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产业化偏差 学者:关键在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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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净综合报导)“教育产业化”最先在美国提出来,并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则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学者指出,关键在于这个政治体制不是一个民主体制,而是一个“极权体制”。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最初是由斯坦福大学提出来的,本意是将大学的知识和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此,斯坦福联合周边几个大学创办了硅谷科学工业园,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作用。

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义务教育学费有价,杂费无底;特色班、培优班、补课费的通行使中国投入义务教育的资源被公开盗卖;高等教育学费年年看涨,考证热成为赚钱机器。

据《北京青年报》报导,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专案,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每年300亿左右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应当是5000亿元。

经济学家何清涟曾指出,因为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按照世界平均水准,教育经费的投入是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六点几,而中国前些年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三左右。这个数额比台湾的百分之十左右要低得多。包括比中国要穷得多的像非洲的加纳,都比中国要高得多。所以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国的国耻。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接受了媒体采访,当被问及中国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有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时,托马谢夫斯基的回答是:“没有”。她说,中国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几乎比任何一个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穷国乌干达,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都比中国做得好。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中国一些大学为了赚钱盲目扩招学生,很多大学登广告招收那些没有达到正规大学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这些大学的学费昂贵,但是文凭没有什么价值。

中共“教育发展”新思路:折腾创造“经济效益”

大陆一些有识之士表示,在中国社会普遍民众中几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中共权贵们的“折腾”,可以为他们创造出“经济效益”。而且往往是越“折腾”,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越多越大。

因此在政府机构官员越来越人满为患,越来越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便酝酿出了寻找折腾人民群众的“金点子”。于是在中国,千方百计折腾普通公众的一个个“政策”措施,包括百姓称之为难以承受的“三座大山”中的教育、住房、医疗改革,即所谓“产业化”应运而生。

经济学家何清涟指出,产生这么多问题关键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不是一个民主体制,而是一个“极权体制”。那么他们这部分人觉得怎么样做有利于维持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怎么样做,基本上不考虑人民的利益。中国教育之所以出现这些畸形现象,其实就是长久以来这个政府对人民不负责任造成的。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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