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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暴政罪恶实录系列评论之十

郭国汀:虐杀成性的柬普寨共产党暴政

郭国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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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0日讯】“红色高棉暴政是平庸苍白,充满想像和赋予文化的中共暴政的复制品。而中共暴政是没有外援而建立起的,继续繁荣的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共产党政权。毛泽东与波尔布特之间的联系至为明显”(Jean Louis Margolin)。(577)南郭认为作者似乎对中共夺权的真实历史并不了解。因为中共决非“没有外援而建立”,事实上中共除了像绑匪一样绑架人质敲诈勒索抢劫富人外(中共用语为“土豪劣绅”),始终受到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的大力财政支持,直到二战爆发,特别是德国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此种援助才有所减少,但中共立即以大面积种植鸦片并贩毒解决财政收入困境。1945年8月,苏联红军缴获日本关东军全部武器装备,随后秘密甚至半公开全部转让给中共,则是中共最终战胜国民政府的关健。因此,没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共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依靠其自吹的小米加步枪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蒋匪军”。

尽管波尔布特的局限性,其文化革命和大跃进看起来仅是尝试高速预备勾勒或许是最激进的社会改造:试图依据马列原教旨的教条,但无需长期的过渡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地跃入共产主义社会。红色高棉在夺权后,一周内即废除金钱货币;完全的集体化在不到2年内实现;社会差别通过消灭整个有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商人得以实现;古老的城乡对抗,通过在一周内清空城市的方法实现。波尔布特相信他将超越马、恩、列、斯、毛,成为21世纪革命的导师,正如20世纪是俄国和中国革命一样。577

经过近20个月的边境冲突,越军于1979年1月入侵柬普寨,而绝大多数柬普寨人视越军入侵为解放之时。邓小平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莫名其妙地发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共意在挽救红色高棉至为明显。因为红色高棉自1973年与越共分裂后,便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在毛泽东死前,波尔布特曾秘密访问北京三次,均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接见与指导,中共曾派约1万5,000名专家入柬普寨帮助柬共,并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据张戎女士查证核实柬共曾得到中共的大力扶持:“毛泽东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毛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1975年夺权没有中共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泽东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中共的柬共第六号人物克.米(Keo Meas)1976年12月(即在毛死后不到三个月)被逮捕,被酷刑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2]
在迫害程度上,柬普寨共产党超越了其他所有共产党政权。一小撮理想主义者变成了邪恶,而传统的精英们却无法拯救国家或他们自已。1992年,在联合国监督下建立起多元政党政治。2009年在联合国帮助下,设立了一个审判柬共罪行的国际法庭,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1.历史概况

高棉王国自1863年始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因而避开了1946-1954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多少避免受伤害。

1953年,西哈努克王子开始了和平的独立征程。得益于西哈努克与法国之间杰出的外交关系,独立征程相当成功。由于他想在越南与美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结果导致越、美双方均不信任之。

1970年3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默许祝福下,他被自已的政府和议会解职。国家随即陷入混乱,越南族人受到迫害,45万越南裔中的2/3逃难至南越。越南使馆被毁;朗诺政府发布命令所有外国军队立即离开该国的最后通牒。

越共扶持红色高棉,向柬共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越共以红色高棉的名义,占领了大量柬普寨领土。西哈努克由于初期受到羞辱而投靠共产党,在中共和越共的指导下,红色高棉虽给西哈努克优厚的物质和礼仪尊遇,但实质上不予其任何政治权力。

柬普寨由此形成红色高棉与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之间的内战(1970-1975)。由于朗诺政府的军力远弱于越共,且无法赢得西哈努克和知识份子及中产阶级的支持,他转而请求美国军事援助,提供顾问,轰炸游击队并接受南越的支持。

1972年,高棉共和国王牌军被消灭,红色高棉力量切断了主要城市供应,以致主要靠空运解决城市供应;美国对红色高棉占领区实行了密集轰炸,在6个月内投放了54万吨炸弹,虽然削弱了红色高棉的力量,但造成农村约1/3的人口计250万人拥入城市避难,同时引发了农民对美国的仇恨。1974年,红色高棉占领古都欧通市(Oudong)后屠杀了数万人。1975年4月17日,高棉共和国军队被打跨。

2.大建集中营

一“解放”红色高棉即开始大建劳教营,其与理论上关押重罪犯的拘留中心几无区别。最初劳教营是仿自越共,主要用于关押朗诺政权的军人。此处根本不适用日内瓦战争法公约,因为所有的朗诺政权人员皆被视作叛徒而不被当作战俘。越共一般不故意杀俘虏,红色高棉则反之,战俘在红色高棉手中基本上意味着死亡。

在享利洛咖德(Henri Locard)有个拘押1,000人的拘留营,连同囚徒的妻子儿女,佛教和尚,嫌疑旅游者,由于极残酷的生存条件,饥饿,疾病致使大多数囚徒及所有的儿童迅速死亡,每夜至少死30人,以致处决囚犯变得罕见。

3.反复清洗党内外异已

1973年,红色高棉与越共分裂。柬普寨共产党1973年1月在巴黎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美军撤离,导致越共减少对红色高棉的援助,波尔布特趁机清洗了1,000余名越裔柬共党员。

柬共领导人大多是在法国学习并接受法国共产党的军事训练,与越共分裂后,柬共即开始着手修改历史。将柬共原属成立于1951年以越共为核心的印支共产党,改为成立于1961年,从而对柬共51派进行清洗迫害。

凡是支持越共的柬共党员均被清洗。Hou Youn;皇家政府所有的外交官于1975年12月全部被召回,除两人外,全部受到酷刑折磨后处死。柬共第6号人物克米(Keo Meas)于1976年12月被捕后,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清晰明确的指控即被酷刑致死;任何在狱者皆被以野蛮的酷刑后处死。只有坦白认罪者或可免死。旨在彻底清除任何潜在竞争对手和任何与越共及中共四人帮集团有联系者。任何人若对波尔布特有潜在竞争力,皆在清除对像之列。1978年7月,柬共党刊称:“在中心,在首都,在地区,在村庄敌人到处存在于我们的机体之中。”随即13名自1975年10月以来的最高级干部中的5名,及大多数地区的党的书记全部被处决。1978年,新当选的7名最高领导人中的2人于1979年1月被处死。

公务员和知识份子渐渐被清洗,最后这一群体也被消灭干净。

清洗最后漫延至草根阶层。审讯者用尽一切手段套取上级喜欢的口供。据估计,仅在一个区便有4到7万平民被扣上叛徒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合作的罪名处死。

1977年在饥荒达到高峰时,第二波大清洗同时进行。这次更具有政治迫害性质,目标是教师、富农和中农,且更加残暴。1975年清洗放过家属妇女儿童;1977年清洗则将已被处死者的妻儿老小逮捕杀害;全家被屠杀有时全村被屠杀。

1978年后清洗对像扩大至包括妇女儿童。

4.欺骗成性,杀人如麻

. 波尔布特1979年12月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柬共党魁公然欺骗说:“仅有数千柬普寨人死于我们的迁徙政策”。1975年6月,波尔布特引用的数字承认1975年4月17日以前的内战死亡人数超过60万,1978年他谈及死亡者超过140万。589

. Khieu Samphan在1987年一份官方小册子上称:“3,000人死于误杀;1万1,000越南间谍被杀;3万人被渗透我国的越南间谍杀害。越南入侵柬普寨期间危害柬普寨人民150万人以上。”该最后数字间接证明红色高棉杀人总数至少在150万以上。

. 红色高棉的受难者,按朗诺总统(Lon Nol)引述为250万人;

. 前柬人民革命党总书记1979年执政的Pen Sovan引证死亡人数为310万;

. Ben Kiernan认为死亡人数为150万;

. Michael Vickery则说是75万;

. David Chandler估计为80-100万;

. 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综合各种情报计算(1970-1979年期间,包括同期因出生率降低引起者)死亡总数为高达 380万;

. 根据1970年和1983年大米种植面积数据分析的结论死亡人数为120万;

. Marek Sliwinski根据人口统计学技术的近期研究认为死亡数超过200万,但不包括约7%自然死亡者。

. Sliwinski依1975年至1979年两性比率及年龄研究提出男性死亡率为33.9%,女性为15.7%。死者遍及所有年龄,尤其以青年男性为最(34%男性死者为20-30岁;40%男性死者年龄为30-50岁)。589

5.滥杀无辜,暗杀恐怖

红色高棉在内战期间仅暗杀便高达7万5,000余人。强制迁徙城市居民使之村民化(包括死于路途及累死者)导致40余万人死亡;处决超过50万人;Henri Locard估计约40万到60万人死于监狱;这一数字不包括那些被即时处决者;Sliwinski的研究则称总共有100万人被处决;饥饿与疾病夺去至少70万人的生命。

知识份子有时仅因其身份被杀;更多的情况乃是:如果他们放弃在任何领域的全部现有专业及抛弃书和眼镜,则允许他们活着。591

40万华裔约50%死亡,比率高于越南裔。据Sliwinski研究统计37.5%越南裔;38.4%华裔;82.6%高棉共和国军官;51.5%所有的知识份子,41.9%金边市所有的居民被消灭。(1962年华侨占金边市民18%;越侨占14%)

红色高棉相信阶级斗争远不如种族之间或不同人民之间的斗争重要。1977年4月,红色高棉下令所有的越侨需逮捕并移送中央安全机关。他们的亲朋及讲越语者也被逮捕。在与越相邻的Kratie省,祖先中有越南血统者便足以构成逮捕的理由,指控东部地区所有的居民为越南潜入柬普寨机体内的代理人并全部处死。

6.群体灭绝

真正的群体灭绝发生于东部地区。该区域政治军事首脑Sao Phim是唯一反抗中央政权的区首脑。1978年5-6月发生了短暂的内战。4月间,409名干部被拘留后,Sao Phim自杀,其妻及孩子皆在葬礼中被杀。该区的部分军人试图武装起义,然后逃入越南,后来随越共军队进入金边。当柬共中央军重占该区后,以他们皆是在高棉体内的越南佬为名,处死了全部该区居民。

1978年5-12月期间,该地区约10万至25万人被杀(人口总数为180万),先杀军人和青年人。在Sao Phim的家乡,120户700余人全部被杀光。在另一村庄15户人家被灭绝12户,仅7人幸存。7月以后,任何生还者全部被强行迁徙至其他地区,并在当地被逐渐消灭。数千人在迁徙途中死亡,他们被强迫穿从中国进口的蓝色工装。凡穿此种狱服者,最终全部被灭绝。在东北一个合作社,当越军抵达时,原有的3,000名东部居民,仅剩下100余人。妇孺老弱与原住民和新居民一道被屠杀。除了1975年4月已逃亡者外,1976年11月,2万3,000余人逃亡至泰国,到1977年10月,6万余柬普寨人亡命越南。而这些成功的逃亡者,仅是亡命者中的一小部分,任何被发现而抓回者,皆意味着死亡。许多亡命者丧生在可怕的丛林之中。

红色高棉在最后败亡之际,群体屠杀了绝大多数在押犯人。例如,Tuol Sleng几无生还者。尽管越共入侵远非出于人道主义,但客观上却挽救了无数生命。

柬共群体灭绝罪是否成立?群体灭绝罪适用于制度性灭绝一个民族,种族和宗教团体。1975年投降的朗诺政府军人,受到体制系虐待,许多人立即被处死,更多的人随后被无情地处决;红色高棉无疑犯有战争罪,也犯下了反人类罪;任何政治反抗,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皆被处决。

7.屠杀迫害宗教信徒

自1973年始,红色高棉便在解放区镇压佛教,佛教和尚在传统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被柬共视为代表力量强大的竞争对手,凡是未解除圣职者,全部被系统地屠杀。1979年,在Kandal省一个村庄28名和尚仅一人幸存,其余全部被杀。全国原有6万余名和尚,被杀得仅剩1,000余人。591

柬普寨天主教的命运最为悲惨。48.6%的天主教徒被失踪。金边天主教堂是被彻底摧毁的极少数建筑之一。593

Cham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约25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波尔布特1974年初即秘令摧毁他们的村庄,1976年,所有Cham族出身的干部,全部被清洗;在红色高棉占领区自1973年始清真寺即被毁,禁止祈祷做礼拜;1975年以后此种禁令波及全国。可兰经被收缴并焚毁,清真寺改做他途或被摧毁;1975年6月,13名伊斯兰显贵被处决,其中有些人仅因公开祈祷,其他人是因为公开参与示威游行要求宗教婚礼的权利。伊斯兰教徒时常被强迫作出选择:要么养猪吃猪肉,要么处决;每1,000名至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者,仅30名幸存。594

与其他柬普寨族人不同,Cham族人好武。他们时常反抗,因而大量被屠杀。1978年中期,红色高棉开始系统性清洗Cham族人,包括妇女儿童,即使他们被迫同意吃猪肉。据Ben Kiernan估计约50%,据Sliwinski研究的数据约40.6% Cham族人被杀害。

依Sliwinski研究,58.1%的金边居民(100万死亡);71.2% Kompong Cham,90.5% Odder Mean Chney居民,在1979年仍活着,各不同地区的城市死亡率不相同。最后攻占的城市死率最高。

一位证人作证说:“在民主柬普寨,没有监狱,法庭,大学,学校,钱,工作,书,运动和业余时间……,每天12小时体力劳动,2小时吃饭,3小时休息和教育宣传,7小时睡眠;全体住在集中营。Angkar(即波尔布特)控制我们每个时刻的生活”。597

首要信条是极端否定人生有任何价值的观念。自1973年始,解放区便镇压佛教,强制青年人与家庭分离,统一着装,所有的集体全部军事化。

所有的教育,运动和贸易自由,宗教,图书全部消毁。公开表示亲热之举皆被严禁;所有当局官员必须盲目服从,人们被迫参加各种会议,强迫批评他人或自我批评。1976年,民主柬普寨宪法的第一项权利是劳动权!许多人自杀,尤其是被强迫分离的恋人,老人及原先过贯了富裕生活的人。

残疾人被当做懒汉抢决。时常被强制迁徙。逃亡者众多。但亡命在许多情况下仅是一种自杀形式。由于没有地图和指南针,逃难者在雨季为避追捕,携带极少量食物,许多人甚至还未遇上追捕者,便已因饥饿或累死在丛林中。

8.变态残忍致极的谋杀,共产党极权恐怖统治

“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只需要不超过100万优良的革命者,我们宁可杀掉10个朋友,也决不允许1个敌人生存!”此论是红色高棉政权大会上常见的用语。且将此群体灭绝逻辑应用于现实。

在波尔布特统治下,死行暴行下的受害者远多于死于疾病或年老。军队时常屠杀平民,地方干部屠杀整村嫌疑民众,甚至派军队灭绝东部整个地区的全部平民,尤其是最后一年达到高峰。

任何偷粮者那怕仅是在食堂或商店小偷亦可被处死;抢劫者时常被当场砍死;并暴尸街头任其腐烂,以恐赫民众。偷菜和水果有避免死亡的机会。但亦有例外,Khum作证说有位妇女因她的一个孩子快饿死,偷了一串香焦而被杀死。另一个例子是一群少年在果园偷了一些水果,被其同志审判处死,并立即从后脑射杀。

有些案例因分享一头母牛而全家人被杀。秘访被强制迁徙的家庭是非常危险的事。男女之间除非是近亲属,交谈必须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任何婚外性行为均被系统性处决;对年青恋人而言,生活特别艰难;好色的干部,许多人被以肉欲罪惩处。消费酒精饮料是另一可处死的罪行。不过通常只有干部和农民被处此种罪。

宗教活动受限制但有些容忍度,如果个人进行而不集体为之(佛教易行,而伊斯兰极难)但任何仪礼均在处死之列。

违抗者一律立即处死。1975年11月,一群教师因不满粮食配给限制,而迅速整体失踪。要求终结政权或越南获胜,甚至仅是承认自已饿,都将面临极大危险。

无论何因未完成分派的任务都是十分严重的事,由于事故、小错误、过失均潜在巨大危险,主要因未完成任务,许多残疾人和神经病人被处决。

任何未完成任务者均是破坏者。任何高棉共和军人受伤者或断肢者,均彻底失踪。疯子表达不满的话,均会被立即枪决。对柬普寨人最恐怖的事是强制失踪。

死刑执行柬共官员往往彬彬有礼,说尽好话,骗取受害人的好感。“柬共官员甚至在大屠杀我们时仍然很有礼貌!”

在每个省进行的调查(共20个省)发现超个1,000个群体屠坟。红色高棉反复威胁将用尸体于大米田作肥料,现已找到真实案例。在死刑执行时刻,该体制的绝对野蛮再现。为省子弹及满足行刑者变态心理,枪决并不常用。依Sliwinski研究,仅29%的受害者死于枪决; 53%死于用砍刀、斧头或农用工具砍头;6%用绞死或用塑料袋窒息至死;5%割喉而死;仅2%的死刑公开执行,大多为示范恐怖,主要涉及失势落马官员。他们通常被用极残暴的方式处死,包括烧死,通常用燃料堆至齐脖子处或将其脑袋按入汽油桶中后点燃烧死。

9.司法暗无天日,共产党无法无天

“自我批评会”至关重要。因有任何过错均可能导致下台,每个人的历史上若有任何污点,均不安全。人人处于风险之中,老朋友,老同学之间讲话交流也得小心谨慎,对政权推行的任何政策有任何异议,皆被当作反革命。人人均在秘密警察严密监控体系下,随时可遭受逮捕,搜查。甚至连“死亡”一词也成为禁忌。人们多用“失踪的尸体”替代。

法律程序完全缺位。从未有过任何真实的审判。大批少年儿童被充作警察助手。相当数量成为间谍,他们躲在房内偷听私房话,查出藏匿食物,还有不少人被委任去监控其父母亲,看他们是否有政治异议言论。

任何未经明文许可者均属非法。任何小偷小摸行为,皆可被捕或处死。青少年的小偷小摸行为一般仅受鞭挞,若是成人则可处死。酷刑者通常是红色高棉的军人,但时常也有由同事充任的。关键要表现得完全服从,任何不满均可解释成反抗、异议。惩罚旨在制造恐怖,故有时出现荒唐至极的处决。

10.共产党地狱般的监狱

原则上,柬共没有监狱。1978年8月波尔布特说:“我们没有监狱,我们甚至没有监狱一词。我们社会的坏分子,直接分配生产任务给他们干”。

佛教认为惩罚将在下一世,而红色高棉则立即实施惩罚。柬共大建“再教育中心”。殖民时代的监狱被废弃,仅在几个小省城保留,但设计关押2-3人的牢房往往关押30人。红色高棉政权通常用旧学校建设筑或弃废之寺庙做监狱。此种做法虽然与传统监狱,甚至最残暴政权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既不能改善被拘留者的生活,甚至无助于其生存。食品定量极小且奇缺:有时一合饭(仅够一人吃)供40个犯人!没有医疗设施,且拥挤不堪,导致传染病普遍流行;犯人长期戴刑具。妇女和轻罪犯人戴一幅手铐;普通男犯戴两副,有时用背铐;所有的镣铐皆固定于地上的铁桩。没有卫生设施,因而不可能洗澡;此种生存条件下的生存期仅3个月;非常少人进此种监狱后能生还。

直至1976年,约20-30%的犯人被释放,或许当时共产党仍相信中国式的劳教体制,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改造成新人。前政府官员和旧政权的士兵,若玩命劳动还真有机会生还。

许多父母亲于1975年4月17日被处死的20来岁的青年,被饥饿所迫往往沦为小偷谋生,他们被逮捕后不是受惩罚,而是被以最残忍的方式处死:

(1) 看守暴打或踢死;

(2) 绑住脚,倒悬梁然后踢死;

(3) 抓住孩子的脚淹入池塘中,直至呛水再提起,反复不断进行直到死亡;

他们与犯人的主要区别在于:犯人有的立即处死,有的慢慢整死。

酷刑在所有共产党政权普遍存在,但柬共在酷刑方面的创造性尤其病态和变态。最常用的一种酷刑是用塑料袋部分窒息,许多犯人本身业已体质虚弱,因而经不住此种酷刑而丧生;妇女皆受可怕的折磨。任何犯人,无论怎么强壮,那怕通过了所有的酷刑,通常拖几周甚至数月,结局全部一样,一旦被认为已榨干所有信息,便被处决;通常用小刀割死或用铁棍打死。同时用高音啦叭播放革命歌曲,以掩盖此种残暴的处决方式,引起受害人的惨叫的凄厉声。

一名妇女,因她已连续饿死4孩子,还被拒绝看望最后一个在医院病危的儿子,不小心打碎了食堂的一只汤匙而被关入监狱!

说英语也变成犯罪。K assie Niou1996年作证时说:他本人被关入Kach Roteh 监狱,被穿入皮肤的铁链与其他犯人串联锁在一起,被酷刑数月。每晚看守均叫2-3人出去,从不见任何人回还。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他善于讲述高棉传统神话故事给看守的孩子们听。614

S-21监狱共有2万余名受害人,其中约5%被转入专门关押高干的Tuol Sleng监狱,该狱的特点在于它是关押有道德品质缺陷的干部和失势领导人的专门监狱。S-21监狱是个特别强大的黑洞,从中几乎没有机会活着出去。最后2万名囚犯只有7人幸存。其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了1975-1978年关押的1万4,000人的名单,以及大量囚徒(包括高官)的坦白认罪书和审讯笔录。其中4/5是红色高棉成员,其余是工人和技术员,许多人是华裔,还有一些不幸落入红色高棉之手的外国人(主要是水手);该狱常年保持关押1,000至1,500人;其中1975年关200人;1976年2,250人;1977年6,330人;1978年一季度5,765人。2009年,柬普寨审判共产党罪恶的国际法庭审理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原S-21监狱长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案,公诉人要求判其40年徒刑,律师辩称他是执行上级命令,若不按上级指令行事,他自已小命难保因而要求免予处罚。然而,适用纽伦堡国际法庭确立的国际刑法原则,不能由于因被迫执行恶法而免责。可以预见其难逃法网。

“酷刑被认为绝对必要”。但问题是囚徒们死得太快了,往往在尚未完成坦白认罪之前便已死亡,因此在这座注定死亡的监狱,居然有最低需要的医院。1977年7月1日,114名妇女(90%是囚徒之妻)被绞死;次日31名男孩,43名女孩被杀害,他们全部是囚徒的孩子。1977年10月15日,418人被杀害;估计共有1,200名儿童死于S-21监狱。615

12.共产主义狂想曲:废除货币清空城市消灭市场

柬共1975年4月17日夺权后,一周内完全清空了金边市民,令全世界为之震惊。金边市民约有200万到300万人,清城过程中未发生大规模抢劫,仅约一万余孤寡老弱病残及全家自杀者死亡。其他城市也有几十万人被驱出城市,以致出现了整个国家约46-54%的人口皆在路上的奇观。在长达数周的旅途期间,红色高棉不提供任何食物和医疗,仅予平民24小时准备疏散,允许带一定数量的行旅和贵重物品,同时下令毁灭一切身份文件。被赶出城者,只要村长同意接收,允许各自投靠农村的亲友。数月后,许多被赶出城市投靠农村亲友的市民被重新驱赶至驱逐中心。这次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再有任何发言权。1975年9月,几十万人被从东部和东南部驱赶至西北部。个人被驱赶3到4次者不足为奇。大规模驱逐平民始于1973年,约4万人被从卡克欧(Kakeo) 省强迁至与越南交界地区。柬共军队攻占的第一个城市克雷缔尔(Kratie)后,立即强制清空整座城市。

13.共产主义乌托邦:强制农业集体化

波尔布特在1976年第一个4年计划中,拟以出口农产品换取发展轻工业,最后发展重工业的资金;规定每亩产粮3吨(1970年代亩产仅为一吨),扩大大米产区3倍,因而大建大型灌溉系统项目,目标是为每年收获3季(传统仅一季);其他农作物一律停止。通常每日劳动11-12小时,但在干部发动村与村之间的竞赛中,每天凌晨4点被迫出工直到晚上11点才收工,即被迫劳动17小时!以致不少青壮年最早累死。有些地区完全取消了休息日,其他地方改为每10日休息一天,但强迫参加政治学习。柬共想像的前景天花乱坠,但现实却是灾难性的。

1976年11月,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依难民报告估算,柬共实际播种面积已降至1975年以前的50%。Laurence Picg作证时说,农村道路两旁的大米农田几乎皆被荒废,东行10公里才能见到几个青年村姑在劳作,新人则无所事事,仅1/5的农田被耕种。

许多水利工程在第一次洪水的冲击下便被毁弃。任何批评均被视为对柬共的敌意而受惩罚。建设水利大工程,你所需要的教育是政治教育。负责人往往是文盲的农民。这种反科技反文化,往往伴随着反常识。不顾季节,地理,气候和生态条件,强制要求统一行动,规划,将传统的地块重新改造成每块一亩的标准田地。

有些干部下令砍掉所有的树,包括果树,以便彻底消灭有破坏大米习性的麻雀,因而毁灭了饥民另一食物来源。所有的人口均按年龄划分成组,完成特定工作标准化越来越普遍。饥荒被共产党政权故意用于达到私利和目的。越饿的人越不会亡命,因为跑不动。柬共像中共大跃进年代一样推广集体食堂,消灭麻雀运动也是毛泽东发明的极度无知的蠢事。

正如苏联和中国以钢铁为指标,古巴以食糖为指标一样,柬普寨以大米为目标。自1920年以来,柬普寨每年除了供本国人食用外,对外出口几十万吨大米。而1976年初实行集体化生产后,大多数柬普寨人每日仅有不到5两的大米供应,而且每况愈下。1975年以前,在Battambomg地区平均每人日均消费大米400克,而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一合共一个人食用的大米饭要由五个人甚至7到8人分享。因而黑市成为人们活命的唯一源泉,黑市所卖的粮食主要是由干部克扣死亡农民未申报的口粮。

Pin Yathay说:红色高棉医院的目的旨在消灭人口远胜于治病,在医院得传染病的概率更高,而没有医生证明,那怕你病得再严重,仍被迫出工。

14.共产党政权特有的制度性饥荒和瘟疫

由于红色高棉政权强制农业集体化,大办公众食堂,导致发生大饥荒和瘟疫,出生率降到几乎零。由1970年3%的下降至1978年1.1%;1989年38%的成年妇女为寡妇,同时有10%的男性为鳏夫。

据Pin Yathay作证说,在他所在的劳教营,1/3的犯人在1975年不到4个月内死亡,主要因饥荒,缺医及累死。在Don Ey村,饥荒使得出生率降为零,80%的居民死亡。1976年开始出现可怕的饥荒,1977年在饥荒达到高峰时,第二波大清洗同时进行。这次更具有政治迫害性质,目标是教师、富农和中农,且更加残暴。1975年清洗放过家属妇女儿童;1977年清洗则将已被处死者的妻儿老小逮捕杀害;全家被屠杀有时全村被屠杀。前总统朗诺称350个家庭在1977年4月17日被屠杀用于纪念解放周年!1978年屠杀对像转移至农民并达到最高峰。

饥饿与疾病夺去至少70万人的生命。

15.摧毁一切传统价值

Pin Yathay报导,一位教师因饥荒吃了亲妹妹;一位医院内勤,吃了一个年青人。两人皆被Ogre处死。一位教师在村委会当着他女儿的面被活活打死。Ly Heng作证说:一个红色高棉的反抗者被逼吃下自己的耳朵后再被杀死。还有许多吃人肝的案例。Haing Ngor证明说一个妇女被处死后她的胎儿,肝和乳房被吃掉。Ken khun讲述了一个厨师作了一个人的膀胱美餐与其上司分享的事例。这些案例表明柬普寨普遍变态吃人,业已丧失了一切人类道德和文化价值,尤其是毁弃了佛教慈悲的中心价值。

16.逼良为娼的政治体制:毁灭一切传统文化文明

红色高棉宣称其目的是创建一个平等的社会,正义,友爱,利他的核心价值,然而,所有的共产政权均掀起了一股自私,特权,不平等和反理性的恶潮。为了生存,人民被逼欺骗,撒谎,偷盗,变得冷漠无情铁石心肠。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人人皆成为骗子或小偷。因为这是生与死的问题。凡是不骗不偷的人,只有死亡。柬共在取得政权30个月后才公开于1977年9月27日正式公布。波尔布特本人于1976年3月“选举”时才首次公开亮相。Pol Pot 与Saloth Sar,一个共产党军官,1963年逃入丛林者是同一人。他始终保持神秘,既没有肖像,也没有官职,没有官方传记,始终没有文集或思想著作,其人性格无踪迹可考。只到1979年1月以后,许多柬普寨人才知道波尔布特就是Angker。

最高当权者们丧失了长期以来人类慈爱和尊严的准则。波尔布特自1963年消失于丛林后,即便在1975年4月17日以后,便未与其家人有过任何联系。他的两个兄弟与弟媳与其他人一样被强制迁徙,其中一个很快便死于非命。603

共产党政权用尽一切手段破坏家庭联系,视之为极权目标:使每个人完全依赖于柬普寨共产党。夫妻时常被隔离数周或更长时期。儿童和青春期少年,有时被分离半年见不到双亲。母亲们被鼓励越少见孩子越好。由于通讯邮局中止,经常亲人死亡数月后才知道真情。许多领导人与其配偶长期分居。

丈夫对妻子的权力,父母亲对孩子的权力被冲击破坏。丈夫由于殴打妻子可以被处死;孩子可以因挨打而抛弃父母。因任何污辱和伤害,将被强迫在村委面前公开作羞辱性坦白。

强制简化葬礼仪式。隆重葬礼,尊重死者的传统意义有重大价值,转世轮回,或成孤魂野鬼,拥有骨灰至关重要,这些传统价值皆被毁灭。由于丢失牛,人即被打死;或由于打了一只公牛,就被酷刑致死。

一切传统,文化,艺术,舞蹈,绘画,雕塑皆被废弃;这显然是对中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仿。此种拒绝尊重死者,传统,是否定人类生命价值的自然反应。

前部长Hu Nim坦陈:“我不是个人类,我是个动物野兽”。605柬共的教条中有:“你有个人主义倾向,你仍有同情心和友情,你必须抛弃引种情感,抹掉你心中的个人主义”;“你要相信Angker”!

17.愚昧至极的疯狂

柬共深受毛泽东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影响,旨在铲除任何在贫农家中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回国的柬普寨人必须抛弃几乎所有的行旅和图书。任何帝国主义的作品,法文,英文及高棉语(封建文化的遗产)均在彻底毁灭之列。不再允许任何外国图书。由于革命意味着从零开始,柬共居然下令烧毁一切身份及学历证明。“只有新生儿最纯洁”。教育缩减成:要么根本没有学校,或者仅有一些教5至9岁儿童识字,阅读,书写和唱革命歌曲的班级,而老师们大多都是自己也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实践的知识远比书本知识重要。“与毫无用处的书本知识比较,我们农村儿童也有非常有用的知识”。

在波尔布特时代,确实是由儿童负责。大多数战士特别年青(仅10来岁)。西哈努克的卫队多由少年组成,他们经常通过虐待猫来自我娱乐。儿童少年被强征入伍后,立即失去与家人及村庄的联系。住在与人群相对隔绝的兵营,使之害怕,政府予他们良好的待遇,他们知道自己有全权,比成年干部远无怜悯同情心,在清洗时,他们无需工作还可以杀人。15岁以下的战士更加可怕。“他们很小时即被征入伍,唯一所教的事是纪律。他们学习服从命令,而不会质疑其合理性。这些儿童士兵没有任何宗教或传统的信仰,唯有红色高棉的命令。这就是为何他们杀自己的人民甚至儿童像杀蚊虫一样的根源”。621

直到1978年,唯有“70”子弟可以允许入伍成为战士。“75”子弟则经常招聘8-9岁的儿童作间谍。L anrence Picq证明说:6名9-13岁几乎不能阅读书写的女孩,却成为儿童医院的医生。但是柬共给予每个女孩一个大医疗包,他们的工作即是注射。“我们的儿童医生,来自农民家庭,她们已作好为她们的阶级服务的准备。她们特别聪慧。如果你告诉她们:那红色的箱子里装的是维生素,她们能记住!示范她们如何打针,她们也能记住!”中共在毛泽东专权时则在农村大力推广“赤脚医生”。

T onle Bati 1975年夏在干部会议上发言:“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的技术,在我们的新制度下,我们无需送我们的孩子上学校,我们的学校就是农场。我们用梨来写作,我们无需考试或文凭,知道如何种田怎样挖沟,这些就是我们的文凭!”中共则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泽东自1966年始废除大学教育整整10年,被柬共发挥到极致。

“我们不再需要医生,如果有人要做盲肠割除手术,我就能做。那非常简单,无需到学校去学。我们不需要任何资本主义的专业,我们不需要医生和工程师,我们无需教授来教我们做什么,他们全部都已经腐败。我们需要人民在田地里劳动!我们有些同志仍戴眼镜,如果我挥拳击你的脸,而你退缩,那么说明你看得很清楚。人们戴眼镜是为了好看,这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是因为虚荣才戴它。我们不再需要这种人。那些自以为帅的人是懒汉,是吸取他人能量的吸血虫!”最后,男女干部排成一条直线,使劲高呼:“以血还血!”“复仇!”“柬普寨革命万岁!”

对性关系和婚姻的强行限制,加上过渡营养不良,时常也扼杀了人的性欲望。柬普寨的出生率从1970年的千分之三十下降至1978年的千分之十一。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对民众的荒唐禁欲,而对共产党高官的纵欲的制度性扭曲人性的举措。

共产党做任何事均是随心所欲的。波尔布特及其党人不可避免地将经济和军事灾难,归罪于叛徒或剥削阶级的破坏,从而为恐怖之炉添加了更多烧料。导致该政权从未摆脱战争状态,仇恨则总是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流,进而演化成血腥的病态膨胀。

波尔布特学毛泽东之“千万不要忘记阶极斗争”而教导其党人“你们应当永远不忘阶级斗争”。其它共产党政权及为红色高棉辩护的人们宣称:“波尔布特政权是某种极左现象,或浅薄伪装成共产主义的红色法西斯。”但如今可以确认无疑,红色高棉确实是共产主义家庭成员。柬普寨共产主义与中共之共产主义极密切,远远超过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联系。624

柬普寨合作社明显复制于中共之人民公社。强制性公共食堂,公管儿童计划,大型水利工程,所有有用的工具和设施的集体化,集中生产一种或两种农作物,完全不现实的生产指标,快速完成任何事项和任务,相信良好组织的人力的无限可能性等等皆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

毛泽东曾说:“有粮食和钢铁在手,任何事情都好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红色高棉则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大米,我们就有足够的任何东西”。似乎波尔布特不知道或不在乎中共的大跃进是如何收场的,“让我们采取大跃进的方式,来建设我们的祖国,一个宏伟的光荣的巨大的大跃进”!其回报同样是一场巨大的谋杀性的大饥荒。627

清空城市术可能受到了中国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启发。红色高棉似乎受到毛泽东思想或毛语录的影响远大于中共的实践经验的影响。

Margolin认为“中共从未有破坏教育体系”。然而,该作者显然对中共的实际了解非常有限,毛共1952年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随后的反胡适,反胡风运动及1957年反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特别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得一塌糊涂。即使今日中共在从幼儿园至大学研究生院所有大学院校及中小学校均强制党化奴化教育,实际上也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国的公民教育体系。因为党化教育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公民意识和独立思想人格和精神,不少人其实成为废物。(627)红色高棉使用的迫害类型的主要影响明显来自中共。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模糊不清的劳教体制,相同的自传和坦白历史,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等级中的职位,取决于家庭出身。家庭出身至关重要。以极权方式要求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密集参与政治。(628)

Margolin还认为“中国囚犯通常受到良好待遇,酷刑被禁止或极少使用”。“中共的劳改劳教是出于真心实意”。作者显然受到中共宣传的欺骗,因为中共的囚犯所受待遇只会比苏联的古拉格严酷,而中共酷刑犯人之残暴下流无耻登峰造极,且司空见惯。诸如法轮功学员群体性污辱,性强暴;中共对人权斗士郭飞雄和高智晟的多次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更是残忍至极。在柬普寨酷刑被普遍体制性使用。几乎无人能活着离开监狱,事实上囚犯死得特别快。“中共和越共大规模迫害呈波浪式起伏状态。有相当时期的平静。受害人口仅占一小部分”。简言之,柬普寨共产党的毛主义在许多方面,远比中共更接近于化的斯大林主义版本。

18.波尔布特恶魔残暴致极的根源

波尔布特有个姐姐和侄女是个蹈演员,是国王(Monivong)的二房;一个兄弟任皇家皇宫军官直至1975年。他本人儿童时期曾在皇宫生活过一段时间。悔过的意识导致他有摧毁整个旧世界的渴望。

1963年,他离开闹市进入金边附近的丛林,消声匿迹多年,迄今无人知道他在该期间的情形。不过,他变得日益多疑。当他掌权后,每个见他的人都须经过搜身,他不停地迁移住所,怀疑他的厨师要毒死他,曾处死一名电工。斯大林、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等独裁者均有此种多疑症。

从1950-1980年,他经常被描述成一个敏感,害羞,热爱阅读法国诗歌,广受学生爱戴,充满革命热情的宣传家。但作为政客,他逮捕了他的许多老战友,包括数位被公认为密友者。他从未回答他们的求救信,反而指令使用最残暴的酷刑对付他们,最终杀害他们。

他的姐夫,也是他最亲密的同仁(Ieng Sary)后来指责他是个自大狂:“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无与伦比的天才,在军事、经济事务;保健学,作曲,音乐,舞蹈,厨艺,时装,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撒谎的艺术等各方面。他认为在整个地球上他高明于任何人,他是地球之神”这种描述与斯大林神似,难道仅仅是巧合吗?630

或许波尔布特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失败,是因为半途而废,因为未能干净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腐败和无法控制的城市,知识份子骄傲于知识,只想自己的利益,金钱和所有财务机构,资本主义的遗迹,渗透入党的核心中的叛徒们。

红色高棉渴望用“新人”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在现实的重负面前注定失败。不情愿放弃该计划,使共产党政权滑入血海深处,不择手段以便保住权力。波尔布特期望成为列宁,毛泽东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光荣继承人。但是,代之者是歪曲性模仿马克思主义的另类先驱,为其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背书,诸如秘鲁之(Sendero Luminoso),斯里兰卡之(Tamil Tigers )和Kardistan之工人党。

1975年,红色高棉的活动分子加上同情支持者一共仅有约12万人,且多数是近期新加入者,士兵仅占约一半。只至内战中期,红色高棉完全依赖越共的力量。1975年,柬共仅有约6万名战士,却能战胜20万高棉共和国士兵主要因为后者道德沦丧。共产党的力量其实也很弱,1970年仅约4,000人,至1975年才1万4,000人。任何负责人和情报干部,所有被提升至干部职位的农民都相当无知,他们时常误解和误用革命原则。红色高棉政权的疯狂,由于其极度无知低能而加剧,不安全感,危机感则唯有用增加暴力来补偿,进而恐怖亦随之增强,以致恶性循环。结果是一种缺乏安全感,普遍不信任,恐惧未来牢控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与世隔绝的领导人,更易产生到处都是叛徒的狂想,致使盲目的镇压漫延。“人可能不时会犯错,误捕某些人,但永远不能让一个坏蛋溜走。”

19.红色高棉病态疯狂的原因

主要原因大体有如下几项:波尔布特本人,柬普寨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综合影响。

“高棉革命史无前例,我们正在试图取得在历史上任何时侯从未有过的成就”。红色高棉几乎从未援引马列甚至毛语录。其民族主义与西哈努克和朗诺相似;越南是第一号欺压国;同时国家被描绘成某种属于神的,有着光荣历史的世外桃源,是与他国无异的国度,其使命在于为整个星球引领进入新秩序的方法。616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独特的革命,有任何国家敢于像我们一样废除金钱和市场吗?我们比中国好得多,他们尊敬我们。他们正在模仿我们,但他们尚未成功。我们是全世界的好榜样。”柬共官方宣传如是说。616

甚至当波尔布特被解职后,他仍相信1975年4月17日,是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之外,历史上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节日。红色高棉的极端残暴源于其领导人的狂妄野心与其面临的巨大障碍之间的矛盾冲突。617

有学者认为,佛教是导致柬普寨共产党极端野蛮的原因之一。佛教教义模糊晦涩的作用,对当代人的不关心及对社会现实的超然度外,及报应仅在下一转世的观念,煽动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实施。其反个人主义及转世轮回说教导致的缩命论,面对被认为不可避免的命定之事强调忍辱负重。因此,消磨了佛教徒针对现实的反抗意志。“或许你前生干了坏事,因此你今日受报应”。虽然佛教徒受到残酷镇压,但他们不像信奉伊斯兰的Cham族人那样激励起反抗。

Henri Locard认为,波尔布特主义的残暴源于西哈努克镇压的野蛮。按年代顺序起因,无疑是对的,但从宗谱学的观点分析,则断不能成立;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政治目的,决非对西哈努克的应对,而是基于由列宁创建的斯大林、毛泽东及胡志明延续的共产党残忍蛮横毫无人性而充满兽性的传统。

红色高棉寻求报仇雪恨,价值观完全颠倒。学历、资历变得一文不值。洗厕所的工作成为最抢手的职位。对城市的仇恨和恐惧到了病态地步。金边在红色高棉眼里成为“眉公河上的大妓院”,强迁首都的原因之一乃是柬共想像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朗诺政权有一项秘密政治军事计划,特别旨在解放后,用金钱、酒和美女腐蚀我们的战士,消磨他们的战斗意志。”620

(1) 法国的影响。由于柬普寨共产党领导人(几乎全部,包括波尔布特)均曾在法国留学或曾是法共党员,许多人曾接受法共的军事训练。Suong Sikoean副司令解释说:“我深受法国革命影响,特别是罗伯斯比尔,他是我们的英雄。罗伯斯比尔与波尔布特均具有决断和正直,诚实的性格。”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实践性远高于理论性,他们真实的利益乃是实践“真正的社会主义”。

(2) 事实上,越共具有最大的影响(尤其在初期), 最初柬普寨共产党只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完全受越共控制,最终于1951年由胡志明分成三个国家分部,直到内战爆发,柬共从未显示任何与越共的独立自治性。甚至在朗诺政变后,也是由越共向解放区委派柬共干部。越共的策略是将柬共带回与西哈努克的谈判桌上,而柬共拒绝谈判。

(3) 实际上,南郭以为中共才是对柬共影响最重大的根源。尽管在某些方面柬共与越共极相似,诸如,神秘性,模糊性,联盟,战时共产主义。但是每个了解中共真实历史,特别是自大跃进以来的毛共史,则无可否认,柬共所采用的所有惊世骇俗的极端共产主义举措,均源于中共之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愚昧狂想。1973年柬共与越共交恶后,决定变换“老大哥”为毛共。1977年9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正式访华时说:“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但他在未夺权之前,曾三次秘密访北京,均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自接见。第一批中国技术员于1975年5月抵达金边,不久至少4,000名(Kiernans说共有1万5,000名)落脚柬普寨,同时中共政府承诺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这一事实证实,波尔布特在夺权之前的1973年开始便已获得中共的大力扶持。甚至许多柬共独创的酷刑实质上是在中共专家指导下的杰作,有一种活取人脑机就是中共专家帮助柬共制造发明的,专门用于活体提取囚徒的脑液供领导人长寿进补!(626)而邓小平于1979年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正是在越共军队于1979年1月入侵柬普寨的关键时刻,这决非巧合,而是中共欲挽救其扶持的波尔布特政权。

(4) 北韩亦有某些影响。平壤是波尔布特作为政府首脑时常访问的两个外国之一,有相当数量的朝鲜技术人员入柬普寨帮助重启工业。取自金日成的哲学,波尔布特采用了不断清洗和秘密警察和间谍术,同时阶级斗争的说教被搁置一旁,以人民和一定数量的叛徒之间的某种辩论取代。在实践中,意味着整个社会受迫害。而没有任何团体能接管党国体制。

20.柬普寨共产党暴政的恶果

柬普寨共产党除了在与西哈努克政府及朗诺政权内战期间杀害了至少60万军民之外,在其夺取政权后的3年时间内,以马列原教旨为指南,受中共专家的直接指导,凭借超极极权独裁体制,利用秘密警察和少年儿童军人,通过体制性屠杀前政府官员、军人,恐怖暗杀反复清洗党内外一切潜在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以近似谋杀性质的反复强制迁徙,群体虐杀城市平民,灭绝少数民族,利用地狱般的监狱和集中营的残酷虐杀和谋杀性的饥荒及体制性的强劳,屠杀和害死至少200万平民(包括妇孺老弱病残及40万华裔中的20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迄今中共政权不但从未谴责柬共屠杀华裔的罪孽,反而极力阻止审判柬共的国际审判);系统毁灭宗教,疯狂屠杀信众;摧毁一切传统文化,颠倒一切人类文明价值观;废除金钱,清空城市,消灭市场,消灭阶级,毁灭学校文化知识,迫害知识份子和一切专业人士,强制集体化,狂想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近70万人;柬普寨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全部目的在于飞速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超级天才,狂妄地想成为超越马恩列斯毛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导师。

1979年,42%的孩子至少失去了双亲之一,其中失去父亲者比失去母亲者高3倍;7%失去双亲。1992年与世隔绝的青少年64%至少失去双亲之一。今日柬普寨社会恶漫延,犯罪相当普遍且十分暴力,因枪支很容易获取;到处皆是腐败,绝大多数柬普寨人表现得互不尊重,极少有社会团结感,似乎没有人有任何水平的公共利益感。几10万逃难海外的难民,迄今仍时常感到恐怖,以致恶梦连连,丧气比率最高。1985年放弃集体化后,生产增收几乎立即摆脱了食物匮缺的困境。“除了朝鲜之外,各亚洲共产政权群体恐怖和试图控制良心的极权,如今已成记忆,政治犯已极少”。南郭以为作者此论显然是对中共极权流氓本质的误断。只要一个国家不存在思想,言论,舆论,新闻,出版,结社,教育和学术的真正自由,既无独立司法,又没有独立自由媒体,且党禁报禁言禁一党专政独裁的国度,此种社会只能是极权社会。而中共胡氏暴政下根本没有上述任何一项自由,更无任何独立司法或独立媒体,其极权如何可能莫名其妙地消声匿迹?!老挝政治犯从1985年的6-7千人,降至1991年3月的33人。越南情形相似,中国多少也有所减缩。“劳改劳教计划似乎也日益成真”。必须指出:中共的劳改劳教体制是建立在极端蛮横无理的流氓恶法基础上的最蛮横的超级奴役剥削体制,而决不可能有任何实质进步意义。1956年,毛泽东的反修防修领导迅速使亚洲共产党卷入其中。越南的农业改革,几乎是中共土地改革的翻版。除柬普寨以外,所有的亚洲共产党国家均有深厚的儒家传统,柬普寨的政治传统与印度更密切而与中国不一,这一事实可能是为何其暴行如此普遍和血腥的主要原因之一。共产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极权的暴政,而红色高棉极可能是其中最野蛮、疯狂、残暴、无知、愚蠢因而造孽也最深的一个。@

[1]本系列编译主要参考资料:(1)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Jean-Louis Margolin, Cambodia: The country of Disconcerting Crimes, 《柬普寨(共产党政权):令人难以置信的犯罪国度》,作者是法国Provence大学讲师,CNRS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2)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作者是哈佛大学历史教授;(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4)Robert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4.作者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专拦作家,〈经济学人〉杂志副主编;(5)R.J.Crampton, Eastern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fter,2ed,(London 1997); 作者是牛津大学东欧历史系教授。(6)Geoffrey Hosk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dition,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作者是伦敦大学东欧研究所教授;(7)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New York 1989)作者美国当代主要思想家之一。

[2]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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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0 8:3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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