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其病在骨 校长教授诊断配药

【大纪元6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思源报导) 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在最近公布的“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再一次引发“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图片来源:网络)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大学精神虚脱 才子加流氓将贻害社会

针对目前高校现状,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概括为两大特征:大学精神虚脱,功利主义盛行。

6月22日,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杨玉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盈利手段。” 他担忧过分功利化把大学引向歧途,“才子加流氓”、“才子加帝王气”等异化型学者将贻害社会。

他说,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 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

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杨玉良疾呼:“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

怎样才能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杨玉良认为,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他举例说明,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课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杨玉良指出,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图片来源:张鸣博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大学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快?

为一个同事的教授职称问题、为一群学生被学院克扣论文打印费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系主任张鸣与院长李景治发生冲突。2007年3月,张鸣在博客怒揭校园“潜规则”,称“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已经把教师变成了奴才”。随后,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张鸣教授的系主任职务。

张鸣事件受到了网民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揭开教育体制弊端的盖子,掀起了有关“学术行政化”的公民讨论。

“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张鸣一语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

在《大学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快?》一文中,张鸣写道:“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 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做学问,那么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 再不就自己走人。”

在郭宇宽专访中,张鸣谈及最大的担忧。“历史上稍微有些出息的学问都是自由的心灵创造出来的,在庸俗压抑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我们可以不尊重这个规律,最后的危机是,中国学术界被淘汰出世界学术圈。一帮人关着门,玩得自得其乐,拿老百姓纳税人的钱,投上所好,一级哄一级,哄领导高兴,最后整出一堆对社会毫无意义学术泡沫垃圾,在国际上根本拿不上台面。这种危机已经很明显了。” (《张鸣:学术机构官场化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让在衙门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处的官员们自我改革,等于要求人家自断其臂,引刀自宫,而在呼吁者,等于是与虎谋皮。因此,目前大学的改革,只有在外部压力之下才有可能。而这个外部压力,来自于开放。”张鸣在杂文《大学不只是官家的事》中为高校体制改革开了药方。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崇尚学术精神 去行政化

“外行领导内行,浮夸之风日盛,年轻人都愿意当官”,朱清时认为这些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落后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今年1月,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朱校长指出: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就叫做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

朱清时之所以愿意重新出山、接受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聘书,理由很简单:这所大学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成为一所完全新型的大学。这所新大学的一大理念就是去行政化。“要用学术和科研来赢得尊重,而不是凭行政级别取得尊重。” 朱清时深知,打破这套体制是非常艰难的,但去行政化是高校改革的必由之路。

对于朱清时的改革,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大可毫不讳言:“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在公务员全面专政的时代,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幸免于难。”

网民们也是有赞有忧

“一针见血,揭了最致命的疮疤,很多人会很痛很痛,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朱院士的教改成功了,便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政与教育分家是一件好事,但并非易事啊!”

“道理不用再说啦,大家都是明白人,搞成现在这样子,一看都知道怎么回事。关键是你这样做可行吗???我看悬,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

“根源还是体制!”

“中国所有怪胎事情之所以出现,归根到底不都是权力垄断造成的吗?不改变一党专制一切都是废话。”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图片来源:网络)

美国商学院教授谢田:中共专制是中国教育的最大桎梏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人才不是一天两天培养出来的,是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师资力量、学术气氛,在中共专制下,官本位,学术被压制,无独立精神,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发表言论的自由,就没有创新,就没有培养杰出人才的沃土。”

谢田指出,对中国教育最大的桎梏,就是中共对学术界的极端控制。在美国,不遗余力地捍卫学术自由的是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而在中国,没有中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一个代表教育界独立力量的团体。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主张,办大学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 三个目标。那么,中国的大学离这些目标有多远呢?

谢田提到,2007年有一项关于大学教授在学校至关重要的 决策中的影响力的调查,中国教授在17 个国家 (地区) 中敬陪末座,其百分比都是个位数(2%—9%),而其它国家如日本、美国、韩国,都高达50—60%,甚至80%以上。

“这个结果令人深思。” 谢田说,“维权声浪中,中国民众日益觉醒,知识界已经落伍。要知道,在正常社会,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是应该站在觉醒的前沿的。”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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