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2日讯】人各有命，人的命运是外力改变不了的。按照宗教学说，生命是不灭的，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过去世人的所作所为的报应，体现在今生今世的生命的整个过程中。过去所做的实事已经不可能改变了，因此，今生的命运也不可改变。今生的命运不可改变，但是，今生今世的生活环境却可以应人心的善恶而改善或变得更恶劣。
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一心为君分忧，为民推行新政。在他变法之前的担任地方官员期间的德行改变了地方百姓的人心，使人心向善而政清人和；德政所实施的为民措施，改变了当地的民生状况，但是，从根本来讲，王安石只是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应人心的向善的结果只是使当地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人的命运。也正是这段担任地方官员的政绩，使王安石以后的变法决心更加的坚决。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表面看是朝廷的保守势力和地方官僚腐朽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问题是，王安石是想通过一些政治措施改变大宋的命运，而一个朝代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一样，其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只是，如果这个朝廷上下人心的改善会使其上下一体的生存环境有所改观而已。
从根本上讲，朝廷之所以乱、地方官僚之所以腐朽、百姓之所以苦就是这个朝代人的整体在承受自己的恶果而已，而这样一个整体人群的因果报应的关系，岂能由一人之力而改变？王安石何德何能？个人强为的结果，无论用心善恶与否，只是使人心更乱，而人心更乱的结果就是使原本看似简单的施政方案的实施过程和结果变得出乎人的意料而已，当这些结果反过来使变法行为更强制化的时候，强制行为导致的恶行的最终结果，就是使整个朝廷和地方官员及百姓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的恶劣，当这一切循环往复的报应体现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决定了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结局。
商鞅，是王安石榜样。不同的是商鞅的变法为的是王权，王安石的变法为的是国家，行为相似、目地不同；目地不同，变法结果同样，只是这个变法的结果具体体现在王安石的身上的时候，结局没那么惨烈而已，这也是王安石一心为公的善报，这也是“法”家和“儒”家弟子行事的基点不同所决定的吧。
王安石曾经以《商鞅》为主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表明了王安石的品行的同时，诗中的一个“必”字充分的表明了王安石的变法决心，也预示了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的结局：
商鞅
王安石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不久，王安石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正直的人，最终无奈的退出了大宋的政治舞台抑郁而终，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个的千古之谜和令人费解的因果关系。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示,以及这个历史过程揭示的规律，同样体现在古今中外的一切事物的运行之中，这其中包括任何国家。对当今的中国更有启发。
任何国家都有盛极而衰的过程和历史经历。当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吐故纳新的施政都比较顺利。当这个朝代和国家处于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时候，矛盾到一定的时候，靠行政就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无论是谁和施政纲领有多好，都会白搭，就像当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中共体制中不乏为国为民干一番实事的人，但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全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都一样。前苏联好像是一个异数，其实，当时的改革派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是民众和军人稀里糊涂的解体了苏共，否则，他们也是死无葬身之地！这也是定数。
当今的中国，无论是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爱国人士，你们一切的美好愿望和雄才大略只能在解体中共之中和以后才能有施展的机会，否则，走的都是死胡同，无论你们的愿望有多好，这就是善恶循环的天理决定的，谁都改变不了。所有的隔靴搔痒式的计划和谋略都是笑话。
这也是这篇“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示”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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