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呻吟》的目的是希望引起最高层的重视、思考，然后采取有效行动解决该材料所提到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更希望能从根源上预防、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16年前，一位从前的学生说：“韦老师，林场占他们土地，惨得很！你帮帮他们吧！”于是我涉入本材料中提到的贵州册亨“584”造林工程。
广西雅长林场是在2003年腊月，雅长村民找到我。
97年8月，安全部门对学校领导说：“这一段时间你叫他不要出门”（天生桥8•13事件），我才开始对广西、贵州交界处的红水河一、二级天生桥水电站有些印象；8年后即2005年9•01事件，一位同事说：“你去找×××吧”。
2004年在了解雅长林场时，江边乐业县、册亨县一些百姓说：“几年后，龙滩水电站淹没，我们肯定还会去找你”。他们早预料到有那么一天。
在中国，任何一项工程，有哪一项不存在挪用、套骗？有哪一项不存在损害百姓利益、克扣百姓补偿款？？只是我和村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问题会那么令人不寒而栗。
在红水河十大梯级水电站中，仅举龙滩水电站为例，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开发局桂移发[2006]7号文件，天峨县农村移民补偿人均9.7万元；2007年12月《河池日报》，龙滩库区农村移民补偿在8—-10万元。可无论是天峨，还是其他几个县，农村移民所得到的补偿只在4—-4.5万元，整个龙滩库区农村移民少得到的淹没补偿款就达40亿元，即使打五折，20亿元也是天文数字。怎能不令人胆战心惊呢？？怎能不令红水河沿岸百姓呻吟呢？？
农民们说出他们的冤屈，抖落出他们受到的不公对待，我把这些记录下来，无论是“说出”还是“记录”，都是人自然拥有的天赋权利。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早已不是几十年前文革那样喊一句“打倒×××！”就会坐牢，烧香祭祖时不小心把毛主席像烧掉就会被枪毙的时代吧。尽管那些权利是自然赋予，不过，广西、贵州某些地方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对我的出现太敏感。
97年从世界的另一极得以解脱，十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被有意无意地告知公安机关、安全机关仍在“关注”。曾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位老师到某县准备筹办一所小规模的私立初中，教育局表示“欢迎”，临近开学，县府压力，教育局下文“勒令停办”，从此，背了一大笔债。2006年春，广西公安厅托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公安局向我正式提出“训诫”：“不准你踏入广西一步！不准你干涉移民的事情！”召开十七大，我每天早上8点要准时到附近派出所“签到”，换一次租住房屋，我又要去另外的派出所按黑手印，写简历……
2008年7月到某县一所私立学校任教，一个学期后，教育局局长召见校长：“你们得找个理由把他解聘算了”，校长顶住压力；又过了一段时间即2009年8月，县委副书记李××又召见校领导：“限你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解聘他！”李书记向校领导道出原因：“你们学校要配合政府，要支持政府，我们县的烂泥沟金矿（中国一个特大型金矿，该县也自称“金都”。），龙滩水电站，董箐电站，以及县城扩建涉及的农民拆迁、补偿问题等等，那些农民闹得很凶，万一他到那些地方去鼓动，农民不是要造反了吗”？
李书记过高估计我的能耐了，他不提我还没想到呢。那几件事我不了解，可要不是县府克扣水库移民、拆迁移民补偿款，要不是政府随意侵占农民土地，他们为何“经县委常委会讨论”，要求私立学校配合他们把我赶走呢？
校长考虑我和女儿生计问题，考虑到我女儿入学问题，他不忍心赶我走。校长说：“我们每一年录取重点大学的人数比七、八倍于我们的公办学校还多，我又不要政府一分钱，随他们怎么整，我只是担心他们对你下黑手”。只要天黑以后我不出校门，我也不怕下黑手，只是县委县政府要收拾一个私立学校，他们有很多法子。
我不想拖累别人，也不想给好心人带去麻烦，不得不思考未来的出路。无论到哪地方，盖巴掌印、写简历是免不了，人大开会再去“签到”也忘不了，我不会计较，只要不剥夺我谋生的权利就行。
由于泥菩萨过河，种种种种原因，使我对本材料所列举的某些资料不能再进一步核实，不能保证千分之千准确。《呻吟》的材料，大多数是可以直接作为法庭证据，余下的至少可以作为调查线索。如果有人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人家才被罚款2000元，你为何写成2001元？人家是5月1日上午释放，你为何写成5月1日下午？他家没得到补偿的只有2.5亩，你为何写成2.50亩？你这是捏造事实，已触犯××条××款，属诬告诽谤罪”，我认了！不过我相信会有一些具慧眼慧根的高人：“你那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重视”，那就谢天谢地喽！要是重视以后又能得到解决，在已建的九大电站中，20多万移民能得到被克扣的补偿款数十亿元，红水河流域沿岸百姓一定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几年来，在了解红水河及其流域的那些将要叙述的材料中，有不少村民提供很大帮助，因为有些是涉及他们自身或他们集体的利益，在此就不一一谢过。而如下的三位的情况有所不同。
2006年新年，我与贵州望谟蔗香罗洪海村长相识，他谈到移民问题时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相关的一些政策也是从他那儿获知。我知道蔗香村村民对他有诸多不满，关于蔗香乡、蔗香村的大部分材料也并非从他那儿得到，但他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为了与龙滩移民方便联系，他拿了一部手机给我，还有200元话费，只是100元的电话卡才打了三、四次就“欠费停机”，两次以后我干脆把那芝麻般的小卡片扔进垃圾堆。老罗对红水河下游的移民较为熟悉，2007年、2008年，我两次沿江而下，都是他和我一起，他既耗时间又花钱，这些了解也许对移民们有些作用，可与他不一定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望谟平洞原村干黄庭昌是一个仗义之人，暑假时，我说：“我想下去了解，可能要花半年时间才能把材料整理出来，要是下学期找不到工作，你们先借点钱给我，以后再打算”。老黄问：“一、两万够不够？”我说：“不用借那么多”。后来我找到了学校，暑假没有上班，我和老黄借了2000元。
广西乐业县雅长村民覃玉恒约30上下，他不是龙滩库区移民，因乐业结晶硅厂土地补偿问题，他自掏腰包来找我好几次，当我谈到我的难处时，他说：“我想法在几天之内找5000给你”，后来我从他那儿借了1000元。
3000元外加小覃、老罗兜里的“私房钱”足够我们几个人租船到龙滩库区游一个多星期了。
一、两千元只是普通公务员半个多月薪酬，也许只是某些人一、两餐饭的花销，不过那时对于我是雪中送炭。我感谢他们几位，希望他们都过得比我好，也希望天下人都过得比我好。
2009年夏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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