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大家知道春秋战国神医扁鹊的故事：三次拜见蔡桓公，看到桓公患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告诉他要及时治疗，桓公不信不理。最后扁鹊见其病已入骨髓， 就逃到秦国去了，桓公不久就病死了。
三国曹操也得了类似的病：医神华佗见到曹操，说曹操脑袋里有瘤，要开颅取瘤病才能好。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关起来，后来曹操头痛， 想起华佗，华佗已死在监狱里了，最后曹操也因为这个病死了。
扁鹊和华佗没有能力治好这个病吗？不是的。其实，这两位病人还患有同样的一种“心病”，我们姑且称之为“讳病”：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他有 病。这种“心病”比身体上的病要难治，蔡桓公和曹操实际上是被这“讳病”害死的。一个是“神医”，一个是“医神”， 面对这个“心病”，也只能妙手无策。可怜一代名医华佗还被冤死狱中。扁鹊智慧，华佗命苦。
今天的人迷信医院胜于古人迷信神医（其实未必，现在庸医也是到处都是啊），所以“讳病”的可能不多，可是“讳言”的不少。这“讳言”和 “讳病”患得是同一种心病，不同的是“讳病”有伤“个体人身”，“讳言”则贻害“群体社会”。此番心病我们不得不重视，因为患这种心病的人不少，当它成为 通病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会不会也会到药石难治的危险地步？若认此类比，“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也不是什么 危言耸听吧。
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在晚年忏悔时写下这样的名言：“当纳粹党来抓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当纳粹党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纳粹党来抓工会的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人；当纳 粹党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当纳粹党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因为他们都被抓走 了。”
这位牧师也曾是纳粹独裁的受害者，可见面对独裁专制，这种“讳言”心病西方也有，在纳粹独裁时也是一种社会“通病”吧，后来此病导致民族 发狂，点燃世界战火。战后，马丁‧尼莫拉牧师式的由衷忏悔，唤醒了人们，得到社会的共鸣，现代西方经历战争能重建文明，领引世界走上民主自由之路，拥有和 平的福祉，避免纳粹重演，和西方社会勇于面对历史（真相），进行道德良心的反省不无关系。
“以人为镜”我们反观自己：专制的悲剧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一遍又一遍重演，五十年的和平时代，非自然死亡（八千万人）比战争还厉害。提到六 四，很多人的心态还和齐桓公和曹操的心态一样，不愿正视、不敢正视我们是共产专制的受害者。六四过去二十一年了，我们对六四的反省还是非常有限的，不然何 以今天还有人拿“盛世成就”为中共六四镇压张目，好像“屠城”是繁荣经济、稳定社会的必经之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先生讲得好：““六 四”21年不翻案，中国21年没有正义……中国就成了不讲正义、没有公正、没有阳光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就像崭新的高楼大厦一样，掩盖着高楼大厦中人民的 种种苦难。”
“讳病”可以使人失去对病情真相了解的机会，耽误医治，使人身病亡，“讳 言”则会使众人失去社会真相的了解而导致社会病态。高楼大厦就是国家富强吗？完整的国家财富 是其物质财富加上精神财富，而且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精神财富远大于其物质财富的价值。有人只看到漂亮的物质繁荣，却忽视官场腐败、社会黑暗、环境污染、 妓女遍地、军队走私……种种精神败坏；只看到漂亮的高楼大厦，对“富士康”十三跳却视而不见。这明摆的社会病垢却不愿承认，不愿面对，这不是“讳病”是什么？在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中生活，人可能幸福吗？
不敢反省、回避真相、纵容邪恶，造成社会这样（病态）是必然的！“讳病”也是一种传染病（读者自己体会），最糟糕、最可恶的是那些自己患 了“讳病”的庸医，也就是那些失去良心的所谓的“知识份子”，他们在大力吹捧专制成果，粉饰太平，回避真相，使人们看不清现实，抹杀社会腐败的成因，为恶党开脱责任，专制政权合法化麻 痹人们！这些人是邪恶的同谋！对“六四”的“讳言”无异于对中共暴政的默许，所以今天政府还在用“武力”镇压，还在用“暴力”强迁，还在用“劳教”洗脑， 还在用“监狱”转化，这些不都是六四模式的延续吗？
鲍彤先生（前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讲得好：“在社会道德沦丧这样一个情况下，各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各种无法想像的惨不忍睹的事情都可 能发生。发生了以后还很麻木，领导也麻木，老百姓也麻木。过去外国有一句话就是‘世纪末的疯狂’，就是绝望了的疯狂。这种东西过去我们是在想像当中、小说 中来看，现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恶果，这就是六四镇压的恶果。”
正义不举，邪恶就泛滥，这是社会的必然。揭示真相、了解真相对社会则是有利 的。有些真相就是丑恶的，残暴的，血腥的，人看到了感觉不好，就像我们身体患病一样：疥疮流脓、癌症肿瘤，病嘛，就是这样污秽，正是因为不好我们才需要去 治！对于社会的病垢也是如此，我们揭露它，就是为了避免它。有一位朋友在西方电视台人做记者，被派回北京工作，他不久就发现一个在大陆判断某事新闻价值的规律：如果他去采访报导的事件越有价值，他受到当局的限制越多，盯梢他的便衣越多；相反，他不受阻挡去报导的事件就没有多大价值。真相是有价值的！有意思 的是邪恶之徒反而比正常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去发挥真相的价值？
真相岂止只有新闻价值呢？其真正的价值，于个体而言能帮助我们判断是非、区分善恶，决定我们何去何从；对于一个社会止恶扬善，彰显正义，更离不开真相的昭然。邪恶掩盖其丑恶，残暴，血腥，另一方面它也同时扼杀正义和善良。现在越来越多的六四真相被揭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六四期间64军 570团政委的抗命，引发全军上下一直反对军队进京，并带动了其他集团军的消极抗命，570团政委六四之后立即遭到逮捕整肃，开除军籍、党籍，然后以士兵身份接受军法审判，最后遣送回沈阳，在一家街道集体工厂从事最艰苦的工人工作，一直被当地公安机关列为危险分子长期监控至今。
邪恶当道，正义和善良却不见天日，社会需要真相，有如万物需要阳光。如果说“六四”不翻案是在掩盖那场充满血腥暴力的屠城真相，那么在法 轮功这个最大的禁区，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把这里掩藏的真相彰显出来，那有会有多大的价值呀！那是在持续的虐杀真善忍的信仰。这些已经不是一个是非曲直问题 （谁是谁非，大家都心知肚明），面对恶党专制强权，考验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良心、勇气和社会正义感，就像上面提到的正义之士，坚持正义需要付出代价。大家现在都是社会中的一员，现在谁又能离开谁呢？是大家的社会，是大家的环境，社会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真相不明，邪恶盛行！六四是我们这个社会的 一道伤痕，有人把它作为“政治”话题来避讳，二十年来，一直是一块让中国人“讳言”的“心病”，我不知道在家乡的那块土地上还有多少这样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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