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1月01日讯】人类历史上，心中装着受苦人，在晚年离家出走的，在高耀洁之前只有一个，是俄国大文豪老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贵族晚年离开自己的庄园，坐上火车一路离去，为了寻找良心的安宁；而离开自己根深叶茂的大地和故国家园的中华民国贵族高耀洁，为的是寻找人身的庇护，以便把经年在中国血祸之河上独木泛舟的经历见闻披露于世。她把这当成自己人生最后一项使命。她现在每天工作几个小时，用她写得青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杀贫济富的凶手，誓为中国人为的血患作证。
她是不说英语、体质孱弱、形单影只的老者，她是秋日的霜叶，是暮色中的倦鸟。为了完成使命，她先是奉献了自己晚年的秋霜枫红，接着奉献了自己的故土的家国林园，最后切断了自己的退路。
这是中国礼仪之邦最后一位贵族的命运，这是旧中国、好中国、民国中国的最后一个身影。
一个人的战争
文 ◎ 北明
在血祸横扫之际，救援爱滋病患、照顾爱滋遗孤，本该国家各级政府和官员负责的工作、恪守的职责，高耀洁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担当了。悲哀的是，这样一位高尚的仁德老人，却在80岁高龄时被迫流亡美国。她的经历恰是当今仁德之道在中国的处境。
高耀洁教授是退休之后开始全力展开阻止爱滋病扩散和救治工作的。
这是一个人的战争：
13年来，这项慈悲事业耗去了她所获得的全部奖金一百多万人民币。
为调查爱滋情况、救治爱滋患者、宣传防爱知识、揭露输血感染，她的足迹（后来走不动则以出租车代步）遍布大半个中国，她沿着那条看不见的血河，明察暗访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十五个省区。
她走入过一百多个村庄——出访一天，一般情况是查访两三个村庄，多的时候一天查看过七个。
她访问过近千个爱滋家庭。到访之处，她留下金钱、药物、资料和口述的防爱方法；分享患者的悲愁、绝望和怨怼；延长前方探访的道路，增加未来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
她亲自编写、自费印刷的各式不等的爱滋病教育普及读物有100万到150多万册。
她没有发行网络和渠道，只能利用邮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两个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全国各地爱滋家庭的地址和需要寄出的各机构单位地址。
她曾背着12,000张自费印制的防爱宣传纸，风尘仆仆奔到火车站，站在寒风中向往来过客散发。后来则与医院、学校、报亭、报章杂志社建立联系，请求帮助，定点散发，或者请自己的熟人带往农村……
她发往中国公安机构的防爱资料就有30万份，据信全部从邮局消失，没有抵达。
她收到过来自爱滋病人和各种其它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已经出版）。12年4,380天，平均每天她要收到三、四封救援的信件。而她没有让任何一封来信泥牛入海：每个写信人都会得到她的回复。
回复信件的背后，是具体的救助工作。她亲手安排、救助的爱滋孤儿就有164个，至今以八十高龄的记忆，她能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这样的孤儿，即便救出一个，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通过她的努力，受到她的鼓舞，香港那位慈善家杜聪拯救的爱滋病孤儿，总数已超过10,000名。
她的家成了爱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来访问，多的时候一天接待过58位。
高耀洁教授没有机构和组织、没有经费和资助、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当然也没有薪水和报酬。13年来，她先后有过100多位追随而来的“防爱”义务工作者，却“绝大多数知难而退”了。
这天大的事，中国国家总理应该过问的事，中国国务院、中国卫生部、中国民政部、中国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县、区乡各级政府和官员应该负责的工作、恪守的职责，高耀洁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担当了。
中国的特丽莎修女
2007年，八十高龄的高耀洁教授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奖，这是她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美国维护女性权益组织的捍卫人权“环球女性领袖奖”。这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在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地表达自己对高教授的钦佩。凭着美国普通人的直觉，她将高耀洁教授与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年）相提并论，同时正确地指出：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丽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特丽莎修女在世87年，其中后49年献给了被贫穷、饥饿、疾病、遗弃折磨的人们。她的人生脚步从前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的首都斯科普里自己富裕的家庭迈出去，沿着自己悲悯铺设的道路，12岁走到了修道院大门口，18岁走到印度被贫穷包围的修道院，21岁走到加尔各答的圣玛丽高中教书，38岁她走出修道院，走进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高耀洁教授，除了坐牛棚、挨批斗，在痛不欲生的文革岁月中自顾不暇，她把一生所有时间精力情感和心血，都折进了女性健康事业，再折进性病防治工作，再折进爱滋病救助事业。这位伟大的东方女性，等于把自己嫁给了中国妇科病患者、性病患者和爱滋病患者，精湛的医道和毕生的精力与关爱，就是她无偿的嫁妆。高耀洁教授就是中国的特丽莎修女，是中国贫病交加者的福星。
不过，确如那位千里迢迢要见高教授一面的美国妇人所言，还不止如此。
背起爱滋病救助的十字架
高教授不是在正常环境中背起爱滋病救助的十字架的。她身材矮小，体重只有50公斤；她来自旧世界，双脚缠过又放过，那无量无数的山路、土路、崎岖坎坷的路，她要用自己那双半畸形的脚，一步一步挨下来。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还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按照医学定义，她是一个残疾人。日常饮食必须严格控制，否则就得上医院躺下。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爱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了；当她在山东调查采血黑血站的时候，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爱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去世了。她是一个母亲，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过刑关冤狱，身心严重受损，一生活在恐惧中；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了工作，很长时间无以为继，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回忆录宣布：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如果人体的血液可以沦为一种经济型态，世上还有什么可以免于明码标价出售？如果爱滋病是从血库和医院这等人体保健机构传播，还有什么能够保证人的健康？如果人跟动物一样不能丝毫摆脱性器官的支配，那么对于一个被金钱撵得满大街乱跑的民族，性病、爱滋病就必然成为另一种赚钱的市场。八十年代的中国，性病、爱滋病从二十年的消歇中无声地爆发，于是，不管你是谁，只要胆子大、心肠黑、善周旋，敢承包医院相关科室，敢到宣传机器上吹牛，就能打出正式的“预防治疗性病爱滋病”的招牌，就可以赚得黄金万两。于是，高教授的面前，是成千上万她要救助的爱滋病人，背后，是对她恨之入骨的骗子与权贵。那些权贵指使网上“五毛党”造谣惑众，说名门望族出身的高耀洁“自幼家穷，卖给青楼，是妓女出身”。那些黑心人则威胁高耀洁说：“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
随着爱滋村头一座座坟茔堆起，河北、河南防疫站三轮相关的医务工作者的接力揭露，随着高耀洁教授锲而不舍的调查，中外记者们持之以恒的关注，爱滋病爆发的事实已经无法遮盖。但是中国的商业奇葩“血浆经济”在爱滋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说的。高耀洁要救助爱滋病人，防止病毒传播，必须正本清源，她不能不涉及这个重大秘闻，即便官方不作为，她还是必须让所有人知道事实真相，以阻止更多的人在贫穷或康复中走向墓地。一个消息，就是一条性命，千百万条性命。于是，高耀洁教授在面对爱滋病患者伸出双手、背对骗子和权贵顶住暗箭的时候，她的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当头之危，是中国地方的权力集团为她准备的，为的是“叫高耀洁闭嘴”。
暮年出走 揭露血祸真相
1999年末起，间歇性地，在外探访爱滋村时，为了人身安全，她和随行的记者要随时准备逃走；在家里，她曾经接到过谩骂或恐吓的电话，后来电话则开始被监听监控，发出奇怪的响声。电脑总是故障，上网困难，电子信件丢失。出门买菜上公交车，她发现自己被摩托车跟踪。2000年寒冬腊月，雪花飘扬的季节，退休的高教授终于发现，她住的楼前布置了岗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发现她的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监控镜头。所有“不法分子”在监狱外面应该享有的待遇，高耀洁都享有了，可她是个七、八十岁的残疾人，来访的也多是爱滋患者，可谓老弱病残，高耀洁不能理解何故“我国”如此发达，却如此脆弱。
高耀洁的回忆录显示，2007年，只是为了河南的面子，而不是河南的生灵，河南当局调动了公安、行政、组织、亲属等全部能够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获奖，又要迫使她对外作出自动放弃的姿态，用心良苦。最后把她那少年时期饱受牵连，一生精神重创不愈的儿子动员起来了。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磕响头，跪请老人听组织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这一招太狠毒，以至于消息即刻不胫而走，传遍坊间。
所有这一切阴险恶毒、诡谲困厄，在特丽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高耀洁老人突破封锁，抵达华盛顿领受“世界女性领袖奖”的那一年是2007年。这座美国首都城市的潮汐湖畔樱花盛开，娇艳绚丽，湖水波光粼粼，水鸟飞动。半年之后，世界各界纪念特丽莎修女与世长辞十周年。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后荣获了至高的祝福：世界宗教领袖教宗保罗二世为她行宣福礼，为她命名：“加尔各答受祝福的特丽莎”。高耀洁老人那时已经顶着巨大压力，回到中国铁幕之中。当时还没有人能预测，为了给未来留下爱滋病毒在华肆虐的见证，她要在八十高龄的生命暮年，出走故土，飘泊流浪。
高耀洁老人自认为她不是英雄，是一个普通人。她坦然承认，最初只是凭着自己作为医生的职业责任投入防爱工作，“并不知道爱滋病传播、流行的背后蕴藏着这么多不可想像的问题。否则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勇气！”
发现中国血库血液传播爱滋病毒，高耀洁并非第一人，她也不是第一个报告此一灾难消息的人。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高燕宁的综述，在高耀洁之前，曾经有三位医生发现了问题并发出了声音：第一位是曾毅，北京中科院院士，那时是1984年。第二位是河北省防疫站的孙永德主任医师，那是1988年。他曾向各级部门发出过呼吁，这位医生后来销声匿迹了。第三位是河南省周口“单采血浆站”的副站长王淑平医生，那是1995年。王淑萍医生做过更艰苦的努力，问题再度捅到了北京，借助北京国家级一流专家的协助，促动了卫生部下达红头文件，关闭血浆站。王淑萍此后工作环境恶化，家庭和睦不再，她被迫先转到北京，失去工作收入，后出走美国，定居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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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高耀洁 民国最后一个背影
文 ◎ 北明
穿行于遍布31个省区的“中国的脉管、中国血”，看过高耀洁医生在那个人间地狱的〈一个人的战争〉之后，本文深入高耀洁的精神人格，探究她对于当代的意义。
系出名门 家风仁厚
高耀洁出身于民国时期名门望族，这个高氏家族传脉深远，可以上溯到四十几代以前《宋史》记载的冀国公高怀德镇守曹州的北宋年间。这个家族人丁兴旺，人口众多，关系繁复，不仔细梳理，外人难以厘清；这个家族财产丰厚，高耀洁父亲这一家祖上仅田地就有36公顷。她家的房屋居舍院落，非用图纸描画难以说清。她父亲家并不是最富有的，两度丧妻之后，他娶的第三任妻子吕氏“娘家有土地600余顷”。
那个社会虽然动荡战乱，但是文明的物质基础私有产权稳固，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精神道德、人格操守、生活习俗、人伦观念均法天地承旧制，礼乐不崩。那是一个“邦有道”的旧社会，高氏家族是一个辛苦劳动，勤奋致富，财产取之有道的光荣家族。那时富豪有情有义，穷人安贫乐道，世人不为杀贫济富的强盗逻辑所蛊惑。高耀洁家族人死兴丧，排场阔绰，围观者发的议论是同情：“死者留下的孩子太小了！”有人还流下了眼泪。
高氏家族虽不是书香门第，在三千年传承的文化大国做富人，不免诗书飘香。据《曹县志》和《山东省人物志》记载，这个家族的男人中有前清举人、清末进士，以及30年代国民党要员。当时文人同道有嫉妒者留诗为证：“可惜当年偃月刀，华容道上不斩曹，留下一点奸雄种，竟然文章贯英豪。”高耀洁的大姐夫家姓曹。
追踪高耀洁的文化背景，可以追到清末进士、山西巡抚徐继孺（1858~1917）名下。史料记载，这是一位饱学之士，翰林院修编、陕西省主考、著述等身的学者和诗人，也是一位载入县志“刚直不阿、清正廉明的循吏”。徐继孺的女儿徐氏嫁给了高家长子，高耀洁大伯父，是长媳。她是位知书达理，不施粉黛，却被埋没的巾帼，从小受父亲影响，受过严格的儒学教育，有句自勉曰：“灯前不到妆台上，不擦官粉秀花兰，不比粗存不打扮，丝布绫罗不耐穿。”不幸这名门闺秀28 岁守寡，随后又英年丧女。为了安抚她的不幸，高耀洁出生不久就被其父过继给自己的这位嫂子成为养女。高耀洁在这位养母膝下长大，称她为娘，她娘爱她“如同己出”。
饱读儒籍 蕴育悲悯胸怀
那是战乱初起，古风依旧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和家族中，高耀洁三岁多开始识字，四岁后开始背古诗，五岁缠小脚，走路麻烦，干脆正式静坐读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七岁，她读完了四书，接着读五经。高耀洁天生记忆非凡，读书过目不忘，初学表达的年龄，她就已经学会了上千汉字，四岁时一个月就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五年多私塾，许多诗、词、歌、赋烂熟于心，诗经至今朗朗上口，经书典章名句遇有需要便脱口而出，古文水准远胜于当代中文系古文专业的毕业生水平。
我读过高耀洁教授的回忆录。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她行文平实直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些文字不大闻得见时下贯通大陆的新华书面语体的气味，令人惊讶。另一方面，她的文字也没有作家们的矫揉造作之风，也令人惊讶。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那些如高原般走势平坦的文字，每行到地韵气脉饱满处，就会突显出一两株、三五株兀自矗立的苍天老树。那些老树，是儒家典章，表达她的悲叹与愤怒——她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是经典儒家式的。
对于这个未来岁月里的医生，优秀的古文水准是她私塾生活的“副产品”。重要的在于这些典籍中蕴涵的价值深埋在她幼年心中，后来形成了她的人格精神。观高耀洁一生，除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孔孟之道，没有别的资源影响她的人格思想和行为方式。正如她所言：“我读了五年多私塾，得到很多东西。”“接受儒学教育，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和以后要走的道路。”
仁爱与悲悯，是她一生道路的起点。她自述说：“儒学文化在的我脑海中根深蒂固，它培育出本人一颗善良的心，真诚的心。”在她抗击中国血祸的一个人的战争中，所有的困厄艰危都是缘此而派生的，她于困厄艰危抗衡的力量也是由此而产生的。起初，高耀洁惊讶地发现爱滋病是一场“国难”时，她写道：“但是我不知道爱滋病的传播、流行的背后蕴藏着多么令人不可想像的问题。否则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勇气！”虽然如此，后来来自权势的明枪暗箭和炮火飞弹，并没有像打压前三位发出声音的医生那样把她也打压下去。如她坦言的，她不是天生斗士，要找一片高地一展武功；甚至也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医生，要恪守医道责任——当时她人已退休，理所当然不在其位，不司其职。在我看来，重要的在于她是一位贤良，无法忍看眼前在悲凉绝望中挣扎的生命。她的仁爱之心、悲悯之情足够广大、足够深厚，一旦被一个个临床具体病例激发，就拖着她上路，来到救助穷疾的起点，又不期然走进荆棘横生的丛林。于是，仁爱之心替代了颐养天年的夙愿；悲悯之情不断兑换着与黑势力对抗的胆量和勇气。一个人的博爱能有多么深沉宽广，储藏多少勇气，蕴含多大的能量？高耀洁教授和她的行为方式是一个例证。
凄风苦雨 风云骤变
高耀洁的文字里保有中国传统文化遗风，不似新中国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武装头脑的知识，却像是通过心灵遗传到她生命的基因。她自己就是旧中国走过来最后一位名门闺秀，踽踽独行在日渐苍茫的非人之地。她的家已经不复存在。“1939年2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崔田民部二大队进占高新庄村，绑走二伯父高圣君、父亲高圣坦等三人，对其用尽了酷刑，几天之后我家用30万块大洋把他们赎回（见曹县志）。高新庄的全部地上、地下财产被抢劫一空，不久又把高新庄建筑痛付一炬，变成了一片废墟，其中不乏徐氏的所有遗产，当然也包括徐继孺老先生的遗物在内，也全部化为灰烬。”
中国思想史泰斗余英时在论及中国文化危机和激进与保守问题时，清晰地描述过高耀洁所生长的中国民间社会被犁庭扫穴而彻底消失的情况，兹不赘述。另一个严重的情况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传统儒学的彻底批判与禁绝，再经过全面世俗化的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将百分之七十的国家财富再分配于不到百分之一的权贵手中，而且族群的传统道德观念悉遭解体，虚无主义大行其道。
社会习俗和人伦道德的破产滞后于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生活方式的裂变。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经过文革正式落幕。而此前这个国族残留的最后一缕温馨之光，仍然存留在高耀洁的记忆中：农民只想安居乐业，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开会斗争地主，多数农民保持沉默。即便荒年发大水，农民没有外流趋势。地方官员出门的交通工具仍是自行车或毛驴，他们衣着简朴，油不肥肚，说起话来满口民生，非常具体：种地、建水池。“没发现任何人贪污，也没有大吃大喝的行为，更没有什么包‘二奶’、‘三奶’之类的丑闻”。悲叹的是五反宣传队自编自演的揭露商人偷工减料、棉花里掺水、肉里打水，药里掺白陶土，包养女人的节目，所挖苦讽刺的无一不是今日中国社会之写照。高耀洁作为一名医生，即便不做社会调查，也能从自己周围的环境中真实而深刻地感到：“社会变了！”
劫后余生 忍辱负重
高耀洁在这变局中所遭遇的厄运，无一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彻底倒下的标志：她被“揪出来了”，她被头戴高帽，颈上挂鞋，赤脚走过煤渣石子路，忍受满街的羞辱嘲骂；她被关进太平间，不人不鬼地与医院的尸体作伴，这些尸体中有不堪屈辱而自尽的市委官员。她在那里听到过窗外自己亲生骨肉、刚满13岁的儿子被强行抓走的惨叫。她被送往劳教场，以年近五十、一双小脚、残疾人的身体，在露天采石场接受惩罚性劳动。在经历过三次沦为刍豢的游街后，“首如飞蓬、遍体伤痕”的高耀洁决意自裁。士可杀，不可辱，那是清末以降，自革命党人到抗日将士一以贯之的优雅与刚烈之民风的最后一现：高耀洁不是因为不堪忍受苦痛而逃避生命，是因为不堪忍受屈辱而求死。“我已经记不清那漫长的游街之路是如何走下来的，只记得当时，充满我脑海的只有一个念头：死、死、死……”
1966年8月26日那天，她吞下了三十多片麻醉药。她没能死成，纯属天意。被救醒来后，三个哭成泪人的孩子无助的呼喊，使她从民国女子的刚烈中找回天下母亲的韧性，她发誓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忍辱负重，绝不再轻生。不过，挂着“破鞋”游街的人格侮辱，为她留下一个不轻不重的后遗症，她如司马迁受宫刑之辱感受一样：“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忧世道日下 怆然悲叹
人生识字忧患始。读过圣贤书，一身民国气的高耀洁走出了文革的残忍、狂妄、跋扈、暴力的地狱，经过了二十年重返医坛治病救人的相对宁静之后，借势走进性病、爱滋病区。她感受到的是这个国族已经被改造过一次的国民性，再度被改革开放所改造：寡廉鲜耻，贪婪无度、道德虚无，“‘一切向钱看’，死人对他们不算什么……”“医骗子多得像苍蝇，翩翩起舞。”在她的文字高原上，除了行文到气韵饱满处而突显的那些老树，那一簇簇藉儒家典籍文句抒发的愤懑之情，她的高原上也生长一簇簇的灌木，大概受《诗经》质朴诗风的影响，它们是老人在孤独的抗爱滋战争中随时写下的白话诗。单是诗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老人交战爱滋病时，对这个社会的感受：〈奴隶〉、〈贪骗病人〉、〈爱滋病谁都不远〉、〈灾难〉、〈心怀悲伤赴坟茔〉、〈谁之罪〉、〈你太累〉、〈悲伤的爱滋疫情〉、〈问苍天〉、〈深夜的孤老〉、〈满江红．血祸〉、〈夜泣〉、〈灾难〉。这些诗文所表达的，除了面对无辜血祸的天使般的哀叹，就是对人心不古的“仁者之怒”。
四顾苍茫，一无凭借，在那个全面恶俗化的社会里，高耀洁踽踽独行。“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可是高耀洁无法隐退，她旧时的家族豪门已经不复存在，她心中的圣贤理念悲悯之心也不让她隐退。等到当局把她当成异类，实施监控的时候，她更不隐退了。老伴儿去世，儿女远离，成千上万的爱滋病人变成了她的家庭成员，她已然成了他们的守护人，与他们生息与共。
为中国爱滋病群体发声
2006年传来了她荣获美国“生命之音”组织颁发的“环球女性领袖奖”。这喜庆的消息并不能使老人有丝毫轻松和喜色。那时候，她已经充分了解到中国血祸的严峻程度，同时从患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艰难中，亲眼看见了这个弱势群体投诉无门的困境。行前准备在即，她从各方友人为她购置的领奖礼服中，执意选择了一件中式外套，那是她家人亲手为她缝制，爱滋病人亲自送到她门上的。不合礼宾规矩，但是合乎她的使命：“我是代表中国爱滋病患者去的，我要为那千千万万死者服丧。”
接下来，她在自己的家里遭到软禁和封锁。河南当局所要阻止的正是这位首次出国的老人决心要做的：藉领奖的机会为中国爱滋病群体代言，“把他们的苦难和不平告诉世界，要唤起全人类对他们的关注和同情，要为他们带回与病魔和社会不公抗争的希望。”幸得美国前第一夫人、国会议员、现任的国务卿希拉莉连续给北京当局发出十几封言辞恳切的信，要求放行。半个月间说客盈门、轮番鼓噪、软硬兼施中，守死善道、不肯退让的高耀洁终得成行。
2007年2月26日，她踏上了美国大陆航空公司客机的舷梯。行囊里装着那件自家特制的“礼服”。那身中式外套黑底白花，普通面料，价值不到两美元。
云端之上始得片刻安眠
“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整整八十年的这位老人，六十余年岁月中，历经政治运动、忙于救助病人，劫波度尽，草心不泯，“奉献于斯，受难于斯，拚搏于斯”，却很少能安睡于斯。出国前半个月的软禁监视、围堵封锁和游说缠磨，加上登机前的长途奔波和紧张，进入机舱，老人已精疲力竭。这时她松了一口气，终于成行了。
托希拉莉的美国福，老人坐头等舱，座椅宽敞舒适，胜过她那堆满了防爱滋资料的简易床。
她难得地心宽意安，吃下了一片安定剂，在远离血祸故土的空中，在辽阔云端之上，她沉沉睡去。期间飞行十几个小时，只在日本上空吃了一顿西餐面条，接着再一觉睡到新大陆。
醒来后，她有一段时间迷离恍惚，不知身在何处，不知所见虚实真假。她那古典式思维中出现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她脸上的沧桑舒展为明朗的微笑。这位老人是一名医生，她没有等身著作论述中国传统，却以入世救人的一生演为儒教精神的血肉文本。人在天上那一刻，念及庄子念及蝴蝶，该是她一生躬行直道的困顿中短暂的休养生息，一如她只能在飞离血祸之地的空中酣睡。
其实老人太知道自己是谁了。她既不是庄子也不是蝴蝶，她是为千万爱滋病患者下地狱的地藏王菩萨，她知道自己身后只有她的无辜无助的爱滋病受苦人。
荣辱苦乐寸心知
当她穿着那件黑底白花、不值两美元的中式外套在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中走上颁奖台的时候，她的老眼里充满了泪水。
——在中原大地的道路上、村庄里、光秃秃的房梁下、黑黢黢的土炕前、歪脖子的柳树下、漆黑的无眠的深夜和无风的劳顿的白天，她曾经留下过无数次眼泪。然而这一次，伴着同情、理解、敬仰、钦佩的目光注视，老人为自己的命运热泪盈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先她走了，孩子不甚理解也疏远了，她得罪假医、官商无数，顺便有时也会得罪朋友，“得罪人太多喽”。没得罪的、真诚受她鼓舞的人们来来去去，一批批遭到打压，不得不偃旗息鼓，只有她挺立着。她强行出国，根本就违背河南官方的意志，但是她的根在中国，她的家在中国，她的价值在中国，她必须回到血祸之地。如此一来，面临什么她虽然无从知晓，但是必须承受。颁奖是他人的事，苦难困厄要自己承担。然而她已经八十高龄了！
预立遗嘱 远离浊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我的忧是‘血祸’未止，‘爱魔’未灭；我求的是这个‘世纪灾难’早日结束，苦难的人民早日摆脱苦海。”
“我为爱滋病患者的命运而忧，又为那些恶毒小人的逼害而怒。在遭遇无数的痛苦和侮辱以后，我静下心来思前想后，心潮难平。我怨天上的日月，你们都干什么去了？为啥不放射光芒照亮人间？我心中的忧愁抹不掉，好像没洗的脏衣服。我只恨自己没有一双翅膀，带我飞离这苦难的大地……”
老人对这个无道之世的深恶痛绝和失望无奈是难以言喻的。她已经立了遗嘱，并在自己的自传中将之公之于众了。她的遗嘱不是告诉自己子女如何分配她的遗产，她没有遗产。与她通电子信的人都知道，每封信落款处都标有她的座右铭：“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老人的遗嘱是为了杜绝河南及各地那些欺世盗名者利用她的名义，成立组织或机构，打着救治爱滋病的旗号欺世盗名，中饱私囊。她同时声明，杜绝身后有人以她的名义写传记、伪造历史，愚弄后代；不许身后有人以她的名字买假药、坑害病人和社会；不许身后任何人改编、修版她编写的任何书籍。这位老人经历过高家三代祖坟悉被掘开，焚尸扬灰，珠宝尽劫的灾难，她在遗嘱中说，“气如秋风，骨灰如土”，决意弃绝传统风俗，不土葬，不存留墓地，不给文革残渣余孽、贪官酷吏、行医骗子及后台主子留下造祸的场所。老人连骨灰都不留，她要与老伴的一同撒入她故乡之河，黄河，随之“流入大海，销声匿迹”。
此遗嘱一立，这位恓惶一世只为苍生的老人，不仅生前与欺诈、冷酷、贪婪、残酷、邪恶势力誓不两立，身后也彻底弃绝了这个堕落的世道。
八十高龄为使命远走他乡
2007年赴美国领奖归去不到两年，四川为大地震受难学生讨还公道的维权人士谭作人被捕，此案轰动中国坊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高耀洁教授失去了最后的安全感，她毅然再度出国。这一次，无人邀请，是离家出走，心里背的全是她那些可怜无助的爱滋病患者。
人类历史上，心中装着受苦人，在晚年离家出走的，在她之前只有一个，是俄国大文豪老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贵族晚年离开自己的庄园，坐上火车一路离去，为了寻找良心的安宁；而离开自己根深叶茂的大地和故国家园的中国民国贵族高耀洁，为的是寻找人身的庇护，以便把经年在中国血祸之河上独木泛舟的经历见闻披露于世。她把这当成自己人生最后一项使命。她现在每天工作几个小时，用她写得青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杀贫济富的凶手，誓为中国人为的血患作证。
她是不说英语、体质孱弱、形单影只的老者，她是秋日的霜叶，是暮色中的倦鸟。为了完成使命，她先是奉献了自己晚年的秋霜枫红，接着奉献了自己的故土的家国林园，最后切断了自己的退路。
这是中国礼仪之邦最后一位贵族的命运，这是旧中国、好中国、民国中国的最后一个身影。
后记
不止一次了，这位说话时撑住一口气，沉默时立刻呻吟不绝的老人，与友人在一起聊天时，不是讨论如何保健，而是谈论如何保证自己按时死去。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而她自觉来日无多，一旦书稿一一付梓，她就认定自己的使命完成，活着于她不再有意义，而世界对她早已是痛苦之地。
五月份，我受前《大河报》副总编马云龙兄之托到纽约探望她，她说，一旦书完稿，那就是她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言罢，沟壑纵横的脸上灌满了泪水。一种悲凉之情，从她的沟壑注满我心，我无言以对，我们这些爱滋病患的旁观者、未被感染的幸运者，拿什么去劝阻这个老人的决绝，拿什么宽慰老人的悲苦？
十月份，刚刚读罢她五月送的书《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我应邀去参加老人的新书发布会与她再次见面，心里装满了对她的敬仰和爱。在她那间只有一张床、一个简易桌子的卧室里，与她促膝对坐，听她挥去中国布满天空大地的乌烟瘴气，用口音浓重的河南方言再度咀嚼死亡的这个话题。
我劝她：风烛残年，使命完成，她回到中国未必导致很大的麻烦，而中国大陆有的是欢迎她去安享晚年的朋友。但是她说：即便她能够回去，骚扰和麻烦将波及那些曾经饱受牵连的亲属子女，她不愿意这种局面发生。而且，她拒绝入住任何友人家，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
接着她说：“我想好了，我最好的死法和去处，是死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
不能扶疾入国，还是要归正首丘。她这是要为无数无辜的爱滋患者献祭，她把自己当成祭品，要走上中国爱滋病的祭坛。纵观老人一生行为思想，当知此言非戏言。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先贤往圣也不过如此。
八十年代我参与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检讨运动，猛烈抨击杜维明教授的新儒学观点，认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把儒教的集体主义观念看成是极权主义在中国立足的思想资源。后来，我接受了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秦始皇到毛泽东，两种迥然不同的谱系、截然相反的哲学、泾渭分明的历史潮流和民族命脉”来解释中国近代政治与社会现象的观点。而如李慎之先生所察，当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被彻底摒弃之时，也正是专制主义昌盛并演化为一党专政和群众专政之时。我想，高耀洁老人艰苦卓绝、筚路蓝缕的一生可以证明，中国儒教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仁义道德精神，最终是通过人道主义指向专制统治的，而中国传统中“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一种价值观和人生信念，可以使人在困厄苦难面前，产生与宗教信仰相同的超越生死的伟大人格力量。
录宋文天祥被囚时以其浩然之气抵挡囚室一切秽气时所做《正气歌》句，赠与高耀洁教授，并结束此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2010年10月21日
秋雨将歇，秋叶飘零之际
于华盛顿◇
本文转自205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