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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专政与时俱进,共和尚未成功

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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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0月17日讯】共产党人所谓“五不搞”,无非就是说,在党专政的“如来佛手心”里,宪政共和或民主共和,根本毫无希望。辛亥革命百年的中国,已经被中共改造为党专政的“共和”中国。

十月,是“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也标志着辛亥革命已经历百年风雨。两相交汇,党专政的“共和”代替了宪政共和的严峻现实,就令人感觉格外沉重。

列宁式的“新型政党”

政党以某种政治理念为核心,而政党的组织,就其本性而言,本来与政府机构或军事组织不同,在正常的社会情况下它较为松散。在英文里,政党是party,人们的聚会也是party,注册个政党,不过就是类似于组织个聚会,没有什么特殊的了不起之处。

但是,在东方社会,在专制的环境里,难以容忍政党自由生存与发展,于是,在这里组织政党,就须有较严密的组织和运行规则,特别是以“铁的纪律”著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分裂为布尔甚维克与孟什维克,其最早的矛盾冲突,即表现为著名的“党章第一条”之冲突。熟悉俄国政治环境的列宁坚持严格的组织规则与纪律,而那些较为西方化的人们,则倾心于较为松散的党组织。

列宁式的“新型政党”掌握权力以后,能否转向正常状态,则事在人为。

铁托领导的南共曾提出,党应该摆脱过去战争与革命中的状态,其中之一,即取消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候补设置,因为这一设置针对的是党的地下状态和战争状态,为应付因抓捕、牺牲引起的突然变动而设置,在正常状态下就无须如此。

更重要的是,战争和革命时期,召开全党代表大会的难度较大,其中央委员会或其政治局,作为执行机构,权力较为突出,而正常环境里,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它与那些中央机构的关系,应有较根本性的调整。例如,代表大会的政治民主机制,以及代表常任制等一系列设置,实际与议会制相彷,这也就便于共产党适应于现代政党政治及代议政治。

党政一体、党军一体盘根错节

但是实践证明,共产党很难与时俱进。苏联共产党首开运用国家权力于党内斗争之先河,而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觉仿效斯大林的治党模式,而且,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乃至宫廷政治的权术谋略,经毛泽东之手而迅速在中共政治中蔓延。

中共不熟悉欧美政党的运行方式,也不熟悉列宁领导时代布尔甚维克党的运行方式。苏共在斯大林时代,仍延续其列宁时代的传统,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对全党公布,而中共对于这样的政党内部公开性的规则,完全是陌生的。它以其“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为荣,以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自豪,现代政治理性犹如凤毛麟角,个人崇拜及官位崇拜甚嚣尘上。

不过,中共在取得政权之际固然没有主动转型,后来,毛泽东逝世、毛氏小集团“四人帮”倒台、中共转向改革开放,其实又有一次机会。这时,中共深受专制折腾之苦,党内理性声音一度强劲起来,有识之士对于党自身的改革提出诸多建议,到1980年,甚至出现“庚申改革”的小高潮。可惜的是,这一改革倾向还是不能不与“四项基本原则”主导趋势相撞,依然无果而终。

中共权力从代表大会向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转移,特别突出的集中于毛泽东个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名存实亡,实行“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服从于政治局,服从于毛泽东个人,“毛主席、党中央”之称长期并列。这种状况,在毛泽东身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一直延续下来。“以×××为核心(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样一种奇怪称谓,竟然长期使用,其意当然不是指还存在一个“以其他某人为核心(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是作为“毛主席、党中央”之变体,仍有将党魁与党中央并列的一层涵义在其中。

同时,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普遍地国家化,就不可能转向较为松散的政党常态,相反,它掌握着政府与军队,后两者的组织形态,反过来也制约着共产党的组织状态。中共尤为典型,因为中共在长期战争环境中与军队共生,党军一体成为传统,在掌握政权后不仅不收敛,不转而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改革,反而党组织又再向政府机构大肆蔓延,造成党政一体、党军一体而盘根错节的现实。

“帝天下”升级为“党天下”

现代政党政治,以多党竞争为常态,反对党合法存在,执政党对其施政负责、对选民负责。选民的选择不是一次性选择,他们可以决定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也不必“千百万人头落地”。然而,共产党的党专政“共和”,实际上堵死了向宪政共和、民主共和的发展之路──其它政党只能匍匐于共产党的脚下方能存在,它们不可以争取执政,不可以作为反对党存在,不可以不服从共产党领导。即使共产党恩准它们尝试着上台执政,则它们面对的现实是,政府官僚集团同时也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军队是共产党的军队而非国家军队。若它们的执政胆敢触动共产党的利益,不用说,那就是政治自杀。

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共产党人高呼其所谓“五不搞”,无非就是说,在党专政的“如来佛手心”里,宪政共和或民主共和,根本毫无希望。辛亥革命百年的中国,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改造为党专政的“共和”中国。国家机器党化,或党国家化,一旦执政党轮替,如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时所说的,非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可,成为一场革命,对党专政的政府机构和军队,非彻底改造不可。

可叹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于共和初始、党派争鸣的年代,而一旦它成为执政党,就致力于将“帝天下”升级换代为“党天下”,使得中国党专政下的“政党政治”,距离承认反对党之合理性的现代政党政治,越来越遥远。

更可叹的是,中共隆重纪念它的九十周年党庆,自然引起民间对“建党”的兴趣,而中共则声称目前在中国“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暴露出这个老朽政党对新政党成长为现代政党的深深的恐惧。

依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而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实践中,实际上是面向过去,是以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军事失败为前车之鉴──它不能容许在国民政府治下那样的公民权利空间,特别是那样的言论空间和社会组织空间,再滋生出新的“建党伟业”。这样,它就失去了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能力,很自然地,它对市场化、国际化环境里新出现的政党,顺理成章地成长为现代政党,进而对其党专政形成威胁,本能地感觉恐惧,本能地显示出戒备的姿态。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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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7 11: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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