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明王朝末期的发展。那些明朝的遗老，声称不做亡国奴，要反清复明，又兴起一段时期的爱国主义热潮。然而当清朝兴起以后，明末的那些儒者，也慢慢看清了天下与国的关系，他们发现清朝也讲孔夫子的天下文化。而就有“亡国与亡天下”的反思。而到了清朝末期，爱国主义又兴起，此议越演越烈，不过不是反清复明，而是反西方列强，那个民国初的“五四运动”，不仅要打倒卖国贼，连孔家店也拔了。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他们比清儒差远了，还没有清儒的明智，他们把爱天下转变为爱国，实乃精神文化的堕落，也是对儒文化的莫大讽刺。
现代的犬儒主义者，常将爱国、民族主义和死忠思想相提并论，以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将屈原、岳飞等奉若神明。又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佐证。实则儒家是不主张死忠、死谏的。孔子的儒学，提倡的是“明哲保身”，所谓的“明哲保身”即是“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1在《论语》中，孔子常告戒学生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不要为无道的国王做事。孔子视“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2用现代的话说，国家有道，你发了财，国家无道，你也发了财，这是很无耻的呀。孔子并对他的一个名叫冉有的学生为无道国王季氏做事甚为愤怒，放下重话，说这不是他的学生，叫学生们鸣鼓群起而攻之。可见孔子是不为“死忠、死谏”背书的。其实，儒对忠君的思想是有原则的，叫做“三谏不听则去”。三次与你说明利害关系，这个国王都听不进去的话，你就要选择离开了，不要再为这个国王做事了。儒家为臣为士的这个原则，最早见于商纣时期的历史记载：微子三谏纣王不听就逃走了。而比干不识好歹，继续进谏，结果被纣挖出心肝而杀掉。唐朝魏徵更有良臣和忠臣不同的讲法。魏徵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3后儒已意识到忠臣不仅害己，引至杀身之祸，而且还会导致国家灭亡。其实到孔子至孟子时代，儒都主张三谏不听而去，《论语》、《孟子》都有此讲法。在《礼记．曲礼下》中也有讲“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并没有主张明知有生命危险，还要死忠死谏。孔子说的一句话最人性，他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4那些视死如归，为国捐躯，为党献命的事孔子是绝对不干的。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我看也是按照天道法则而说的上下有序。即做君子的，要有君子的道；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道；做父亲，要像做个父亲的样子，而做儿子的，就得有孝敬父母的道德。后世王朝把那些精忠报国、爱党、爱乡思想塞进孔子的儒家思想框里，充当首货卖出去，实则是对儒家天道思想的歪曲和蔑视。
清人儒者王船山将天下的兴亡落实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很耐人寻味的。换句话来说，亡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个国家兴亡的责任，是匹夫走卒的事；而天下兴亡就不同了，它关系到文化礼教能否传承的事，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天下大事，这个责任，要由知识分子（士大夫）来担当。我以为，王船山已指出儒家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没有“礼教”，就没有我中华民族。也就是说，没有孔孟传统礼教的体现，则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所以，几千年来，历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都是把兴天下做为己任的。也就是宋代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他们最关心的，是能否发扬光大孔孟那套天下礼教文化。我虽不才，自认也读过两三本书，虽不敢自称为知识分子，但亦不会将自己贬为“匹夫”。我很不理解，现在的中国，一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那些官员士大夫们，口口声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将自己放在匹夫走卒的行例，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乐此不疲，实是有违祖宗孔老夫子的教导。他们不问天下兴亡之事，任凭礼教之消亡，打着匹夫的旗帜，高喊着爱国，中国将何在耳？况且以今当权者对国家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力工具”来看，这个国家有何可爱之处？形而下之器而已，离形而上之道远矣。这个国有儒文化的存在吗？有君临天下的气度吗？清末学者王国维以身殉天下之亡而投水自杀，其情也哀，其性也烈，可见中国天下之亡也久远矣！一个失去礼教的中国，还称得上是中国吗？什么礼义之邦，儒教文化民族？天下文化早亡矣。(待续)＠
1《大学、中庸》，华语教学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83页。
2《论语》，蓝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266页。
3《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北京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262页。
4《论语》，蓝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