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死亡的幽谷(40)“右派分子”的婚姻

第九章、重建家庭，认真“改造”

一、“分子”加“分子”的婚姻

1963年9月6日，我从西山农场回学校后，被安置在总务科当勤杂工。这时，经济开始复苏和繁荣，阶级斗争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激烈了，看来老百姓要过几年好日子了。我这个“摘帽右派”也沾了大气候的光，过着平安无事的日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救了老百姓的命，但刘少奇因此得罪了“万岁爷”毛泽东，“文革”时被毛活活的整死。

在西山农场期间，我遇到了曾是我校学生的夏淑彬，当时她28岁，四川铜梁人，家庭成分是地主。1950年她从农村来重庆投奔她二姐夏淑超（重庆特殊钢厂工人），1956年考入五一技校。

夏淑彬为人忠厚老实，在学生期间适逢57年“整风运动”，她被上上下下一片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的激情所感动，便在班里“大鸣大放”时提了一个意见，说“土改”时有个别当地干部，利用“土改”运动报私仇，并举了一个例子。因这样几句话，她这个老实纯朴的农村姑娘被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什么叫做“反社会主义”她还没有弄清楚，就稀里糊涂的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

她毕业后，在工厂由群众“监督劳动”，当“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后来每月给她18元的生活费。西山农场开办后，她又被下放到农场继续“监督劳动”。

我到农场后才认识她。我这个“右派”和她这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一起劳动。开始，我两做梦都没有想到以后会结成夫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双方有着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现实处境，很快彼此之间的印象加深。“同是天涯伦落人”，她认为我和她一样都是被冤枉了的好人，由内心对我的同情到爱慕我的人品。

她主动帮助我，我的棉衣破了，她用了几个夜晚帮我补好；我的饭量大，经常吃不饱，她知道后，不时把她自己节约下来的饭票给我，我从内心里很感激她，也非常同情她的遭遇。

在劳动中她担不动的担子我常常帮她担。不久，有些好心人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我们两个结成伴侣。她也不表示反对，只是私下里对别人说，她二姐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现在还在通信，她感到为难。

她对我的好感越来越深，加上她的女同学肖朝凡（又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开导，她决定放弃了那个只有一面之识的男友，而今和我好。

我正值中年，也想结束单身汉生活，但一直不敢想有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人。

她虽然是个“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毕竟是个未婚的年轻姑娘，应该不愁找不到一个比“右派”好的男人。她到底图我什么呢？

我想，关键在于我们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处境，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结合的基础是非常坚固的，绝对不会再现与前妻的那种“大难来临各自飞”的悲剧，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婚姻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夏淑彬感情纯正专一，是位从农村出来的受过磨难的姑娘，作风正派，又能吃苦耐劳，是那种“嫁鶏随鶏，嫁狗随狗”忠诚可靠的贤妻良母型的人，她应该是能与我风雨同舟，白头偕老的姑娘。当时她甚至还担心，以后我要是翻了案会不会抛弃她。

1963年8月，在西山农场我俩个私下定了终身。

农场回学校后，夏淑彬的二姐听说她找了一个“右派”，勃然大怒，严厉打骂了她，甚至以断绝姐妹关系来威胁，逼她断绝和我的关系。

她的二姐就像她的家长，是二姐千方百计把她从农村弄出来，在她未考入五一技校时，她一直住在二姐家里，一切的吃、住、穿、都是依靠二姐。当二姐威胁她要和她断绝姐妹关系的时候，她内心非常痛苦，最后她恨下了一条心，宁可断绝姐妹关系也要和我结婚，今后有什么困难绝不求她二姐，自己来承受她选择的后果。她回学校后，她的一些女友都说她“傻”，也劝她和我断绝关系，她们可以帮她找一个家庭成分好的。

夏淑彬毫不动摇。

1964年2月4日，我两人去大坪街道办事处办结婚证。那位中年女人以一种诧异的口吻提醒夏淑彬：“你知道他是个‘右派’吗？”她回答说：“我早就知道！”

2月6日至2月8日，我们请了三天婚假，以旅游的方式，去重庆南温泉风景区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回玩了三天，这就算是结婚了。当时，她已摘掉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车间当车工，定为二级，每月工资36元，我的工资定为31元（内有1元地差）。

我们结婚后，学校分给了我们一间12平米的单人间，我们借了公家的一张床，两个人的被子合二为一。此外，除了各自的吃饭碗筷以外，几乎一无所有。锅、碗、瓢、盆等都是以后陆陆续续添置的，但我总算是有一个家了。

我们结婚时，她娘家和亲友无一人上门，不过她老母亲心痛女儿，力排众议，同意我们两个的婚事。我们结婚那天，她老人家独自一人，从她二姐家来，跟着我俩一起去南温泉玩耍了三天，这给了我俩极大的精神安慰。

后来，她和二姐的关系也渐渐缓和下来，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她二姐最后表示愿意和好，我也表示对他们完全理解，换个位置谁愿意自己的妹妹嫁给个“右派”。这样，我这个无亲无故的外省人也有一门亲戚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夏淑彬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没有怨悔，“糟糠之妻，患难相从”。十五年后，我的冤案平反，有人又以另外的眼光称羡她“有眼力”，说她有福气等，其实她什么也没有，她就是她。(待续)