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09月30日讯】一个多月前在一批中小企业家的聚会上，我谈及“商工农士”的关系，意犹未尽，在这里继续谈我的想法。
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开始，中国社会的各行业，就有以“士农工商”的先后来排列其社会地位。“士”是官员，农工商则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从业者。
经过两千多年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变迁，我认为现在的排序应该颠倒为“商工农士”，主要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来论。当然这个“商”，已经不是当年主要是商业流通的“商”，而是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的工商企业家、金融家，工是工人，农是农民，士则是官员、公务员。“士”放在最底下，乃是他们现在的名称是“公仆”，不是以往的“父母官”，背负为“商工农”服务与协调的责任。
为何把“商”摆在第一位呢？即使是共产主义祖师爷的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也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现在高科技的发展与全球化，更非马克思时代可比，所以工商金融企业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也更具重要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反商”而又可以得到经济发展的。
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法律；它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虽然这是以偏概全，但其不肖者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例如不时爆发的金融风暴。也可见为何有“商人无祖国”的言行，连命都不要，“祖国”算得了什么？但也因为资本的这种犯险属性，如果不进行适当规范，必然招致天下大乱，乃至亡国。
马克思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来解决这个矛盾；列宁、毛泽东更强调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这些都是血腥暴力；何况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所谓无产阶级，在执政以后，只是一个恐怖与无赖的剥削与压迫集团。其实解决这个矛盾，就该用民主国家的民主选举，用数人头，代替杀人头，以“商工农士”的选票来相互制衡，尤其以“工农士”的多数制衡“商”的膨胀，何况“工农士”在经济发展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民主选举的功能，也在于选择一个有能力寻找“商工农士”平衡点、领导社会永续发展的政府。当然，不是一次选举就可以解决问题，也可能选错；即使选对一次，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因此需要不断选举，追求最好。
台湾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威权统治，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以打出改革旗号的民进党必然与弱势族群站在一起，因此也容易被套上“反商”的帽子。其实民进党有执政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未来一定会更加理性地处理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不但会制定务实的经济政策，在与“反商”区割的时候，也不可忘记追求正义、公平的理念，不能再堕入国民党官商勾结的旧巢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