发现，可以藏文书纸片，是我们以前用来传递讯息的地方。我忐忑不安，忽然想到你可能会在那个秘密信箱中留下什么讯息，便往那小缝隙里摸去。我拿到一个信封，里面有二张船票与一张字条，上面是你的笔迹，很潦草，看起来像是匆匆忙忙写的。
“你说你似乎被跟踪了，为了不牵扯到我，最好在启程前先不要见面，而且二个人一起到码头的话，比较会引人注意，所以要分别行动，在码头会合，以避免中共特务知道我们的计划。我拿着二张船票，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浓。
“到了船票上记载的日期，我轻装便服地先在城里绕了一圈，确定没有人跟踪，才快步来到码头。只见船边挤满了想要搭船逃难的人潮，大难将临的恐慌混杂着生离死别的不舍，伴随着哭泣声、哀求声、争执声，此时尽显人性善恶——有船票的争先恐后地上船，没船票的拚命攀爬住船边，还企图阻止别人学自己的样；也有见义勇为、出来讲公道话、维持秩序的；还有千方百计只拿到一张船票的父母，含泪将自己的孩子送上船的……”（待续）◇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170期【城市的瞬间】栏目(2010/04/29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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