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0月07日讯】
张伯行，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历任内阁中书，福建、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他严于律己，爱护百姓，不贪名利，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和百姓的爱戴。康熙称赞其为“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
张伯行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熟读孔孟之书，他七岁那年，他的父亲对他说：“宋朝周、张、（二）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荀、孟之传者也，他日务读其书。”张伯行恪遵家教，天天诵读、手抄儒家经典，十三岁时已熟读了《四书》、《五经》、周张程朱之书等。康熙二十四年考中进士，任内阁中书科中书。在他以后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治河、救灾、廉政、养民、教民等方面都有突出的业绩。
惠泽于民行善政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仪封地方连降大雨，河水猛涨，城北旧堤立现溃决。在这危急时刻，当时因父丧而“丁忧”在家的张伯行挺身而出，自发地率领民众装沙土袋堵塞决口，使损失降到了最低。河道总督张鹏翮知道此事后向康熙疏荐张伯行，言其“堪理河务”。一向重视黄河治理、亟需治河人才的康熙谕旨：命张伯行以原衔（内阁中书科中书）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二百余里大堤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水利工程。张伯行上“治河议”十条，系统地提出了对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方案，并亲自督修，“往来督催，无时即安”，奔波了三年时间，圆满地完成了此项任务，因治水成绩卓著授补济宁道。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上任济宁道时，正值岁荒，他便倾其家资买米、制棉衣赈济灾民。皇上命令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奉旨开仓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汶上、阳谷等县人民。山东布政使责其“专擅”，准备上疏弹劾，张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擅自动用；皇上视民如伤，赈济灾民乃是广布皇恩。若官仓有余粟，田野有饥莩，才是本官之罪，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于是停止弹劾事。在济宁，张伯行还以治河为己任，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参酌古人治水经验，提出治水的原则是：“补偏救弊，相时度势，毋拘成格，毋循覆辙，善为之节宣”，其治河的思想主张及实践都保存在他自编的《居济一得》一书之中。康熙第五次南巡时，见济宁一段运河河道畅通，特召见张伯行，赞其治河有方而有功，赐予其“布泽安流”匾额。
张伯行兢兢业业，在任上为民做了很多好事，如他任福建巡抚时，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获准；他看到当时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粮食要从他省购买，但前几任官员从不过问此事，致使奸商投机牟取暴利，百姓苦不堪言，当即决定由政府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抚民安民；他大力扶持清官廉吏，保举了一批学问醇正、志操洁清的官吏，如陈鹏年、焦映汉、臧大受、李发甲、余正健和陈瑸等人，皆为国家有用之才。张伯行抑恶扬善，使当地民风淳朴，官清民乐。康熙称赞他说：“凡为大臣，当仰体君心，惠爱百姓。如张伯行为巡抚时，凡地方情形，米麦价值，皆不时奏闻，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
清白之名闻天下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张伯行任江苏按察使。他秉性耿直，从不巴结上司，有人让他送礼交际，他拒绝说：“我为清官，岂能办此！”不但如此，他在任内兴利除弊，因而得罪了总督和巡抚，常受到他们的排挤。第二年的正月，康熙南巡到达江苏，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朕访知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是“江南第一清官”。到了苏州，召见众臣，命督抚们举荐贤能官，督抚们举荐了一些人，却没有张伯行。康熙对总督、巡抚申斥道：“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说完又转向张伯行：“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天下会以朕为知人。”当场提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并赐予其“廉惠宣猷”匾额，表彰他是清廉仁惠的榜样。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他一到任，为杜绝送礼者，严禁徇私舞弊之风，便向全省发布一道政令《禁止馈送檄》：“一黍一铢，皆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水薛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这则堪称为“金绳铁矩”的檄文，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广大士民交口称赞。张伯行严格约束全省各地属员，而他自己则率先示范，杜馈送，处处节俭，不纳分毫，他还写了“一字诗”以明其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至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事，廉耻实伤；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他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整个路费仅花一两银子，令人感叹，先派旗牌官至江苏，通令禁止官员科派百姓铺陈衙署，“及入署，四壁萧然，乃恬然安之”。张伯行在外做官三十余年，“未尝携眷”，每次上任，所带随从人员很少。日用俭朴、费用自理，一切属于私人的花销包括米麦蔬菜、衣服穿戴，甚至是磨面的牛、石碾都是从河南老家运来。在他离开福建、江苏等任上时，当地的百姓都挥泪相送，感念其政绩，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江南一杯水”。
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两江总督噶礼接受贿赂、纵容舞弊，张伯行不畏权贵，上书朝廷将噶礼革职。噶礼惶惶不安，先派人私下找张伯行说和，遭拒；又进行威胁，张伯行道：“圣明在上，我何惧焉！”噶礼于是罗织罪名，上疏诬陷张伯行七宗罪。康熙命二人俱解任，交由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审理。穆、张二人不想得罪噶礼，对其有意袒护，称张伯行“所奏全虚，应革职”；噶礼“所奏，有实有虚，应留任”。康熙见他们有意掩饰真相，斥责道：“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而噶礼“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朕不能信”，他“屡次具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谕旨见在噶礼处。此所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据实再议。再议作出了判决，将噶礼革职，张伯行复任。
笃学尚德施教化
张伯行认为圣人之道必可学，一生孜孜求学，躬身倡导。在从政之后，无论在鞍马、舟车之上，无论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释卷，读书研究不分昼夜和寒暑。他认为学圣贤之道，应当把“主敬”放在首位，尝言“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张伯行指出：做人当立志远大，“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与天地同体，而后不愧于天地；圣贤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与圣贤同心，而后不负乎圣贤。学者立志，可不远且大哉！”他认为人在任何环境中要遵从天理、道义，“人必于道理上见得极真，亦必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而后于道理上守之愈固”、“圣贤之心如止水，或顺或逆，以理处之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他指出学者中有“只求做官，不求做人”的现象，“盖务举业，饰文辞，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为先，以纲常名教为重，以孝弟忠信为实修，以礼仪廉耻为防检，此求做人者也。做人好，做官自好；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他提出：“何以为学？曰致知力行。何以为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处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温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几乎？”张伯行曾被誉为当时“理学名臣之冠”。
张伯行非常重视教化，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兴文教，讲孔孟之道、圣贤之理、宋明之理学、伦理纲常等。他在家乡设义学，自建了“请见书院”。后来，他到哪里做官，就在哪里设书院。如在济宁道时，自己出资办了“清源书院”、“夏镇书院”；在福建，设“鳌峰书院”；在江苏，设“紫阳书院”，这些书院的设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文人士子，也培养了很多青年人才。他还拿出自家的藏书，并广招贤士，搜集先贤圣哲的文集，校订刊印，用来教学生。他每在从政之暇亲至书院讲学，与学子们谈论。
张伯行一生著述甚丰，有《正谊堂文集》、《道统录》、《学规类编》、《性理正宗》、《广近思录》等书，并传于世。他还写了很多诗歌给人以启迪、勉励，如他在《云》中写道：“灵山藏云根，郁郁生岩窦。直上九天表，须臾弥宇宙。乘时作霖雨，遂使嘉禾秀。膏泽遍苍生，普世登仁寿。不自居其功，飘然复归岫”。
张伯行操行端正，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其言行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清官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思想。康熙对他多次表彰、擢升，赞扬他“居官清正”，“操守清洁，立志不移”。他的心里始终存有古圣贤铁肩担道义的理想和正直品格，鼓舞着后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真理，坚守道德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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