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36计(一)

王维洛博士
三峡工程36计
《三峡工程36计》书封(博大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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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天过海:低坝方案,请君上船

“瞒天过海”,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一计。

原文:“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拍板决策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向毛泽东提出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议。毛泽东本来是竭力支持以建设大坝和水库来治理中国河流的想法,但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使毛泽东火冒三丈,以致对大坝工程的热情骤然大减,便以战备为由,拒绝修建三峡工程的建议。

但是到了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却欣然接受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做出莫名其妙的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从此,中国基本建设开始执行毛泽东在建设中随时修改设计的方针,并给中国留下了无穷的祸害。直至目前为止,中国的党史专家们,对毛泽东这个指示的本意,还不能做出解释。

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峰按照毛泽东生前的安排接班,华有一个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建设十个大庆、以及十个鞍钢……,同时也包括了三峡工程,而当时提到的三峡工程,还是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批准的正常蓄水位二百米的方案(比较方案一百九十五米和一百九十米)。但如今,中共面对三峡工程历史,从来不提华国峰,因为华国峰下台原因之一,就恰恰是这个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

华国峰在权力斗争中失势,邓小平又回到了权力的中心,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谁也不否认,这位总设计师是掌握实权的“天子”。一九八○年六月底,邓小平在女儿的陪同下,经西安、成都,回四川老家省亲,而实际上,邓小平此次出访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亲自到长江三峡地区看一看,为三峡工程决策拍板做个“调查研究”。

七月十一日,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三十二号”轮船,沿水路出川,陪同的人员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水利委员会(当时称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庭琤、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注1)。

在轮船上,邓小平主要听取魏庭琤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魏庭琤在汇报中极力夸大建设三峡工程的效益:在防洪上,能保护中下游地区免遭灭顶之灾;在发电方面,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发电站,年发电量一千一百亿度,相当中国年发电量的一半;在航运方面,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有利于南水北调,解决北京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并且促进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等等。

其实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和区域发展几个目标,定义不准确,诸多目标之间根本是相互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注2)。

邓小平的老家是四川,三峡工程造成四川省移民过多,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为此,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整了他们的策略,不再坚持两百米方案,而是采取分几步走的方法,首先争取中央最主要领导人做出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决策,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提高正常蓄水位和大坝坝顶高程。他们提出了一个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移民人数不超过五十万(需要实际移民三十三万,有些县城因为大部分被淹没,要求全部搬迁,移民总数可能达到四十至五十万(注3))且主要淹没区域在湖北省,而不是四川省。为保险起见,甚至还做了预备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二十八米,坝顶高程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基本上不淹四川省。

于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对三峡工程进行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至此,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

注1:参见张爱茹、刘金田《邓小平视察纪实1957-1994》,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二○○二年,第三五一至四○四页。
注2:参见王维洛《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
注3:参见李锐《关于三峡工程的六个问题》。

博大出版社授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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