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0日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份子最关心的是如何恢复天朝的荣光。然而，从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人都找错了病因，开错药方。中国人以为问题出在别人船坚炮利，因此一直再想办法富国强兵。如今中国终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也已经不容小觑。然而，中国能因此回复到天下中心的地位吗？
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早在满清入关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韩就不再把中原视为天下核心了。
中土皇朝的“天下核心”地位，在满清入关后，遭受四方外族（尤其是日、韩）的强烈质疑。“华夏”是一种文化观，服装是华夏文化的体现。孔子对于“披发左衽”的介意，早就深植在信奉儒家的日韩知识份子心中。满清入关，摄政王多尔衮“流头不流发，流发不流头”的政策，不仅造成中土长期的反清运动，也造成日韩知识界“中土已经沦亡”的认知。而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结婚的情报、雍正皇帝继位时一些奇奇怪怪的传说，更让日韩知识界认为统治中土的乃是禽兽，已经不配作为天下的核心。因此，大清帝国虽仍是当时东亚军事力与经济力最强的国家，实质上早已丧失四方外族的由衷尊敬。
中国的汉人政权先后亡于蒙古、满州两个“蛮族”，对日本的冲击很大。子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华夏”与“夷狄”不是血缘的概念、不是地缘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遵循先王的礼教就是“华夏”，不遵循者就是“夷狄”。“夷狄”若遵奉“华夏”的礼教则晋位为“华夏”，“华夏”若失去礼教则退位为“夷狄”。日本人将这个概念称为“华夏变态”。在清廷入主中原后，朝鲜人和日本人都认为中国失去了“华夏”的地位，而沦为“夷狄”。日本人又比朝鲜人更进一步，认为以他们自己对儒家的尊崇，应该取而代之，自称为“华夏”。后来在德川幕府末年，西洋势力进逼时，许多日本学者的文章之中，都有要保卫“华夏”的文明，要对抗“夷狄”的概念。这也是为何后来日本人称“中国”为“清国”、“支那”而不用“中国”这个字眼的缘故。
至于韩国，在朱子学的影响下，李氏朝鲜前期的士大夫是完全接受大明作为天下的中心，而自己则为这个体系底下次一级的“小华”或“小中华”。从那个年代的韩国士大夫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华”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
明朝灭亡后，李氏朝鲜受到很大的冲击。李氏朝鲜虽然被多尔衮打败，而被迫向清帝上表称臣，但却很奥妙的一心想替明朝报仇。李朝孝宗不但终身准备北伐，并且花了大笔金钱支持中土各股反清势力，连派到大清朝贡的使节其实都在替反清势力做情报工作。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秘密，在李朝孝宗、肃宗、英祖、正祖实录里面却都有记载。在清代，李氏朝鲜完全丧失对中国的敬意！
李氏朝鲜的朝廷对清帝国的态度不友善，士大夫则更加鄙夷。他们认为中土已经失去中华的领导地位。不同于日本从此取而代之的心态，朝鲜士人不认为朝鲜从此是天下的中心，而是把匡复“中华道”作为他们的终身使命，这比孙逸仙的“恢复中华”还要早两百多年。一直到李氏朝鲜被日本并吞，朝鲜社会对于中华道德的追求，可以说是根深柢固的。
朝鲜末期的动荡不安，很重要的原因是李朝高宗和他的王妃（明成皇后）引进各股势力，想要藉由国际平衡（驱虎赶狼）来争取朝鲜最大的独立空间，却不幸玩火自焚所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李朝高宗的生父大院君李罡应、高宗本人、闵妃，以及各派朝鲜官员，其实都不是真正把大清帝国视为宗主国，而是当作一个可以操作、借用的外国势力。明成皇后的努力虽然是以悲剧收场，甚至整个国家也因此被日本灭亡了，却被后来的韩国人视为一段值得歌颂的故事。这不能单单以大韩民族的民族自尊心来解释，而要从李氏朝鲜后期朝野天下观的改变谈起。
“秦失其鹿、天下逐之。”儒家所建构的天下观，是以道德为中心的。后世中土帝王用经济力与军事力来支撑。但如果失去道德，即便清代康雍乾盛世长达一百多年，军事力与经济力比起明朝有增无减，日韩两个邻国仍对之丧失敬意，而在清朝末年出现东北亚大动荡的局面。儒家学说的力量之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当代的中国人常认为中国失去核心的地位是因为别人富国强兵、船坚炮利所致，所以如果自己的经济力、军事力够强大，就能恢复民族的地位。对照清代康雍乾时代作为东亚唯一的强国，却备受邻国鄙夷，可以知道这种见解其实是错误的。当今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把儒家文化彻底扫除之后，到底还剩余多少值得邻邦尊敬的道德基础，甚令人怀疑！一个道德备受质疑、军事力与经济力又未必能强过所有邻国的中国，梦想取得历史上的天下中心的地位，岂不是一场太过遥远的梦吗？@
（作者是政治学者，专攻政治史与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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